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案的背后

原载《群言》2017年3期

“昆山三徐”曾经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奇迹。清顺治十六年（1659），老三徐元文考中状元，年仅25岁，是清代最年轻的状元之一。康熙九年（1670），大哥徐乾学考中探花。三年后，二哥徐秉义重演探花故事。清初诗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感叹：“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而民间则以“兄弟三鼎甲，一门五进士”来形容徐氏科第盛事。还有一句民谚形象地说，“带叶黄瓜李，不如一个大荸荠”，戴、叶、黄、顾、李五个世家望族，被新贵徐氏完全盖过了风头。加之徐氏三兄弟的舅舅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谁都不会怀疑他们能当好官。

孰料，康熙二十九年（1690），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突然案发。

该年六月十四日，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徐乾学与大学士徐元文兄弟放纵子侄、姻亲、家人等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并列其所行劣迹15款。疏中还指出，江苏巡抚洪之杰对徐氏趋炎献媚，甚属溺职。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收录了《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余件，包括控告徐乾学及其子侄等九件、徐元文四件、徐秉义两件、泛指徐氏者八件，此外还有工部尚书翁书元等要臣劣迹状，证明傅拉塔所劾是实。

其中直接控告徐乾学的案件有五件，分别是：无锡县监生华原淳告徐乾学诈银逼命状，诈骗白银300两；昆山县贡生沈悫呈控徐乾学一门贪残昆邑状，诈骗白银1000两；附居太仓生员张恂如呈控徐乾学炙诈婪赃逼死父命状，诈骗白银3100两；休宁县商人吴淇禀控徐乾学冒旨诈骗银两财物状，诈骗财物数额不详；嘉定县民褚亮禀控徐宦管家褚昭仗势害民状，状告徐乾学包庇恶奴，未涉及财物。

且看张恂如诉徐乾学案。原告张恂如的父亲张希哲，为太仓州学正，岁贡出身，正八品。康熙十三年(1674)考满，迁调为山西平阳府稷山知县，官升七品。这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哪儿想到，张希哲“文凭到时，适患痰症卧床，恐稽凭限，具文告病”，不能如期赴任。当时在京城等候“补缺”知县、知府的，几乎可以排成长龙。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人顶替。张希哲立即花钱在京城请托，但仍然觉得不踏实。这时候，丁忧在家、后出任刑部尚书的徐乾学提出，让弟弟徐元文在京中为之斡旋，自然要花一些交际费。假如手头不便，可以代为借款。张希哲根本没料到，徐乾学所做的一切类同诈骗，最终导致其倾家荡产，抑郁而死。16年后，他的儿子张恂如终于向两江总督傅拉塔控告，“血奏真冤，预鸣满汉大人洞鉴沉冤”，希望正典置法徐氏，“庶父瞑目于九泉”。诉状中附有徐乾学手札抄件17封，可谓证据确凿。

比如，张希哲原本答应交际费为白银500两，徐乾学却开价1500两，并且以月息五成计算。另外加中间人“手续费”60两。每次张家付款，先扣去利息，剩下的本金与利息一并滚利。放出这样的高利贷，实在是心狠手辣。张家拿不出钱，不得已派人去绛州金客处借金锭，徐乾学却嫌“黄色不佳”，每锭又加纹银12两。然而，从张希哲处拿到钱，却根本不告诉他这些钱去了哪里，说是要严格保密。张希哲稍有不满，徐乾学便严辞叱责：“至于利银，原是本到利至，无有不扣算利而先算本之理。在家在京，总无此理。”

他给张希哲的信札中有许多抱怨之词：“债主闻知，昼夜坐索”“一片热肠，反负重累”“贱兄弟于年翁心力竭矣，不求报效，乃反相累”，全然是好心不得好报的模样。可是谈及金钱，却口气严厉，丝毫也不肯通融：“幸而获济，飞凫花县，遂已二年。第固不明言功，但酌水知源，勿忘所自。小价此来，必乞一顿清据，不能再候伺矣。”

这似乎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精明过人、权倾一时的徐乾学为什么丝毫也不担心会给人留下把柄？我们或许可以从两方面作解释：一是清代朝野政治风气败坏，请托、说情已成家常便饭，收受礼金乃潜规则，根本不稀罕。二是他虽然知法犯法，却自恃在朝廷有背景、有靠山，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即使出点儿什么事，也不难摆平。

可是，徐乾学没有想到，局势并未按照他预设的方向发展，两江总督傅拉塔在张恂如控告后，下决心彻查。这时徐乾学着急了，赶紧跟张恂如打招呼，许诺“退回原银数”，千方百计索回自己的手札，以毁灭罪证。吊诡的是，徐乾学的手下见惯了贪婪，竟侵吞“退款”。张恂如见徐乾学一骗再骗，说话根本不算数，只得冒死告状，不告倒徐乾学，誓不收兵。

