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难忘的一件事（周春兰）

  1968年12月，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传遍大江南北，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最高时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几乎占了当时全国城市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我是1969年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开上海到云南接受“再教育”的，并在那里足足奋斗了近十年，亲历了知青岁月的酸、甜、苦、辣。

   记得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年仅16岁的我，满怀着那个年代年轻人特有的一股子激情，告别了上海，告别了亲人，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

   几经辗转，我们来到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水利工程一团，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少男少女，大多数人水土不服，加之严重营养不良，没多久便出现了水肿、手脚溃烂等现象，让人苦不堪言。更由于气候湿润和不擅洗涤等原因，我们盖的被子常常会出现霉点和矿物质沉淀，活像一幅幅画有斑点的图画。

   艰苦的生活让知青们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残酷的现实磨灭了我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也动摇了我们在边疆扎根一辈子的豪情壮志。我当时的强烈愿望就是返沪探亲，与亲人团聚。

   1972年的夏天，我终于盼到了探亲的日子。当组织上告诉我可以回沪探亲，与离别近三年的父母和姐妹重逢时，我非常激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次探亲，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相逢总是短暂的。在上海度过幸福、快乐的探亲假后，又要与父母、姐妹分别了。当时那种依依不舍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有句老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我的知青岁月中，父母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这份亲情，直到我为人母了，才有了真正的领悟。

   由于边疆生活条件差，父母总是惦记着千里之外的我，怕我小小年纪，照顾不好自己，因此尽量让我在离家时多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条件拮据，父母宁可借钱，也要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把所需的东西带全。

我记得1972年的首次探亲，带的东西真不少，吃的有萝卜干、猪油、固体酱油、咸肉等；用的有：香皂、牙膏、衣服等，还帮战友捎了一点东西，装了满满一个旅行袋。

由于行李超重，我在昆明汽车客运总站办理了托运。回到连队后，连长派人帮我去勐腊车站提行李，我本人没有去。

   等我拿到旅行袋后，马上意识到那个旅行袋不是我的。我拎了一下旅行袋，分量很轻，颜色也不对，我的旅行袋是咖啡色的，而手上的那个是灰色的。打开旅行袋一看，里面装了两个破枕芯和一些废报纸。

   看到眼前这一幕，我顿时傻眼了，莫名的紧张和恐惧油然而生。包里还有战友的东西呢，这可如何是好呀！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平白无故地落在我的头上，瞬间，伤心的泪水像断线珍珠般的往下淌。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是默默地流泪。这种感觉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体会。

   当时，我国还没有保险制度，托运中丢了东西真不知道找谁解决。我凭着坚强的毅力，不知多少次地只身奔波于连队和勐腊车站之间，寻求解决旅行袋遗失的事件。

   值得庆幸的是，勐腊车站站长是行李发货人，他说，托运的包裹一般都在10公斤以上，我拿到的这个包那么轻，肯定是遭遇“狸猫换太子”了。这位站长在行李理赔问题上作了证明，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至今我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家里人知道此事后非常着急，我在西安工大读大学的哥哥也尽力帮我处理理赔事宜。他根据回忆仔细地列出了丢失物品的名称、数量和金额。在那个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年代，要办成一件事真难。我们不知道写了多少封信到勐腊和昆明，最后把信写到了北京。经过好几个月的辛勤劳作，一场持久的马拉松式的理赔交涉才得以结束，得到了近100元的理赔款，虽然是十赔九不足，但事情总算是有了结果，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吧！

   知青岁月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我想起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件件往事，便会五味杂陈、浮想联翩，尤其是行李被调包的事件，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作者系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一团三营十一连上海知青

11连战友作品 

一次难忘的经历（费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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