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宣宗《花下狸奴图》谈起
纵观中国猫文化史，有两个历史现象值得研究：一是猫与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甚至帝王将相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历史长河中，猫这个小动物竟有一席之地。二是猫与文学艺术相结合，涌现出擅长画猫的画家和写猫诗词的诗人，产生出以猫为主角的诗词、小说、民间传说和绘画。这两个历史现象使得原本只具有动物属性的猫，有了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内涵。从什么角度来探索猫的历史性与文化性呢？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就是帝王与猫的关系。
善画猫的皇帝
在雅好翰墨的帝王中，善画猫且有作品传世的，恐怕只有宋徽宗和明宣宗了。史籍和典藏目录记载，明宣宗所绘狸猫图卷有六幅，即《花下狸奴图轴》《壶中富贵图轴》《仿元王渊五狸奴图卷》《仿宣和笔耄耋图轴》《仿宣和笔宫猫图卷》《猫轴小横披》。
《花下狸奴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设色，纵41.5厘米，横39.3厘米。图中绘湖石野菊，两只猫儿相向踡踞石下，悠闲自得，一只猫儿双目炯炯，神情机敏。画幅上方中央款识“宣德丙午制”，丙午即宣德元年，上钤“御府图书”玺。此图一直深藏皇宫内府，传至清代，收入《石渠宝笈》。画上钤“石渠继鉴”、“养心殿鉴藏宝”、“古希天子”和嘉庆、宣统御览之宝。有乾隆御题诗一首，诗云：“湖石秋花庭院间，一双狸奴踞茵跧。不为登局乱棋盘，何弗捕鼠坡翁讪。分明寓意于其间，而乃陈郭拒谠言。责人则易责己难，复议此者何能删。”诗塘有乾隆御笔“神肖乌圆”四字。
△ 《花下狸奴图》
“狸奴”“乌圆”是猫的别称，最早见于隋唐五代。“狸奴”似与禅宗相关，禅宗公案“南泉斩猫”的南泉普愿禅师就有“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诸人尽知”的谒语。禅宗经典《祖堂集》《五灯会元》等亦多见此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动》：“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乾隆的题诗描绘画中的秋景，并借用杨贵妃以狗乱棋局和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的典故，引申到帝王的用人之道。
《花下狸奴图轴》体现了明代院体画的风格，工笔重彩，多借鉴宋徽宗狸奴图的技法，先用墨线勾勒轮廓，再用没骨法填色、渲染，用细笔皴擦描绘出皮毛和斑纹，用笔工细，渲染精微。明宣宗的猫画多崇尚宋徽宗的风格和技法，《吴越所见书画》说：“此卷乃仿宣和，得生动于规矩之中，夺造化于神情之际，遂与徽宗如出一手。”宣宗画猫将工笔设色水墨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画风更加自然典雅，气韵生动。
明宣宗文武兼备，在位期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史称“仁宣之治”，且通经史，工诗书，酷爱丹青。宣宗堪称绘画全才，姜绍书《无声诗史》说，宣宗“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翎毛，无不臻妙”。宣宗闲暇时，常观赏写生禁苑中的珍禽异兽，“朕即一览而足，间因几务之暇，偶绘为图，以资宴玩”。宣宗传世绘画除了数幅狸猫图卷外，还有《武侯高卧图》《苦瓜鼠图》《戏猿图》《三阳开泰图》《山水图》等。
开宫廷养猫之风
中国古代宫廷养猫之风可远溯至唐，《资治通鉴》载，武则天喜猫，训练猫与鹦鹉相处，结果“猫饥，博鹦鹉食之”。宋代养猫之风已深入民间，可惜未见宫廷养猫的记载。明代多位皇帝都喜欢养猫，并且在宫内专设猫儿房饲养御猫。明代在西苑与万岁山（今北海与景山）之间的乾明门处养猫。《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五记，“乾明门猫十一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中也记载“买熟豕蹄饲猫”。这是弘治初年的事，到正德年间花费已增数倍，致使嘉靖初年，大臣上疏进谏释放乾明门等处禽鸟虫蚁，停止进献珍禽异兽。然而这种谏言作用不大。《耳谈》上说：“嘉靖中，禁中有猫，微青色，惟双眉莹洁，名曰霜眉。善伺上意，凡有呼召或有幸，皆先意前导，伺上寝，株橛不移。”霜眉死后，世宗将它葬于万岁山，立碑曰“虬龙冢”。有个叫袁炜的人甚至因悼念霜眉的青词中“化狮作龙”一句而赢得世宗欢心，就此受到重用。明神宗和熹宗也都酷爱养猫。当时御猫有诸如“小厮”“老爹”“丫头”等名号，《天启宫词》中“红罽无尘白画长，丫头日日侍君王”指的就是御猫。虽然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明宣宗养猫的记载，但有宣德年间蓄养黑猿、白鼠的记载，而且宣宗作画多亲摹写生，所以宣宗时宫廷里养猫是无疑的。由此可断，明宣宗开明代宫廷养猫之风。
猫鼠之道
