语言学人｜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

   语言学人（第 28 期）

黄国文

    摘  要：最近这几年，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外语学术界发展很快，研究范围也在扩大。2017年4月7日下午，黄国文教授接受了访谈，他就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发展和研究路径，以及中国语境下的和谐生态话语分析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等方面做出了解答。

    关键词：黄国文；生态语言学；和谐话语分析

【被采访人】

黄国文，广东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讲席教授。现任亦担任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IEA）中国地区代表（Regional representative），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会长，广东外国语言学会会长，CSSCI来源期刊《中国外语》主编，国际期刊Functional Linguistics (Springer) 联合主编，国际期刊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Routledge) 联合主编，M.A.K. Halliday Library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eries语言学丛书（Springer）联合主编；先后担任国内外20多家期刊的编委或顾问。2011-2014年任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ISFLA）执行委员会主席。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1992）和威尔士大学（功能语言学，1996）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编撰出版专著、教材多部，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一五”、“十二五”）3部；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兴趣包括：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

【采访人】 

赵蕊华，博士，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功能句法。

【采访时间】

2017 年 4 月 7 日下午

黄国文先生

赵蕊华（以下简称赵）：黄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对您进行访谈。这几年来，“生态”在我们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频繁出现，比如，经济、农业、教育、娱乐、城市发展等等，这是否是一种生态泛化，或者说学科生态学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黄国文（以下简称黄）：“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Ernst Haeckel于1886年首次提出和定义的，换句话说，生态学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即生态泛化。生态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出现了经济生态学、生态工程、人类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放射生态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教育生态学、生态翻译学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而生态语言学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独立学科。

学科生态学化这种现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这点1988年李继宗和袁闯在《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一文中就谈到了。现在，虽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日渐突出，严重影响到人类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可持续发展。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致力于生态保护，尝试将社会、经济发 展与生 态可持续发展相 结合，从生态的视角审视各种问题。“这说明大家都关注生态、环境和其他非人类的生命形式”，也就是学科的生态学化（黄国文2016a）。生态泛化无疑为我们发现、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其他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但是，生态泛化也可能造成一窝蜂盲从。由于盲目跟风，部分研究的基础薄弱、流于表面、急于求成，想要一蹴而就，这不是“生态”的研究方法。就生态语言学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全面了解其兴起、发展、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研究特点、研究趋势等，搜集广泛的合适的研究语料，再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问题。

赵：生态语言学发展了近半个世纪，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

黄：好的。生态语言学在国外和国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比国外，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目前，为学界所熟知并且广泛认同的是Haugen模式和Halliday模式(Fill 2001)。Haugen模式即Haugen(1972) 提出的隐喻说，他将语言与言语社团的关系看作是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内容为语言跟踪、记录和调查、语言保护、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活力等等。另一种模式，Halliday(1990,2007)模式是非隐喻的，关注的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语言是怎样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通过研究语言揭示生态问题以及说话人的生态哲学和社会目的，分为生态话语分析和话语的生态分析。虽然这两种模式是广为认可的主流研究路径，但是正如Steffensen和Fill(2014)所提到的，在这两个学者之前就有了相关研究，只是特定的语境赋予了两者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认为是他们开拓了这两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对于这点，我是认同的。

