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何山华 戴曼纯 “语言管理理论”：源流与发展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1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转型国家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保护问题（14JJD74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山华，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等。

戴曼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等。

摘  要

    “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是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反思而出现的一种理论，试图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维护弱势群体的语言利益。该理论基于欧洲学者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语言问题”理论，主张宏观语言规划应以微观层面的语言问题为出发点；语言管理可遵循一定的步骤以发现并解决语言问题；对于语言活动的管理应基于交际层面的管理，而交际管理应基于社会文化管理。该理论通过提倡“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的互动而试图调和语言规划研究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规划路径，体现出一种有别于英美研究传统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

语言管理  语言规划  宏观规划  微观规划

    人类对于自身的语言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和管理，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私人交流中的字斟句酌，也可以是举国行之的识字教化。显然，这种管理有别于单纯的语言层面的产出和理解活动，需要对语言及语言行为采取一种超然的、反观式的认识方式，属于元语言 (meta-linguistic) 活动。对于这种管理行为的系统研究和理论化描述，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产物，一般认为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20世纪50年代后，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开展的大量语言管理活动催生了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经典理论（Rubin & Jernudd，1971；Rubin et al.，1977）。当时的理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聚焦于国家层面的规划，依赖于国家权威（Nekvapil，2006）；二是高度乐观，坚信语言规划会很快推动政治和社会向现代化转型（Baldauf，2012）。然而至80年代后，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各国政府对于专家建议从来只采用对他们有利的那部分，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于是开始反思之前的研究方向（Baldauf，2012）。“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以下简称“语管论”）在此背景下出现，提出语言规划应以交际活动中的具体语言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将注意力引向微观层面和底层关切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试图建立一种视野更为开阔的理论体系。数十年来，“语管论”的发展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西方社会语言学界，特别是急需理论突破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本文将对“语管论”的思想源流、理论主张、发展应用、学界地位以及近况进行介绍和评价，并将尝试为该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几点看法。

1

理论简介

1.1

理论概述

    “语管论”将语言活动区分为两种：一是语言产出和语言接受（languag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二是对这种产出和接受进行干预的行为，即“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①。“语管论”认为语言管理分为个人进行的简单管理（simple language management），或机构（包括学校、公司、或政府）进行的有序管理（organized language management）；语言管理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涉及所有的语言媒介和语言形式；语言管理应与交际管理和社会文化管理同时进行。因此“语言管理”与费什曼（Fishman，1971）所提的“施于语言的行为”（behavior toward language）这一概念非常类似，可以用于指所有对语言行为进行调整的活动。“语管论”致力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分析上述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的所有语言管理活动，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元语言层次，使自身在语言学框架内自动区别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

①国内有学者曾将“language management”译为“语言治理”（周庆生，2005），不过鉴于“治理”一般对应于英文“governance”，而该词具有特定的理论涵义，根据笔者与周庆生老师的交流，本文使用“语言管理”的译法，以示区别。

1.2

名称辨析

    在对“语管论”进行讨论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语管论”的一些早期理论并未冠以“语言管理”的名称；二是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内容也使用了“语言管理”这一术语。

    在语言规划研究领域，早期曾出现过大量术语用于指代语言管理活动，如“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语言处理”（language treatment）、“语言规范”（language regulation）和“语言发展”（language development）等（Cooper，1989：29； Spolsky，2004：8），后得到学界广泛接受的主要是“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 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其 中 以“语言规划”使用得最为普遍（Cooper，1989：29）。 在1986年魁北克召开的“语言规划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上，“语管论”的创始人颜诺和诺伊施图普尼（Jernudd & Neustupný，1987）认为：之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宏观层面的语言规范行为，建议用“语言规划”来指代当时的已有研究；宏观的语言规划应以发现微观层面交际活动中的语言问题为前提，以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并第一次正式提出用“语言管理”②来指代那之后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2012）提出了“关于语言管理的诸理论”（theories of language management）这一说法。

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一术语与发源于加拿大本土语言规划研究的法语术语“aménagement linguistique”形成对应，以至于在随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成同义术语（Kaplan & Baldauf，1997：27）。

    其实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74）关于“语言问题”的研究在1986年之前已在国际学术界广为人知（Cooper，1989：29），而他有关如何解决语言问题的论述是在“语言匡正”（language correction）这一术语之下进行的。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使用“语言匡正”来指代“个人或机构所进行的有规划或无规划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语言矫正行为”；同时将“语言处理”作为“语言匡正”的一个下位概念，用于指社会范围内对于语言问题有组织的处理；而“语言规划”是“语言处理”的下位概念，仅指基于理论指导的系统理性的语言处理（Jdd1982）这些研究正是“语管论”的前期理论基础，后来被称为“语管论”的“语言规划”阶段（Neustupný，2012）。

