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报告：理解影响俄罗斯权力交接的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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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兰德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了由该公司资深研究员、原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特夫特（John Tefft）撰写的政策报告《理解影响俄罗斯权力交接的因素》。由于该报告篇幅较大，我们进行了摘要翻译，分上下两期刊发，以飧读者。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一 影响权力交接的因素（摘译）
影响俄罗斯最高权力继承的四个最关键因素是：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强力部门的角色和安全部门之间的竞争、经济挑战和公众的不满。
精英间的关系
俄罗斯的稳定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精英对普京的一致支持和公众的默许，而不是基于持久的制度。普京作为总统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管理了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平衡了各派系之间的竞争。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无疑会造成精英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尽管普京显然希望他总统任期的延长将减少精英内部的争斗。普京继续依赖他最初的列宁格勒帮的效忠和支持。他还与安全部门的前同事（强力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一群体的成员中间已出现了裂痕。
精明的政治分析家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早在2018年3月总统选举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诉《纽约时报》的尼尔·麦克法夸尔，2018年3月的总统选举本身根本不重要。...... 总统身边的人正在决定他们自己将在普京卸任后成为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这场斗争背后的主要动机：这是为普京离开后在体制内的地位而斗争。
不同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暗潮涌动，有时甚至在表面翻涌起来。一些派系，比如以梅德韦杰夫为中心的派系，近年来影响力下降。这个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和总理时曾在政府工作，有些人至今还在继续任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们与更亲西方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倾向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特别是自2011年博洛特纳亚广场示威和2013年乌克兰危机以来。
近年来，几位梅德韦杰夫的人成为逮捕目标。一些评论家推测，这些逮捕是安全部门削弱梅德韦杰夫行动的一部分，代表着俄罗斯继承权之争的开始。2016年11月，前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在一次涉及另一位派系头目谢钦的行动中被抓。2017年12月15日，乌柳卡耶夫被判受贿罪，并被判处8年监禁。2019年3月，另一位前部长、梅德韦杰夫的助手米哈伊尔·阿比佐夫因被指控贪污而被捕。一旦普京就政治过渡作出决定，精英们将被迫重新平衡权力和影响力，以重新确定在后普京时代的位置。此外，俄罗斯统治集团的年龄和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普京这一代领导人开始将权力交给年轻官员，他们当中的许多是技术官僚，缺乏对苏联甚至叶利钦时代的记忆，俄罗斯的政策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正在有意识地努力用新一代——普京的“孩子们”——来替代在他20年统治期间支持他的“老近卫军”。
目前很难准确判断政策将如何变化，因为许多年轻的潜在领导人都低调行事。在私下交谈中，年轻的俄罗斯官员往往与普京身边的前安全系统官员所代表的强硬路线不同，这些安全官员将“使俄罗斯成为可以控制邻国的大国”作为首要目标。一些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重新开放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需要放松普京主义所体现的坚定的专制主义。其他人则希望减少中央的经济控制。他们希望增加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发展能够减少俄罗斯对自然资源出口依赖的产业。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谁接替普京，都必须获得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派系的支持，才能实现和掌握权力，包括派系中的年轻成员。
强力部门和安全系统的角色
历史上没有比强力集团不同成员之间的派系斗争更激烈的了。2007年10月，长期担任联邦安全局官员和联邦麻醉品监管局局长的维克托·切尔克索夫与谢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导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5月12日解除了切尔切索夫的职务。
切尔克索夫2007年的盟友之一维克多·佐洛托夫当时是联邦保卫局局长。2013年，佐洛托夫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2016年4月，普京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俄罗斯国民卫队司令员。佐洛托夫现在管辖约34万名警察和准军事人员，分属他领导的84个单位。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然是普京试图建立一个与联邦安全局竞争的系统。佐洛托夫和这些内务部队直接向总统报告，独立于情报部门和武装部队。显然，他们有能力在任何权力交接的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两年里，佐洛托夫继续与联邦安全局其他派系的领导人进行幕后争斗，其中最主要的是前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帕特鲁舍夫和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后者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负责人。他们与前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一样，是普京核心圈子的关键成员，尤其是在有关俄罗斯安全的问题上。然而，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普京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佐洛托夫的劲敌，但鉴于俄罗斯情治系统的隐秘性，以上信息难辨真伪。安全部门和总统的保卫人员在普京任期内担任了包括联邦政府机构和地方行政长官在内的文职职位。
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年轻成员是权力交接中的未知因素。据传，年轻一代的成员希望老一辈的人靠边站，因为他们想要权力和自己的那块蛋糕。然而，他们担心，由于能源利润的减少、西方制裁和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这块蛋糕已经越来越小。
二 影响最高权力接任的其他重要因素（摘译）
稳定与不确定性间的张力