这两个研究模式包含了两组互补关系。首先，对语言和言语社团关系的研究与对语言和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互补的：语言的跟踪调查和语言政策的制定都要以了解语言的特点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为前提，而维护语言多样化是维护文化多元化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通过语言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生态问题。另一组互补关系是对生态话语的分析和对话语的生态分析。现在不少人（如Alexander & Stibbe 2014)提倡话语的生态分析，这是因为话语的生态分析所涉及的文本类型更为广泛，研究者可以从生态的视角分析任何类型的话语，发现语言系统的生态因素和非生态因素，使研究更具有整体性、多元性和系统性。国外的生态语言学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比较有影响的网站有Fill 建立的http://www.kfuni-graz.at和Stibbe 建立的http://www.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是2016年成立的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该学会是在2004年Stibbe 建立的“语言与生态中心"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现在这个学会已经有500多位会员。40多年来，生态语言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相关论文、论文集和专著。其中，广为人知的论文有 Haugen(1972)、Halliday(1990)、Goatly(1996)、Fill(2001)、Stibbe(2005,2014)、Bang和Trampe(2014)、Steffensen和Fill(2014)、Eliasson(2015)等，论文集和专著包括Fill 和Mühlhausler(2001)、Mühlhausler(2002)、Garner(2004)、Bang和Door(2007)、Stibbe(2012,2015)等等（参见黄国文2016b）。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最早使用“语言生态学”的应该是郑通涛(1985),接着是李国正(如1991），但很可惜，当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直到21世纪初，这个学科再次进入研究者视野（如范俊军2005）。目前，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占主流的还是Haugen模式，特别体现在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保护。不过从201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注意到研究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有一些学者（如辛志英、黄国文2013；黄国文2016a，2016b，2016c，2016e；黄国文、陈旸2016；赵蕊华2016）从系统功能的角度出发，展示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的 生态话语研究的可能性和范式。我认为Halliday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模式更能揭示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因为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语言与言语社团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是要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一言一行、所思所想都必然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必然对人类产生反作用。我相信Halliday模式的发展将会为生态语言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它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赵：您在2016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明确提出中国语境下要重点探讨和谐话语的构建和推广，请您具体阐述一下其含义和所依托的理论框架。

黄：我从2013年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以来，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国外研究者所展示的批判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如Goatly 1996;Stibbe 2004, 2014, 2015) 是否适合中国语境。我们在《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黄 国文、赵蕊华2017）中勾画了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和谐话语分析的异同，明确指出生态话语分析需要考虑其语境，任何脱离语境的分析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在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话语产生的体制背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影响、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且我多次谈到（2009，2016d）语言学探索中本土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追求研究原创性和本土化的必要和趋势。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黄国文2016a, 2016b, 2016c) ，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因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2016a:12)。“和谐”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词，它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一致。在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并非单纯地批判非生态因素，而是要结合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的动态发展，研究生态因素与非生态因素的调整和融合。不过，这并不代表和谐话语分析局限在中国语境，它可以广泛应用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背 景下的生态话语分析。但是，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生态和谐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它们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和谐话语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的，或者说是以特定社会文化为基础的。

在我开始生态语言学研究时，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不做系统功能语言学了。这应该是一个误解，我一直强调我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我的语言研究的理论支撑多年来一直是Halliday的理论。Halliday（如2009）多次说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是为了用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而设计的。生态中的语言问题和语言中的生态问题，都可以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来解决。生态语言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它涉及了诸如生态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翻译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当然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径进行研究。而我所提的和谐话语分析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用整体的、功能的、系统的、选择的、进化的视角分析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话语生态和语言系统（特别是汉语）。我们（黄国文、赵蕊华2017）在《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中已经论证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的生态性，因此，在生态的研究框架下用生态的思想研究生态问题无疑是可行的。顺便提及，和谐话语分析不同于Martin(2004) 提出的“积极话语分析”。最大的不同是 Martin并没有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框架中讨论问题；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一样，关注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非整个生态环境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赵：您能具体介绍一下进行和谐话语分析的方法吗？

黄：和谐话语分析的方法与话语分析有相通之处。我认为首先要有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在生态系统中观察现象、考虑问题，要坚持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法：上至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下至上下文语境，从示例极到系统极。我们在分析时，要考虑语篇背景，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要了解语篇具体环境，知道经验含义、人际关系以及谋篇布局。对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惯常做法，分析表现在语言的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甚至是语音层的特点。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从生态话语文本着手，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然后逐渐将分析扩展到各个文本类型，最后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并在生态视域下讨论问题。但是这几个方面并不一定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先后次序，它们也可以同时进行。