    进入21世纪后，“语言管理”这一术语的使用变得更为频繁，似乎出现了一种从“语言规划”向“语言管理”转向的趋势，甚至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Nekvapil，2006；Ozolins，2013）。有学者（Mwaniki，2011）梳理了目前使用“语言管理”这一术语的三种主要学术传统，分别是：以色列—美国；欧洲—亚洲—太平洋；非洲。第一种传统以斯波斯基（Spolsky，2004、2009）为代表。他起初用“语言管理”作为“语言规划”的近义词，与语言理念和语言行为共同组成一个语言社区“语言政策”的三个核心成分，将其定义为“任何试图改变影响语言行为的行为”（Spolsky，2004：5）。后来，斯波斯基（Spolsky，2009：4）推出“领域”（domain）的概念，将“语言管理”修改为“具有权威或宣称具有权威的个人或群体，在某一领域内，对参与者的行为或理念公开进行改变的行为”，部分地整合了“语管论”的观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传统其实就是“语管论”的使用传统，关于其具体内涵我们在后文详述。而非洲学者对“语言管理”的使用是对前述两种传统的借鉴与互动，试图给这一概念添加更多的内涵，但因参与人数不多，至今未形成较大影响（Nekvapil & Sherman，2015）。

    应该说，上述三种使用方法都可以归入“关于语言管理的诸理论”，但“语管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个长期系统使用“语言管理”这一术语的理论，并基于这一概念构建了一个独有理论，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其他学者，如斯波斯基（Spolsky，2009）对于“语言管理”这一术语的使用依然是近乎“语言规划”的，与“语管论”具有根本性的区别（Nekvapil，2012a；Nekvapil & Sherman，2015）。

2

思想源流

2.1

通则和分则

    “语管论”主要由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和颜诺（Jernudd）共同创立，但前者贡献更大一些。这两位学者均出身欧洲，不过后来主要在欧洲之外从事研究工作。

    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33—2015）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曾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攻读日语和远东历史，精通德语、俄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并学习过印地语和乌尔都语。1966年起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担任日语教授，在该校创立澳大利亚首个日本学研究中心。1993年退休后赴日本高校继续执教，曾获授“旭日中绶章”。2015年7月病逝于日本。他关于“语管论”的很多论述都是基于捷克（1993年以前为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语言管理实践，或日裔学生在澳洲和欧洲的言语行为。颜诺（Jernudd）系瑞典裔学者，是国际上最早参与语言规划研究的专家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参与了由费什曼（Fishman）领导、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的“语言规划过程”项目，并与拉宾（Rubin）共同编辑了语言规划领域早期的奠基作品之一——《语言可以规划吗？》（Can Language Be Planned?）（Rubin & Jernudd，1971）。后在香港浸会大学任英语语言文学系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现移居美国华盛顿。

    颜诺（Jernudd）与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两人均参加了1966年在美国召开的“发展中国家语言问题大会”，后来又同赴莫纳什大学任教，因此两人很早就开始了在“语言管理”研究方面的合作。两人在1986年于加拿大召开的“语言规划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语管论”的经典文献《语言规划：为谁而行？》（Language Planned: For Whom?）（Jernudd & Neustupný，1987）。鉴于二人均是国际知名学者，因此“语管论”自提出之初就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而两人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分别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此进行发展和完善，是“语管论”毫无疑义的创始者。

2.2

理论渊源

    “语管论”由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和颜诺（Jernudd）于1986年共同正式提出，但其核心思想所基于的“语言问题”理论在此之前已由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68、1978）提出，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首先，毫无疑问，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思想受到了布拉格学派相关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在布拉格学习时曾师从布拉格学派成员斯卡里契卡（Skalicka），并在随后的10年中与其保持了密切的关系。①在20世纪上半叶，以马泰修斯（Mathesius）等人为首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语言规划实践和研究，成为美国之外的又一早期语言规划研究重镇（Kaplan，2011）。该派当时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新创，急需对捷克语②在新形势中的使用进行规范，因此侧重于对捷克语的细节进行改善（Neustupný，2006），通过对标准捷克语的定义和划界，建立了对于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语言如何进行标准化的重要原则（Neustupný，1968）。这一方式被称为“语言培养”（language cultivation），后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一种与“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并列的两大语言处理方式之一（Kloss，1977）。而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规范”（norm）后来成为“语管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语言管理的依据。此外，布拉格学派对于语言在社会使用方面的兴趣以及有关“言语”（parole）和“语体”（style）的论述，均对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显而易见，使其后来甚至被与布拉格学派的中兴联系在一起（Jernudd，2013）。

