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略界对中俄关系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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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载查塔姆研究所长篇报告《俄罗斯问题论争中的迷思与误解：它们如何影响西方政策及我们该做什么》中的迷思8：“我们必须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阻碍它们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利益”。本部分的作者是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副研究员安妮特·波尔（Annette Bohr）。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报告以澄清误解和迷思为己任，但其内容当中却有着不少对中俄关系的误读和曲解，希望读者能加以鉴别。当然，展示西方学者对中俄关系的这种偏见，也正是我们翻译该文的目的之一。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迷思是什么？
这一迷思认为，西方决策者有可能离间俄罗斯和中国，以阻止它们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协同行动。该迷思的一个推论是，俄罗斯和中国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战略实体，而这是西方决策者疏忽大意而导致的。
正如它夸大了西方在中俄接近过程中的作用一样，这种分而治之的说法也同样夸大了西方离间这两个大国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误解了支撑中俄关系的自然共生关系，以及制约这种关系的因素。
谁生产和扩散了这一迷思？
小布什在2001年保证他的导弹防御计划不针对俄罗斯，但却没有向北京作出类似的保证。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启动了与俄罗斯关系的重启（甚至用一个大红按钮作为象征）。2020年，特朗普向普京伸出橄榄枝，呼吁俄罗斯重新加入七国集团，以讨论中国的未来。
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美国将阻止普京的干涉和侵略行为，并使其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同时表示，拜登政府可以利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以及莫斯科对北京日益增长的依赖性来制造裂痕。拜登最初选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中亚事务高级主任安德烈·肯德尔·泰勒承认，美国在加剧中俄紧张关系方面的影响力很小，但他仍然主张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制造各种小摩擦，以便在两国关系间打入楔子。
总部设在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最近的一份战略报告宣称。在未来将俄罗斯与中国分割开来是“关键”。这份匿名发表的题为《长电报》的报告试图复制乔治-肯南1947年以X为笔名发表的著名长电报，该电报成为西方遏制苏联的政策基础。许多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主要来自美国）都警告说，西方对俄罗斯-中国修正主义联盟的忽视会带来危险，他们敦促华盛顿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错在哪？
正如西方没有把俄罗斯和中国结合在一起，它也不能把它们分开。打入楔子的提法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尽管过去有无数次失败的尝试，而且克里姆林宫对西方持有明确的敌对立场，但华盛顿及其盟友有手段和能力将中俄分开。
中俄接近绝非西方政策失败的产物，它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有其基于自然共生的理由。虽然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恶化确实在某些领域催化了中俄伙伴关系，但大多数方面的合作是共同利益和地理环境的自然结果。中俄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正常化，这比2014 年克里米亚入俄以及随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早了几十年。普京和中国现任领导近年来建立的事实上的互不侵犯条约构成了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与冷战时期两国边境陈兵百万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两个大国在技术、网络合作和国防等领域也有互补的经济和其他利益。就莫斯科而言，它正急于在中方自行研制出之前向中国出售敏感军事和其他技术。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鉴于中国感兴趣的技术逐年减少，莫斯科明白这是它从苏联遗产中赚钱的最后机会。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反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方面也有共同兴趣。与中国的合作完全符合步入全球大国衰退期的俄罗斯试图恢复一定程度的国际地位的追求。中国认为俄罗斯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努力是有用的，但中国的目标并不是与俄罗斯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而是要确保莫斯科不会阻碍自己的全球战略。
另一种歪曲中俄关系性质的方式是将其归结为两国行为上的趋同，而忽视了每个国家决策的自主性。