有一点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生态话语分析中，分析者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极大地影响了对话语的理解、解释和评估。和谐话语分析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以西方的生态哲学或者生态观来评估中国的生态问题、衡量中国的生态事业进程。西方生态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环境主义—激进环境主义—深生态主义。很多西方的话语分析者（如Naess 1995; Stibbe 2004, 2015)区分了浅生态主义和深生态主义，以深生态主义的观点审视话语，批判有悖深生态主义的言语和行为。但是这在中国目前并不合适，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诸如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前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国家为发展经济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环境恶化、资源匮乏、动植物濒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这也引导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绿色”工业革命。这些生态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但是当下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都不同，我们需要以此为依托进行话语分析，有步骤、有理性、循序渐进地推动生态系统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和谐。这不是一种开脱或者说辞，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也不同步，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来对待中国的现状，不能完全采用他们的生态观，这其实也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赵：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黄国文2016a）和《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黄国文2016b）中都提及道家的生态传统，那么和谐话语分析是否蕴含了这些生态思想，除了道家外是否还有其他中国传统思想？

黄：对，在这两篇文章中，我说到了老子的《道德经》。我最近经常翻读《道德经》，受到很多启发。道家主张以人为本，同时也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注重天地万物的自然平衡与生态和谐。道家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从道产生。道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是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根源，所谓“道者，万物之奥”（第6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就是这个道理。道家的生态思想非常博大精深，这里无法也不可能一一阐释，不过我还想提一个与“道”紧密相关的思想，即阴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强调万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举一个非常接近我们生活的例子，中国的饮食。虽然中国的八大菜系，还有一些未列入主要菜系的地方菜，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川麻、湘辣、沪甜、粤鲜，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量相冲的调料和酱料，比如辣椒、醋、糖等等。要想做出一道可口的菜，就需要调整每种调料的比例，达到平衡，就像糖醋排骨、鱼香肉丝这些我们常见的菜式。这种对立统一、求同存异、平衡和谐的生态思想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

除了道家思想，另一个深刻影响我的是儒家思想，这里我主要指孔子的思想。从2011年起，我发表了一系列与《论语》有关的论文，但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就已经看了很多相关研究。我提出和谐话语分析也受到仁民爱物（孔子）、天人合一（庄子、董仲舒）这类主张的启发。与道家相似，儒家思想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为重点，也强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和谐关系，例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 雍也篇》）、“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等等。这里，我并不是要来总结孔子的生态思想，而是想要向大家传递孔子的这样一个理念：敬畏自然、顺天、应时，注重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保持生命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生态和谐。这点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黄国文2016a）已经提到过了。最近我读了乔清举（2013）的《儒家生态思想通论》，该书从多个角度说明了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性，探讨了儒家生态理论和一些有意义的实践经验，对我们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也不无裨益。以上两点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思想：和而不同是为生态。我们常听到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主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关系，我认为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也同理。我们主张和谐，但并不是说完完全全一样。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系统有各自的特点，有各自的运行机制，但是它们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契合”，就像中国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濒危方言一样。这好比一台机器上的齿轮，各个齿轮有大有小、有主有次，但是只有相互“咬”住，才不会掉链子，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过时的。这些文化引导着我们对生态的态度和行为，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下一代成为“敬畏自然、善待环境、懂得感恩、关怀生命，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思维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也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的“生态人 ”（黄国文2016a：10，参见张国壮2010）。

赵：最后，能否请您展望一下生态语言学的未来发展？

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生态语言学作为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的话题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十分认同Halliday(1990:145) 有关语言主动性的观点：“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创建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假定，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语言来发现、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评估生态现状，促进生态和谐发展。第二，生态语言学是跨学科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进路来展开研究，在将来也会融入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不仅限于生态学和语言学。最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到对人们生态观的引导。个人的生态观受到其出生环境、生长氛围、教育背景、所处的社会体制、自身信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等影响。因此，我认为未来生态语言学需要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人们生态读写 能力的培养，使人们“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黄国文2016b）。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讲，现在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扫盲阶段，目前的任务是首先让大家对这个学科有个基础的、清晰的认识，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将来要发生什么。长远来说，这个学科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正如习近平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一样：“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我们要关注国家、世界和人类的命运，把生态语言学研究当作一项事业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这样对人类和其他物种，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赵：感谢黄教授与我们分享了生态语言学与和谐话语分析这么多的精彩内容！

黄：谢谢采访。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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