    其次，一个明确无误的理论来源是海姆斯（Hymes）的“交际民族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理论。1964 年海姆斯（Hymes）到访布拉格，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与其结识，接触了交际民族学并受其启发，提出了交际管理和社会经济背景与语言问题之间的联系（Neustupný，1993），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甚至曾声称他对该理论的使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人”③。

    事实上，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68）曾明确承认他的理论借鉴了布拉格学派以及海姆斯（Hymes）的有关理论。颜诺（Jernudd，2013）认为，正是上述思想促成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形成了在更广的语境中思考语言问题的观点，使其超越语言（language code）本身，而关注交际以及交际的环境。此外，颜诺（Jernudd，2013）还指出，鉴于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成长于20世纪前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分，比如阶级斗争思想，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的理论为何坚持社会经济因素决定人的交际行为，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并呼吁年轻人反抗压迫，追求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

①参见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日裔妻子玲子·诺伊施图普尼（Reiko Neustupný）所写的一篇他的小传，具体内容见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system/files/documents/neustupny_portrait.pdf，2015 年10月20日下载。

②根据捷克斯洛伐克 1920 年的《语言法》，1920—1938 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语言应称为捷克斯洛伐克语，不过该语言主要以捷克

语为基础，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原捷克地区以及在国际场合仍然使用捷克语。

③同脚注①。

2.3

传承延续

    1966 年美国的“发展中国家语言问题大会”是语言规划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起点，“语管论”思想的萌芽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出现的（Jernudd，201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语管论”是与语言规划这一学科同步成长的，只不过它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Jernudd，1990）。

    1966 年之后，“语管论”思想的重要发展来自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将语言规划立足于语言问题的主张（Neustupný，1978），即将微观层次的语言交流视为语言问题的来源，并要求宏观的语言规划必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标。这就将有关语言规划的理论思考转向了微观层次（Kimura，2005）。“语言问题”理论是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前期研究的积累和突破，在国际学界获得了较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视其为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①

①参见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日裔妻子玲子·诺伊施图普尼（Reiko Neustupný）所写的一篇他的小传，具体内容见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system/files/documents/neustupny_portrait.pdf，2015 年10月20日下载。

    颜诺（Jernudd）和诺伊施图普（Neustupný）自1986年提出“语管论”之后，对此理论进行了持续的阐述和发展（Jernudd & Neustupný，1987；Neustupný，1987；Jernudd，1990、1991、1993；Neustupný & Nekvapil，2003），但其思想内核仍然是“语言问题”理论。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94：50）曾指出：“任何语言规划的行为都应始于对话语中语言问题的考察，语言规划的过程只有在这些话语中的语言问题被消除之后才能视为完成。”以费什曼（Fishman，1987，转引自 Jurnudd，1993：133）为代表的主流研究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当局为实现语言地位和语言本体方面的目标而进行的资源配置”，在“语管论”看来，这种定义预设了一个条件，即政府的决策者已经明确了语言问题所在，而“语管论”认为语言规划的第一步，应当研究语言问题是如何从人们的语言使用中显现出来的（Jernudd, 1993）。

    进入21世纪后，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和颜诺（Jernudd）仍保持了活跃，继续为“语管论”的发展提供自己的见解。不过在他们之后，新一代的“语管论”研究团队已经形成，成为“语管论”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语管论”在澳大利亚、日本和中欧国家均有传承，三处的研究侧重略有不同（Kimura，2013），但总的来说都有着同样的理论基础（Nekvapil & Sherman，2015）。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力量应属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内克瓦皮尔（Nekvapil）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内克瓦皮尔（Nekvapil）198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博士学位，对语言管理、社会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等均有深厚研究。他与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和颜诺（Jernudd）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很早就接触了“语管论”思想，领导着一批来自捷克及周边国家的语言学家致力于“语管论”的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理论主张

3.1

核心概念

（1）利益（interest） 

    “语管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语言规划中不同的参与者和社会群体都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掌握不同的权力。因此“语管论”的早期理论就自觉地区别于当时语言规划研究主要服务于政府的做法，对个人和群体的语言权利给予特别关注（Neustupný，1984）。 后来，“语管论” 正式引入利益的概念（Jernudd & Neustupný，1987），指出语言管理参与者的不同利益，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管理进程，并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管论”被称为“关于人民权力抗拒政府强权的学术回应”①（Jernudd，1993： 134）。