假如真如张恂如等人的诉状所说，徐乾学兄弟确实品行恶劣，仗势妄为，鱼肉乡里，使地方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清王朝的法律该对他进行怎样的制裁呢？

出乎意料，康熙皇帝对此所下旨是：“所参本内各款，从宽免其审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后谕徐乾学，严斥，免降调，仍留任。是年冬，康熙皇帝准他请假，命携书归籍编纂。引人瞩目的是，康熙还降旨褒嘉，赐手书“光焰万丈”榜额。不久，傅拉塔再次弹劾徐乾学嘱托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纵容子侄交结洪之杰，为害益甚。康熙皇帝下旨，免去洪之杰官职，对徐乾学兄弟的劣迹却依然置之不问。

徐乾学案一波三折，足足诉讼了两年之久，始终没有被定罪处罚。清代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案子审判的记录。从清朝的律法看，仅张恂如控告徐乾学诈骗白银3100余两，“炙诈婪赃，逼死父命”，就应被定为重罪，依法重罚。即使有宽恕的理由，也必须述明原委，然后“皇恩浩荡”，从宽处理。可是在徐乾学被诉讼缠身的这一年，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徐乾学与徐元文放纵子侄、姻亲、家人等招摇纳贿，争利害民，致使徐乾学被部议革职。但是革职后并未彻查，既没有给他一个清白，也没有证明他犯罪。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制朝代，康熙皇帝在位长达61年，文治武功，远迈汉唐，经济繁荣，财政稳定，而封建集权也达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当时的老百姓未必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但谁都明白“圣旨”是怎么回事。让皇帝不高兴，可是要掉脑袋的。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尽管康熙皇帝被称为明君，但身份和位置决定了他手握天生俱有的莫大权力。徐乾学一案就充分体现了皇帝的霸权，真所谓圣旨大于天。皇帝的一句话就完全决定了徐乾学的命运。只要一句“从宽免其审明”，就根本不用考虑是非法律、罪与无罪。有关人士在评述时，还会加上“承蒙圣恩”或“皇恩浩荡”等字样。

应该看到，徐乾学一门被诉讼20余次，却并未获罪，与徐乾学拥有大量社会资本是密不可分的。

徐乾学为人机敏，拥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使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皇帝对他眷顾有加。即使他返乡后，康熙仍念念不忘，觉得只有像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这样的官员，才能够称得上学问才识俱佳。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下谕大学士推举文章学问超卓的人，有人举荐了徐乾学等人。康熙命他们进京修书。谁知徐乾学已经逝世，遗疏将《大清一统志》进奉，康熙下诏恢复他之前的官职。康熙皇帝对徐乾学才识的欣赏，成为他最大的保护伞。

由于康熙的赏识，徐乾学有机会参与《明史》、《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在修史过程中，徐乾学借机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包括明代遗民学者，但似乎没什么政治意图。当时，康熙为了巩固帝王基业，一方面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禁止学者文人聚会结社。徐乾学广泛招纳幕宾，名义上是为了修史，实际上很吻合清政府笼络明遗民学者的政策，客观上帮了康熙的忙。同时为他树立了学术上的声望，并且构筑起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徐氏三兄弟都是康熙朝重臣，多年官宦生涯和资本雄厚的家族背景，使他拥有常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源。徐乾学案发时，他已乞休还乡，官位不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也有所变化，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在朝野的影响力仍不可低估。一些著名学者曾作过他的幕宾，与学者结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发挥着极其微妙的作用。康熙深知这一点，对徐乾学的眷顾，不仅是对他，更是对士林学者表达示好之意。为了稳固统治，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在法治还是人治之间，康熙宁可选择后者。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他任性。

事实上，康熙给徐乾学以宽容，最大的缘由是为了满汉势力的平衡。明珠与徐乾学的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掣肘着朝廷的政治局势。而两江总督傅拉塔恰恰是明珠的外甥。

作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顾炎武曾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对他们的学业功课也悉心指点。后来他的许多治理国家的观点，尤其是廉耻的观点、养廉的观点、振兴经济的观点经由外甥传播，让康熙皇帝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接受，进而作用于时局，施惠于百姓。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四处流传，甚至“朝野倾慕之”。

然而，顾炎武与他们之间有亲有疏、时亲时疏。特别是对徐乾学有些疏远，觉得他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但对于他的斑斑劣迹未必知晓。徐乾学也不可能在舅舅面前暴露自己丑陋的一面。顾炎武在给学生潘耒的信中，曾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徐乾学的所作所为，更以一个学者的目光批评“世风日下，人情日谄”的社会现象。笔者在《顾炎武的峻厉》一文中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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