明初政治，从洪武至宣德年间，经历了废宰相以强化皇权转向内阁辅政的重大变化。明宣宗时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参赞政务，辅助仁宗、宣宗开创了“仁宣之治”，史称“三杨”，“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三杨”各具德行才识，“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明宣宗常将御笔书画赏赐给“三杨”等朝廷重臣，以示勉励奖掖。胡敏在《西清札记》中说：“赐臣工御画流传后世未有若宣德之多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赏赐给杨士奇的《壶中富贵图轴》，纸本设色，纵110.5厘米，横54.4厘米。画中左上绘有虚悬着的古铜壶，中插三朵白牡丹，花团锦簇，绿叶轻盈攀壶梁而上，画面的下方绘一只黄白黑三色猫，按《相猫经》中所载名为“玳瑁猫”。猫儿仰头望着花朵，两眼炯炯，前足弓起，好像马上就要跃起，神态细腻生动。画面简洁古朴，用笔精细，设色典雅。画上右侧有杨士奇的长跋。跋文很长，除颂扬宣宗武功文德之外，也对画作给予中肯的评价，并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
△ 《壶中富贵图》
跋文先用骈体文描写画中猫的神态、身形、双目、利爪和卷尾，或行或蹲，毛色斑斓，威严有势，鸟鼠远避：“写此狸奴，允中程式，尔乃动必肖形，蹲不违性，毛点斑斓，日消雪映，身矗矗以披云，睃炯炯以夹镜，爪扬厉而钩连，尾卷曲而至颈，类驺虞而有章，号狻猊而胜称，飞鸟见而回翔，社鼷望而目屏，盖写生之神妙，洵超凡而入圣。”可见宣宗将猫儿画得形神兼备，挥洒有度。
跋文继而写道：“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正因有猫的存在，朝野才无“相鼠”“硕鼠”之害。杨士奇引用“相鼠”“硕鼠”的典故表明君臣融洽的重要性，说明猫捕鼠的职责。
“相鼠”“硕鼠”均出自《诗经》，讽刺了无礼仪的君臣和横征暴敛的行为。自古以来，猫鼠就是一对冤家，古人将猫鼠的关系引申到治国之道，常将鼠比喻为奸佞、无德、贪婪和盗窃的小人，将猫比喻为正直、廉洁、机敏和勤奋的君子。猫有时被喻为贤臣，有时被喻为仁君。唐代舒元與的《畜狸述》中云：“桀朝鼠多而关龙逢斩，纣朝鼠多而比干剖，鲁国鼠多而仲尼去，楚国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长，而不知用君子正之，犹向之鼠窃而不知用狸而止遏。”
古籍中亦有“猫鼠同处”“猫鼠同乳”“猫鼠同眠”等典故。《新唐书•五行志》“鼠妖”一节记载了唐朝多起猫鼠相处的怪事。 其中有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的“猫鼠同乳”有更多记载。《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记载：大历十三年六月，有个叫赵贵的军士家里出了件新鲜事，家养的猫竟然给老鼠哺乳，陇右节度使朱泚上奏皇帝，认为是祥瑞之事。宰相常衮率百官称贺，但中书舍人崔祐甫反对，上奏本说，事物均有规律，反常为妖。猫捕鼠是其职责，现在竟然给老鼠哺乳，这不是妖吗，有什么可称贺的。崔祐甫进一步将猫鼠的关系引申到治国之道，说：“猫受人畜养，弃职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须申命宪司，察视贪吏，诫诸边候，无失徼巡，则猫能致功，鼠不为害。”猫不捕鼠等同于官吏失职容奸，上下沆瀣一气。猫只有尽忠职守，才能“鼠不为害”，天下太平。这里的“猫”主要指各级官员。在史书中，猫有时也喻指君主。唐代《开元占经》中说：“众鼠逐狸，兹谓有伤，臣代其王，思为乱天辟亡。”又说，“鼠无故逐狸狗，是谓反祥，臣且杀其君”。这里的“狸”当指君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鼠是一个有趣且喻意深刻的话题，被赋予了许多政治含意。猫既隐喻君主，也更多被比喻为有德无私、恪尽职守的官吏，而猫鼠的关系常被视为君臣关系的象征，所以明宣宗将《壶中富贵图轴》赏赐给杨士奇，恐怕不仅是“快一时之染翰”，更多是要勉励自己和臣子恪尽君臣之责，成为“万世之良模”。由此也就理解了乾隆帝在《花下狸奴图》题诗中“责人则易责己难”一句的意思，以做一只称职的“猫”与臣下共勉。
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著录明宣宗《宫猫图卷》，宣宗款题“仿宣和笔”，上有宣宗命杨士奇题识的三首诗，其中一首云：“有狸有狸，或白或黄，黄者猥缩，威敛而藏，㩳身抖擞，白雄且犷，我皇图之，妙尽厥状，猛虎在山，百兽股战，静者蓄威，动者御变。”《宫猫图卷》所绘黄白两只猫，一动一静，曲尽物情生动之趣。杨士奇第三首诗最后两句“乐我皇道，牙爪是司”，依然将立意放在了做称职的臣子上面。自古君臣关系便极其微妙，“三杨”身处皇权至上、君臣疑忌甚深的明朝初年，能够受到皇帝的信任，位居阁臣多年，且能“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恩遇亦始终无间”，有所作为，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与深悟猫鼠之道有关。
原载《群言》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