①原文为an academic response to people power in reaction against central imposition。

（2）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

    “语管论”认为语言管理可以分为两种，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简单管理指的是即时的（on-line）、初级的（simple）、基于话语（discourse-based）的管理，主要指个人在日常对话过程中对自身或对话者的具体语言特征进行干预和影响，如自行从方言转用标准语，或纠正对方的口误等；有序管理指的是在即时交流之外（off-line），更具目的性（directed）的管理，通常具有系统性，如国家进行的语言规划。与简单管理相比，有序管理具有几个典型的区别性特征：管理行为涉及大范围交流（trans-interactional）；由具有相应权力的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实施管理；管理者之间会就管理行为进行协商；理论或意识形态会更公开地施加影响；管理作用目标不限于交流中的话语，也指向整个语言系统（Nekvapil，2012b： 167）。

（3）规范

    规范是“语管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简而言之是语言管理者所认为正确的语言行为准则（Neustupný，1985）。它是管理的依据，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管理行为的起点。“语管论”认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不同的使用者会应用不同的规则，只有获得“管理者”认可的那部分规则才能被称为“规范”，对这些规则的错误应用便被视为“偏离”（deviation）。

（4）管理过程（management process）

    “语管论”认为管理的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关注（noting），管理者会注意到语言使用中对“规范”的偏离；②评估（evaluation），管理者对上述偏离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或中性的；③制定调整计划（adjustment planning）， 管理者根据评估结果，就所能利用的资源制定干预计划；④执行（implementation）， 管理者对计划进行执行；⑤反馈（feedback/postimplementation），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估。在经典的“语管论”论述中，在“关注”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偏离”，指的是语言使用者的话语对规范发生偏离。近年来有人指出，“关注”这一过程必然已经包含了“偏离”。没有对象的“关注”是不可想象的。有时“一致”也可能引发“关注”，并导致管理调整。因此“偏离”这一步后来不再被视为管理过程的触发条件（Nekvapil，2012a、2016）。 而“反馈”是根据日本研究团队的成果新近加上去的，指对执行结果的检查（Kimura，2013、2014）。

    上述关于管理过程的介绍同时适用于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有序管理的过程是简单管理过程的复杂版”（Neustupný，2002）。在有序管理中，学者或社会群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提请国家和社会对某一语言现象的“关注”，并随之引发政府有关部门的“评估”，制定“计划”，对相关语言和政治元素进行调整，最终对计划进行“实施”（Nekvapil，2012a）。这一管理过程是普遍适用于各种交流形式的，包括各种语体、风格和交流场景（Nekvapil，2009：5），甚至可以用于解释一般的交际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语管论”认为上述管理过程并不总是完整执行，而是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步骤结束。换言之，管理者可能在关注到某一语言现象之后，并不对其进行评估，或评估之后并无意制定干预计划，或制定了计划但最终放弃实施。此外，鉴于语言使用者可能会为交流中潜在的问题进行提前准备，或在交流之后进行补救，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2004b）曾提出过“预管理”（pre-management）和“继管理”（post-management）的概念。与此类似，内克瓦皮尔和谢尔曼（Nekvapil & Sherman，2009）正式引入了“交流前管理”（pre-interaction management）及“交流后管理”（post-interaction management）的概念，前者指为即将发生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准备，如查阅背景资料、查看字典等，甚至包括为了避免口头交流而转用书信交流；后者是指在交流完成后进行的后续工作，但不包括为下一次具体交流做准备的工作。

（5）管理层次（management levels）

    “语管论”认为管理活动会在不同范围内发生，既包括国家范围内的规划活动，也包括更小范围内如城市、学校以及个人进行的语言管理。不同层次的管理活动对应着拥有不同权力的管理主体。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97: 29—30）曾将管理中可能涉及的层次梳理为：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育机构—媒体—公司—民族或其他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人“语管论”认为，在每个层次都可以发生完整的管理过程。

（6）管理维度（dimensions of language management）

    “语管论”的理论维度并不仅限于语言，同时包含与语言相关的另外两个层次，即交际管理和社会文化管理。简要言之，语言维度管理（linguistic management）是基于语言规范的，多关注语法和语用意义上的规则；交际维度管理（communicative management）是基于交际规范的，如交际关系的构建、交际环境的选择和改变、交际中的超语言因素等； 社会文化维度管理（sociocultural management）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如语言意识形态和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这三者之间存在等级秩序，即成功的语言管理必须以成功的交际管理为前提，并在根本上以成功的社会文化管理为前提（Neustupný & Nekvapil，2003）。

