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书中自有黄金屋？看看严复是怎样年入200万的

原载《群言》2016年12期

严复字几道，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以往我们推崇严复，主要是因为他在思想启蒙和西方名著翻译上所取得的成就，殊不知他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也是一位佼佼者。

严复

学而优则仕，是传统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严复自然也不例外。自1879年以优异的成绩留英归来，他便供职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直在官场摸爬滚打。甲午战败后，他开始系统翻译西学经典，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论》等西学名著当时为国人所传颂，一时间洛阳纸贵，这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稿酬和版税。严复将稿酬和版税的收入投资于商务印书馆的股票上，而商务印书馆此时经济效益非常好，每年都分给股东大量的红利。

笔者有幸参阅到严复遗留的账本原稿。此稿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详细记载了1904年及1913年至1921年的往来账目，无论巨细，皆收录在册，大者如“收参政院八月薪500元”，小者甚至“付澡堂1元”也逐一登记。受限于史料，只能统计辛亥革命之后他的经济收入。这段时期严复的经济来源主要有政府薪俸、股票红利、存款利息以及版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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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政之薪金

严复凭借自己淹贯中西的学问和专业技能，历任晚清时期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开平矿务局总办、海军协统等职。所任各职皆有不菲的薪水，例如1907年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时，每月薪水高达500两白银（每两白银合1.5元银洋）。民国初年，特别是袁世凯当国以来，严复参与机要并身兼数职，每一职务都有不菲的薪水，可以说这段时期的收入在其人生中达到了最高峰。其职务薪俸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海军部参谋

海军部薪水是严复晚年最可靠的一笔经济来源。1910年12月，清廷成立海军部，并特授严复为海军部一等参谋官，1911年5月，又授其为海军协都统，一直到病逝的前一年，严复仍能收到海军部的薪水。严复的日记中经常有收到海军部薪水的记录。例如，“1911年11月13日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严复集》第五册，第1512页）；“1920年9月25日，收到海军部一月薪”（《严复集》第五册，第1537页）。严复在账本中更是清楚地记录了自己收到海军部薪水的时间和数目。海军部的薪水起先每月300元大洋，1918年8月以后增至400元（《严复账本·未刊稿》，原稿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民国元年一直到1921年严复去世，虽然1918年8月后每月海军部薪增至400元，但由于严复于1921年10月去世，期间再考虑到一些不可抗因素致使其没有领到海军部薪水，可以大概认为，严复每月可以从海军部领到300元薪水，以十年计，严复自民国元年到其去世，可以从海军部领到36000银元。

京师大学堂监督

1912年2月26日，严复被派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此时的袁世凯政府几乎无稳定财源，财政状况极为恶化，各部门薪水基本停发。6月初，财政部以库款支绌，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按照这个数目来支取薪水，一直到10月7日严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前后八个月可领到480元。

京师大学堂牌匾

总统府顾问

严复于1912年9月中旬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官，每月发给津贴800元。1914年7月1日，袁世凯裁撤总统府顾问及谘议共47人，并减发留任顾问薪金。7月9日，严复得公府（总统府）主计信，告以总统府“顾问薪水自六月起停支”（《严复集》第五册，第1517页）。从此以后，严复成了一个挂名顾问，无事可做，也不领薪。严复最终领到22个月的顾问薪水，总计17600元。

约法会议议员

1914年1月26日，北京政府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议员名为选举产生，实则是由袁世凯指定或由人保荐经袁世凯同意的。3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以严复等60人为议员，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严复因此也收到一笔不菲的津贴，每月基本为500元。约法会议前后历时整整一年。严复于6月17日“收到约法三月薪1000元”，最后一个月可能是发双薪。严复的账本在1914年7月以前仅记录了家庭的支出情况，几乎没有记录家庭收入明细。账本上仅仅记录了约法会议九个月的薪水，缺少1914年3月、4月和1915年1月、2月的薪水记录。未记录的四个月按500元计，可以得出，13个月的薪水共7100元又500元公债，总计为7600元。

参政院参政

袁世凯设立参政院，作为总统咨询机构，代行立法院职权，实际上是御用工具。这样参政院不仅有参政议政权，并且拥有立法权。1914年5月26日，袁世凯任命严复等70人为参政院参政，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袁世凯为了笼络参政院，使其更好地为他服务，给予参政丰厚的待遇。袁批准参政院长月俸1000元、夫马费2000元，副院长月俸800元、夫马费1000元，参政月费500元。严复的账本中也多次记录“收参政院某月薪500元”。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裁撤参政院，各参政的薪水自然也停发了。严复于1916年6月15日收到参政院最后一次薪水“三月俸交通票500元”（严复账本）。参政院从1914年6月开院，到1916年6月被裁撤，前后历时25个月，严复实际上只领到了22个月的薪水，总计11000元。

严复还以参政的身份兼任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之职。1915年7月1日，袁世凯令参政院推举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随后参政院从参政当中推举梁启超、杨度、严复等十人为宪法起草委员。严复账本于8月28日第一次记录此职的薪水，“收宪法大会七月份车马费240元”，从8月开始宪法会的车马费改为300元。严复共收到宪法会六个月的薪水，总计1740元。