中国从新冠疫情中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将增强其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地位，使莫斯科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北京。据估计，2014 年至 2019 年间，仅有2%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俄罗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国的商业环境存在风险。此外，中国对俄罗斯冒险主义对外政策的厌恶是建立正式战略联盟的主要障碍。例如，中国不愿意卷入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准军事或军事干预行动，而且中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
然而，鉴于这两个大国目前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多于竞争，俄罗斯和中国都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暂时隐藏和搁置他们的分歧。尤其是莫斯科，它并不打算在一场最终无望获胜的霸权之争同北京展开竞争。这种调和的态势目前正在中亚地区上演。观察家和专家们曾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最有可能在中亚体现出来。然而，三年多来，克里姆林宫显然选择了适应中国在中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不是竭力与之抗衡，尽管就在几年前，人们还一致认为俄罗斯会强烈反对中国过多地进入其后院。
虽然目前的中俄合作关系已被证明是非常持久的，但从长远来看，一旦目前的和谐态势结束，两国能力的差距扩大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根本转变。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可能会凸显出来，特别是如果俄罗斯不再被视为对美国霸权的重要制衡力量的话。
它对政策的影响是什么？
除了掩盖伙伴关系的复杂性之外，这个神话还有可能掩盖西方决策者的相关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结盟对西方利益构成的威胁是否真的比其单独存在的威胁更大？如果是这样，西方是否真的有能力减缓中俄在其认为不利于其利益的领域的合作，甚至在两国关系中打入楔子？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对称性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在长期内的变化？
对中俄关系及其颠覆西方规范和价值观的能力估计过高，导致西方政府认为中俄的每一次联合行动都需要反击，即使该行动对西方决策者没有实质性影响。此外，对迷思的坚持也增加了这样的风险：决策者在制定战略时，由于夸大了两个国家立场的统一性，而未能充分区分这两个大国。例如，这种说法让人误以为俄罗斯会自动卷入美国和中国的冲突，即使这样做不符合莫斯科的直接利益。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受中国影响的程度的误判，这个迷思对俄罗斯独立行事给西方利益带来的风险进行了软化。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增强了其大国身份，但正是莫斯科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的能力之间的脱节助长了俄罗斯的高风险对外战略。
作为一个孤独的行动者，俄罗斯已经显示出自己擅长发现权力真空以破坏现有的秩序体系，并擅长利用网络和虚假信息方面的能力来破坏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影响公众舆论。中国在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战争、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生存的行动中没有发挥作用。至于对美国安全的具体威胁，肯德尔·泰勒认为，鉴于分析家们非常了解俄罗斯和中国各自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因此必须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行动。然而，单一国家就足以发动出乎意料的高度破坏性行动。据信由俄罗斯实施的SolarWinds网络安全攻击被认为是就使美国网络司令部措手不及。
北京和莫斯科淡化两国伙伴关系中的紧张成分，并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反对西方的大联盟，这使得北京和莫斯科能够利用协调行动（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幽灵，来吓唬西方决策者。恐吓战术的成功运用和表面上的统一战线的呈现，增强了北京和莫斯科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影响力。
好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良好的政策要求优先考虑俄中伙伴关系带来的具体威胁和挑战，并采取具体措施加以应对。西方政府应该调整大国竞争的概念，以便务实地针对莫斯科和北京的联合行动，具体包括(a)对西方安全的实际影响和(b)可以成功对抗的领域。
军事资源也是这一必要条件的一个因素。华盛顿保持全球首要地位的目标要求其在国际上的多个战略方向保持战备状态，在美国国防预算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典型的战略透支。事实上，在讨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南海同时开展行动时，肯德尔·泰勒指出，美国军队将很难应对这两种威胁，而且在任何一个战区作战所需的资源都是昂贵的。而这恰恰显示出西方官员居然可以在不考虑实际发生可能性的情况下为中俄的所谓协调行动制定计划，这不利于高效或有效的外交政策。
第二，西方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们缺乏制定出那种能极大改变中俄伙伴关系的政策的能力，即使是拜登政府提出的旨在拉开中俄关系缝隙的小型楔子，其对中俄存在摩擦的领域的利用也必然是有限的。
第三，西方应该通过培育与多边和地区组织的更有效联盟来平衡中俄伙伴关系。还应与印度、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关键伙伴建立更强大的联盟。
将俄罗斯与中国分开的努力已被证明是徒劳的。“中俄修正主义联盟有可能完全颠覆美国治下的世界体系”这一被西方建构起的迷思实际上正迎合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试图以有限的优势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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