3.2

主要理论特征

    “语管论”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有三个：第一是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第二是语言管理过程依据程序性步骤进行；第三是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管理之间存在等级关系。

    首先，“语管论”认为，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之间持续互动，形成一个循环，即有序管理应尽量基于简单管理，并落实于简单管理。正如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94：50）所说：“我认为任何语言规划都应始于对话语中语言问题的考察，同时只有将上述问题消除之后，语言规划的过程才能宣告结束。”理论界认为这意味着“语管论”倡导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语言规划方式，正如颜诺（Jernudd，1993：134）所指出的，“语管论”赋予民众以管理的资格，由民众针对日常交流中潜在的语言问题，自行发现并建议各种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但实际上“语管论”并未排斥“自上而下”（top-down）的规划路径，因为有序管理就是一种强调高层规划的管理方式，只是“语管论”强调这种管理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交际中，即必须真正解决规划之初所针对的语言问题。通过这一主张，语管论将语言规划中的宏观规划（macro planning）和微观规划（micro planning）通过一种辩证的关系结合起来，呈现出与其他语言规划理论关注宏观而忽略微观所不同的理论特质（Nekvapil，2012a）。

    “语管论”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对语言管理过程的分析。“语管论”强调所有的语言管理者都必须认真思考语言管理过程的所有步骤，特别是最初的两步，即关注和评估。尽管这两步并不一定导致后续的调整，但这是管理者发现语言问题的关键步骤（Neustupný，2012）。

    “语管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判断就是，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的管理呈等级递进关系，即语言维度必须基于交际维度，交际维度则基于社会文化维度的管理。“语管论”认为语言管理，特别是有序管理，不能仅关注语言本身，而应将语言问题置于更广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93）在研究中东欧的罗姆人问题时指出，罗姆人所面临的语言困境必须在社会经济、族际和族内交往以及语言交流三个层面同时采取有力政策才可能得到解决。

3.3

研究方法

    “语管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有序管理必须与简单管理相结合，因此其研究方法包括宏观层次语言规划研究以及微观层次话语分析所常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并特别重视对个体交际话语的分析技术。

    总的来说，“语管论”在数据采集上，会使用到社会学和语言学常用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检索技术；在数据分析上，则包括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有序管理研究会涉及语言规划中的政策制定、成本核算和政策评估等技术，而大规模语料分析则可能涉及语料库技术。简单管理的研究则涉及各种话语分析技术和方法，“语管论”要求理想的话语分析应包括自然交际过程中所有的声音和视觉方面的信息（Neustupný，1994：50），要求对交际过程进行严格的转写。此外，“语管论”研究需对“关注”“评估”“制定调整计划”等步骤进行分析，涉及心理现象分析，因此会使用一些常用的心理学数据采集技术，如“后续访谈”（followup interview）或“交互式访谈”（interaction interview）等访谈技术，比如在交际活动结束之后请参与者根据录音、录像或回忆就其交际中的表现进行描述和解释。

4

发展应用

4.1

理论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语管论”已建立起了基本的理论构架，并保持了较好的持续发展能力，主要成果可包括如下方面：

（1）理论框架的完善

    理论框架的发展一直是“语管论”研究的重点，研究者自觉将其视为首要的研究任务予以推进。以“管理过程”为例，近年来的进展包括对“偏离”这一步骤的取消和“反馈”这一步骤的加入。日本学者木村（Kimura，2014）提出了管理过程循环论，即语言管理过程中的各步骤可以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循环，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构成一个循环。此外，目前有成员在专门研究“一致”这一现象以及积极的评估结果所激发的管理过程（Nekvapil，2016）。2015年9月在日本召开的“第四届语言管理理论国际研讨会”（4th International Language Management Symposium）便是以“管理过程”为主题的。

（2）概念内涵的明确和深化

    “语管论”的研究者一直在尝试对其核心概念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和说明。比如对于“语言管理”这一概念，原先表述为对“语言产出”行为的影响，现在则扩充成对“语言产出和语言接受”行为的影响（Nekvapil，2009）。语言管理的三个维度中的语言维度管理，原来叫“狭义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in a narrow sense），以区别于包含三个维度的广义语言管理”，后将名称调整为语言维度管理，同时也不再使用广义语言管理的说法。而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管理”，早期有论述使用的是“社会经济管理”，后来变成“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管理”，后来变成“社会文化管理（包括社会经济管理）”，如今统一改成“社会文化（包括社会经济）管理”。此外，2012年《亚太交际研究》（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语管论”专刊，专门讨论“关注”这一概念，有约10篇文章对“关注”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3）理论内容的丰富