政事堂参政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下设五局一所，严复被延揽到法制局任职。严复账本中第一次关于法制局薪水的记录是“1914年9月5日，收到法制局200元”。法制局一般是推迟一两个月再发放本月的薪水，有时甚至推迟得更久，因此，1914年9月5日拿到的这笔薪水应该是6月或者7月的。加之在1914年7月以前账本上没有家庭收入的记录，所以计算法制局薪金时以1914年5月始。严复最后一次收到法制局的薪金是，“1915年12月31日，收到法制局九月份薪300元”，唯有此次收到300元，在此之前每月都收到200元，从1914年5月到1915年9月前后总计17个月，共3500元。

内史监

1914年5月，袁世凯以总统府秘书厅原班底成立了内史监，专门负责大总统的切身政务机密。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模仿清代经筵讲学先例，逐日编述中外大势、帝王治国故事，送到居仁堂供袁世凯参阅，这份材料被称为《居仁日览》。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将关注的焦点从传统的帝王治术转移到掌握世界局势上来。因此，自欧战发生后，严复将战事新闻作摘要论述，并送至总统府备览。依据黄克武先生的研究成果，严复具体开始从事《居仁日览》的翻译工作应该是在1915年三四月左右。在此期间，严复为《居仁日览》翻译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上的一些文章。

总统府对此项工作给予丰厚的报酬，每月发给300元译费和270元夫马费，而且是当月分别发放，极少拖欠。1915年11月开始，这笔薪金改为一次性支付570元。这笔薪水一直发放到1916年3月29日，“收公府三月份会费570元”（严复账本），前后历时13个月，总计7410元。

从民国元年至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严复在袁世凯政府中身兼数职，每月领几份薪水，依次将各职薪金相加，总计为83590元。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新政府惩帝制祸首，严复也在惩处之列，所兼各职一并削减，从此便淡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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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红利

严复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十分密切，在经济上的往来也很多，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译著，获得了不菲的稿酬。1898年，他开始翻译《原富》，此书尚未译完时，张元济就写信给他，愿以2000大洋购稿。商务印书馆在社会上信誉好、利息高，这些稿酬严复除支取少量外，其余作为股份投资在商务印书馆生息。特别是1916年以后，不在政府任职的严复主要靠投资于商务印书馆的股金与股息维持生活。

1911年、1914年、1916年、1917年这四年严复持400股左右，每股百元，这在严复账本、日记以及与张元济往来的书信中有明确记载。1921年，在严复致长子严璩的家书中，告以本年“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

现在尚无法根据史料确切得出1912年、1913年、1915年、1918年、1919年和1920年每年的股份红利。但严复在1912年至1921年十年期间的持股数目基本稳定，而商务印书馆每年的股息也基本上在一分六厘左右，因此每年得到的股东分红波动不大。根据统计学原理取平均值，每年红利为6837元。那么在这十年期间，严复可从商务印书馆分得红利683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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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

严复还将收入所得存入银行、商业机构、钱庄等生息。其积蓄主要存于商务印书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1910年严复在与妻子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存款有六七千元。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严复致书张元济，欲将存在商务印书馆的5000余元存款提取交麦加利银行存储。依据账本记录，严复在商务印书馆共有“蕙镶馆”“艺成堂”“德辉”三户定期存款。1916年严复在商务印书馆的存款在5000元左右。到了1918年增加到6000元。此外，严复还将钱款存于汇丰银行生息或者购买公债，但每年的存款总额基本维持在五六千元的水平。按当时的行情年息七厘计算，这十年的利息可达4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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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及其他

严复的一生对报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1897年10月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直到晚年仍有言论见诸报端。为报纸投稿，一般会得到每千字五元左右的报酬。由于在严复晚年的日记和账本中没有详细记录稿费收入情况，有时在账本中只是寥寥数笔记录“收回大公报馆红利100元”；或“入龙洋10元”，因此将稿费与其他收入一并来计算。其他收入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寿礼、公债利息、官利、版费、卖字收入等，但不包括他人所还欠款。由于在账本上一些款项只记录数目，没记录来源，所以将1915年到1921年这七年数据相加取平均值为1344.9元。由于史料缺乏，暂且无法统计1912年到1914年的稿酬及其他收入。不过，1915年到1921年这七年的平均值和1912年到1921年这十年的平均值应该十分接近。因此，民国元年至严复去世这十年间的稿酬及其他收入约为13449元。

创刊于天津的《国闻报》

将政府的薪俸、商务印书馆股利等以上四项相加，严复生命最后十年间的总收入约为169409元，平均每年高达17000银元。而那个年代唐山煤场的普通工人每月只能拿到6元工资。1916年8月，沈雁冰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只有24银元。1916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梦麟尚未归国时，就预先经黄炎培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定月薪200元。由此可见，严复不仅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者，而且是一位有现代经济头脑的践行者。

严复整个家庭的花费数目也是惊人的。仅在1909年底过年的开销就达1300两白银。根据账本上的记载，“民国二年住京计全年用银10203.3元，每月经费约银850元”。而民国初期，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严复生命最后十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多少人民币呢？1912年到1921年，北京的物价指数基本稳定，当时一块大洋相当于2012年人民币112.7元。将严复晚年总收入169409元，折算成2012年的人民币为19092394.3元，每年收入将近200万人民币。

在严复的经济来源中，完全没有地租收入，特别是1916年以后，仅靠股票、稿酬等照样能维持上层人士的生活。这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已经可以完全脱离以往的封建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存活，他们的收入来源已经在向现代化转型。

（原标题：书中自有黄金屋  以学为政严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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