历史告诉潜在的俄罗斯领导人，任何接班人的第一条规则必须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普京主义的标志就包括保持俄罗斯稳定，避免政治意外，反对国内外所谓的“颜色革命”。普京在第三、第四个任期内，不断加强国家对俄罗斯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俄罗斯经济超过50%的部分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随着过渡时期的临近，保持稳定对普京和精英阶层来说无疑只会越来越重要，他们不希望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财富和影响力。在第四个任期内，普京和他的副手们一直试图削弱反对派，不让他们在电视上露面，并严厉打击示威活动。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和他最亲密的助手多次因举行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入狱。随着普京加强控制，进一步重新集中经济决策权，经济停滞不前。普京和他的团队正竭尽所能维持或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精英阶层对经济优势的竞争可能会搅乱可能的权力交接。
尽管俄罗斯重视稳定和可预见性，但当代俄罗斯的悖论之一是，虽然宪法对如何实现稳定的政治过渡相当明确，但即使在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如何执行宪法的规定也并不确定，一切仍然依赖于普京。在很多方面，俄罗斯未能建立一个公平和可预测的制度，提供明确和可靠的权力交接，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弱点之一。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塔季扬娜·斯塔诺瓦娅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写的一篇评论中论及了权力交接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当前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俄罗斯政权越来越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拥有着自信指挥的乐团。其声音越来越嘈杂，每个音乐家都想比其他人演奏得更响亮，得到更多的关注。没有人关注交响乐的和谐之声。相反，机构和企业的优先事项优先于国家优先事项，并且往往以后者为代价。这种政治分歧是由普京的政治缺席引起的，并由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对普京缺乏明确性的计划的普遍恐惧所推动。”
利益相关方
寡头
控制寡头是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权力的最关键步骤之一。寡头们在叶利钦时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普京则将他们放在了合理的位置上，他在政治上削弱了这些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资产。他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等野心勃勃的寡头流亡国外，并接管了他们的媒体帝国。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则成为普京挑战者最终结局的典型案例。其他人，如奥列格·杰里帕斯卡、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弗拉基米尔·利辛、阿列克谢·莫尔达舍夫，则见容于普京。他们在普京的统治下保留了自己的资金和地位，并支持普京的政策，为2014年索契奥运会场馆和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此外，这些人中的一些人还为普京执行具体的任务，比如在外国推行克宫的政策（据报道，2015年黑山未遂政变期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寡头对普京的经济政策只能在私下表示不满。许多人在国外拥有大量的商业利益和资金。具有国际视野的寡头们无疑会赞成对西方采取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他们是否准备单独或集体施加压力，以支持与西方的和解（包括在关键问题上的妥协，如与乌克兰和解）是一个重要问题。
军队
无论谁接替普京，都必须确保军队的忠诚。除了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者和投射权力的能力的体现，根据许多民调，武装部队仍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机构。他们的忠诚度在任何权力交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军队似乎不太可能像“819事件”那样直接参与政治，但其可以通过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者他们可以简单地声明他们对所选继任者的支持，以此作为继任者合法化的手段。新领导人承诺继续为国防部提供高额预算无疑是军方的交换条件。
反对派
普京在2018年3月15日的总统选举中以近77%的选票获胜。紧随其后的是俄共的戈鲁季宁，得票率为11.77%，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5.65%。其他一些人，如温和派的克谢尼娅·索布恰克、鲍里斯·季托夫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虽然参选，但各自获得的支持率都不到2%。值得注意的是，纳瓦尔尼曾寻求参选，但因之前有刑事犯罪记录，被中央选举委员会认定为没有参选资格。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纳瓦尔尼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但当地法院维持了原先的判罚。欧安组织专家监督员的最后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选举中对基本自由的限制以及对候选人登记的限制压缩了政治参与空间，导致缺乏真正的竞争。纳瓦尔尼制作了网络视频，并在俄罗斯各地组织示威游行，抨击腐败，推动改革。2013年纳瓦尔尼参加莫斯科市长竞选，获得超过27%的选票，令民调机构大吃一惊。索比亚宁则以51%的票数赢得了选举。纳瓦尔尼成功赢得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选票，这使得普京团队在总统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内集中精力瓦解纳瓦尔尼对政权的攻讦。警方多次逮捕纳瓦尔尼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并处置了许多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反对派政治候选人不被允许出现在市议会选举的选票上，这导致2019年8月莫斯科街头每周都会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
普京政府允许久加诺夫的俄共和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参加选举，无疑是认识到（以他们目前的形式）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当选和执政构成威胁。然而，俄共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能力在地区选举中获胜。在2018年的地区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两个地区获胜，并在其他几个地区试图挑战执政的统俄党候选人。俄共正在认真努力地吸引年轻的领导人，他们可以获得比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老一辈候选人更多的支持。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反对派是否被允许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无论其来自右派、中派还是左派。普京是否会允许非核心精英阶层的人破坏已选定的新领导人的选举，更不用说赢得选举了，这似乎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欧安组织认定的在上一次选举中缺乏的对基本自由的遵守会在新的选举中有所改善。（未完待续）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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