    “语管论”认为该理论为分析人类语言管理活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可以纳入几乎所有种类的语言管理活动，甚至为其他人类活动提供借鉴。因此研究者们一直在尝试吸收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语管论”的理论内容。

    在前期发展中，“语管论”吸收了海姆斯（Hymes）的“交际民族学”理论，将其用于分析不同交流领域的管理策略（Neustupný，1987；Neustupný & Nekvapil，2003）。早期有关交际中最佳语言形式问题的讨论，也提及了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Neustupný，1978：21、213），甚至对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中有关交际中的语法和非语法层面关系的论述也有所借鉴（Nekvapil，2009）。

    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2004a）曾指出，“语管论”应充分吸收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包括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语言习得、批评话语分析、语言权利、语言帝国主义、多文化政策理论等，甚至包括语言管理的历史。而目前“语管论”研究团队中的大量人员确实广泛涉猎各个领域，为“语管论”的发展补充了新的内容。

4.2

理论应用以及对语言规划研究的影响

（1）主要应用

    “语管论”非常重视实证研究，目前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研究团队已经将“语管论”的理论框架广泛应用于各种管理活动的分析。比如日本团队专注于具体交际情境中的语言管理，包括日本人之间、日本人在海外、留学生在日本，以及语言多样性与语言管理等问题。①欧洲团队则主要从事多语社会中的语言管理以及国家权力等话题，包括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等国语言管理情况的全面分析（Neustupný & Nekvapil，2003），对欧洲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的系列研究，对欧盟法律中语言意识形态的分析（Dovalil，2015），甚至关于社交媒体语言的分析。澳大利亚团队则主要关注学校或学术语境下的语言管理问题。

①具体成果列表，参见日本语言管理研究会网站：https://lmtjapan.wordpress.com/ 出版物 -publications/ 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 -project-reports/，2015年10月5日访问。

（2）对语言规划研究的影响

    “语管论”对于语言规划研究领域最大的贡献当属对宏观规划和微观规划的调和。

    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中，长期以来都有“宏观规划” 和“微观规划”的区分（Fishman，1981），前者指国家层面进行的语言规划活动，其影响范围往往是全国性的，而后者仅指较小范围内的规划，如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一个公司或一个人，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统，包含了不同规模的语言规划，因此也有人（Annamalai & Rubin，1980）提出“中观规划”（meso planning）的概念，用于指介于两者之间的规划层次。与此相对应，根据语言规划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语言规划（Kaplan & Baldauf，1997：1），前者指由拥有权力的当局不与语言使用者和学习者协商，通过其权威推行的语言规划，而后者指没有政府参与的小范围社会主体所主导的语言规划。

    由于对微观规划的强调，“语管论”曾被认为是一种主张“自下而上”规划方式的理论（Williams1994），但实际上它完整描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规划活动之间的互动机制（Nekvapil & Sherman，2015）。“语管论”自我定位为“关于语言管理的诸理论”的一种，但同时认为自身在研究范围和普遍适用性上超过其他理论，因而又自称为“语言管理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management）（Neustupný，2004a）。

    此外，“语管论”学者对语言政策优劣的评估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1968）就曾提出过四个基本原则：（1）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2）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遇；（3）有利于社会团结；（4）有利于改善外交关系。这些评判原则，即使是放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5

地位与近况

5.1

学界地位

    总的来说，西方语言规划研究界依然是由英美研究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作为一个发源于中欧的理论，“语管论”一直没有成为主流。但“语管论”自问世以来，就独树一帜，成为西方研究界无法忽视的理论，且近年来其影响有扩大的趋势。

    1986年“语管论”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得益于两位初创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西方语言规划的主流研究界立即就注意到了这一新的提法（Nekvapil，2016）。豪根（Haugen）在70年代即盛赞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规划研究理论家， 对其理论给予较高评价。①费什曼（Fishman，1987，转引自 Jurnudd，1993）将“语言管理”与“语言规划”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规范进行对比，指出“语言管理”论所提出的新观点值得深入研究。库柏（Cooper，1989：29、40）起初对“语言管理”这一术语能否被学界最终采用保持谨慎判断，但承认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语言问题”的理论具有广泛影响。总的来说，欧美学界尽管未对该理论的推广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充分承认“语管论”的创新性，如布鲁马特（Blommaert，1996）称其对语言规划的描述极具创新性；卡普兰（Kaplan，2011）也指出“语管论”拥有与英美研究界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

①参见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日裔妻子玲子·诺伊施图普尼（Reiko Neustupný）所写的一篇他的小传，具体内容见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system/files/documents/neustupny_portrait.pdf，2015 年10月20日下载。

    与此同时，“语管论”作为一个发源于欧洲的主要语言规划理论，西方学界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其存在，并越来越承认其重要性。90年代末，卡普兰和巴道夫（Kaplan & Baldauf，1997：27）在其经典著作《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一书中介绍了三种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理论框架：豪根（Haugen，1983）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status planning vs. corpus planning）模型明确了语言规划的范围；哈尔曼（Haarmann，1990）的“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语言规划类别划分；库柏（Cooper，1989）的语言规划“8元素说”则提出了语言规划的描述框架。与此同时，卡普兰和巴道夫（Kaplan & Baldauf，1997：207—210）将颜诺和诺伊施图普尼（Jernudd & Neustupný，1987） 基 于“语言匡正”理论提出的“语言管理”作为第四种特殊视角的理论进行了专门介绍，指出其独特之处在于语言规划应基于语言问题的主张，但认为这一理论的影响仍然有限（Neustupný，1987）。

    到了2012年，巴道夫（Baldauf，2012）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将上述四种框架的前三种合称为语言规划研究的“经典范式”（classical approach），而将“语言管理”作为第二种主要研究范式，同时将斯波斯基（Spolsky，2009） 的“领域规划”（domain approach）和托尔夫森（Tollefson，2006）基于非洲现实建立的“批判范式”（critical approach）紧列其后合称当前语言规划的四大研究范式。②2012年，斯波斯基（Spolsky，2012）主编的《剑桥语言政策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中“历史概要”一章则请颜诺（Jernudd）和内克瓦皮尔（Nekvapil）执笔，采取了一种对欧洲学界更为公平的叙述视角，其中对“语管论”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有充分肯定。

 ②巴道夫（Baldauf）在 2013 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五种研究范式，即民族志学派（ethnographic school）（Nekvapil, 2016）。

    有趣的是印度语言研究中心（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2001年创立了一个《语言管理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Management），不仅以“语言管理”命名，创刊时还曾邀请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赴印度做了关于语言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讲座。而在部分中欧国家，“语管论”已进入大学的课堂，并经常有相关研讨会举办。

5.2

团队建设

    与目前西方学界的其他较有影响的语言规划理论相比，“语管论”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广泛的研究圈子，具有持续的发展能力。目前“语管论”的主要研究圈子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中欧国家（包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等国），此外在美国、东南亚、南亚等也有学者较为关注。目前“语管论”的有关概念和论述，已经有英语、日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德语、克罗地亚语等版本。

    2009 年关于“语管论”的论文集第一辑出版，定名为《交际情境中的语言管理：三个大陆的视角》（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可见目前出产成果最多的研究团队主要在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以日本为例，

自2006年起建立了“语言管理研究会”①，目前已有会员百余人，每月举办例会，每年举办年会，并出版专门期刊《交际情境中的语言管理研究》（《接触場面の言語管理研究》），声势最大。而欧洲则以查理大学的内克瓦皮尔（Nekvapil）为核心，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梯队，每周均举行研讨会，邀请欧洲各国的学者参加，他们还建立了“语管论”的专门网站②，介绍“语管论”的核心思想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澳大利亚则有海伦娜（Hellena）等，主要从事访谈和学校语境中的语言管理研究。同时自2008年起，上述团队共同隔年举办“语言管理理论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Language Management Symposium），迄今已举办四届。

①网址为 https://lmtjapan.wordpress.com，2015年10月5日访问。

②网址为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en/home，2015年10月5日访问。

5.3

近期成果

    近年来，“语管论”相关研究人员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00年来仅以英语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就已超过百篇。①此外还推出了各种论文集和专刊，如2009年出版了《交际情境中的语言管理：三个大陆的视角》论文集。2012年在《亚太交际研究》推出与“语管论”“关注”相关的专题特刊。同年在日本期刊《媒体和传播研究》（《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推出“语言多样化与‘语管论’”专刊。2014年在捷克最重要的语言学期刊《语言与文学》（Slovo a slovesnost）刊出“语管论”专刊。2015年在《国际语言社会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推出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语言管理的互动”专刊。目前内克瓦皮尔（Nekvapil）教授的团队正策划多部新的论文集和期刊专刊。

①1974年至2015主要研究成果列表可见语管论网站：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en/node/352#1978，2015 年 10 月 5日访问。

6

结语

    “语管论”是作为对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偏离出现的，志在为学界带来一种新的表述方式，甚至重组该领域的研究（Nekvapil，2012a）。“语管论”以“语言管理”为研究对象，声称已超越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的“语言规划”阶段，但有趣的是，它至今仍然作为一种语言规划理论而广为人知。我们认为，尽管“语管论”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如果要进一步发展，仍然有三个问题要解决。

    首先，明确其理论定位。“语管论”以一种关于语言规划的理论而闻名，但其在国家层面语言管理的研究却相当薄弱，目前仍然以微观或中观层面的研究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语管论”一向对政府实行的语言规划保持警惕，认为这种规划必然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呼吁语言规划研究重视微观层面的语言管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目前从事“语管论”研究的人员主要在捷克和日本，而这两国都没有很强的宏观语言规划需求。我们认为，尽管西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界近年来确实出现一种更加重视微观研究的趋势，但宏观层面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管论”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它在重视国家规划的英美学界那里至今只是一种补充性理论，而非一种综合性的理论（Spolsky，2004、2009）。这要求“语管论”对其定位进行认真思考，即如果自我认定为一种语言规划研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向主流研究传统妥协。如今的绝大部分语言规划都是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主导的，无论是出于批判还是建设的目的，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语管论”具有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而且对于中观层面有序管理的研究也有很多积累，并一直强调交际和社会背景，一旦将注意力转向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将会较快发挥其理论优势，产生有价值的成果。

    其次，确认其研究重点。“语管论”致力于融合宏观规划和微观规划，将有序管理和简单管理之间的互动作为其区别于其他语言规划理论的核心特征（Nekvapil，2016）。但就现状而言，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依然是断裂的，大部分研究都可以归入对简单管理或有序管理的研究，但对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依然知之甚少。我们认为，“语管论”应对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更多的探索建立运行模型，通过实证进行验证或修改，这将是“语管论”发展的一个可能突破口。

    第三，思考其价值导向。经典“语管论”的一个重要立场就是反对政府命令式的语言规划，强调所有的语言管理参与者都具有不同的利益，同时否认政府或任何机构可以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语管论”呼吁要积极推动公共领域之外的管理，不可依赖政府来解决语言问题。当必须诉诸政府时，也要对政府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它的利益总是片面的。换言之，“语管论”主张民众自身从具体语言使用中发现语言问题，并自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管理授权，但是“语管论”并未明确指出这一授权过程应遵循民主程序或其他决策方式，而是将此留诸讨论（Kaplan & Baldauf，1997：209）。这就意味着，“语管论”否认了代表全社会的超然利益的存在，支持所有利益的合理性，同时又未提供利益协调的机制。如此一来，当不同群体的利益间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时，就很难寻找出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政治环境中，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管理主体开始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决策，但政府依然占据着核心地位。由政府主导的语言规划目前依然是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语管论”在强调社会主体参与管理的同时，应充分承认政府在语言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语管论”的自我期许并不仅限于一种语言规划理论，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的目标在于追求一种基于历史发展的大一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Jernudd，2013）。不过到目前为止，“‘语管论’的理论是一个目标，但其所承诺的是一个模型，而非真理”（Jernudd，2009）。但毫无疑问，“语管论”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断吸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并欢迎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其发展完善的队伍中。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2013）。不过到目前为止，语管论的理论是一个目标，但其所承诺的是一个模型，而非真理”（Jernudd，2009）。但毫无疑问，“语管论”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断吸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并欢迎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其发展完善的队伍中。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2004a）曾为“语管论”的发展提出三条发展策略：（1）建立与其他语言管理诸理论进行交流的常规联系；（2）积极寻求吸纳其他语言管理诸理论中可供借鉴的理论内容；（3）在其他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坚持使用“语管论”的基本理论。目前“语管论”的研究者正是在这三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着理论和实证研究。

    诺伊施图普尼（Neustupný）曾告诫他的学生说“不要害怕你不是主流”①。我们认为，由于英美学术传统的统治地位，“语管论”一直未能占据西方语言规划研究界的舞台中心，但“语管论”显然具有自身的理论抱负，在长期的发展中坚持其理论特质，也体现了一种对英美中心式学术霸权的反抗。鉴于“语管论”理论框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并拥有强大的研究网络，我们相信它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取得相较于其他语言规划理论更为充分发展的潜力，并将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

①引自丽莎·费尔布拉泽（Lisa Fairbrother）在布拉格第三届语言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 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en/system/files/documents/fairbrother_neustupny%20speech%20prague.pdf。

参考文献（略）

因排版需要，本文的脚注编号有所调整。（编者注）

征稿

 《语言规划学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学科的重要刊物。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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