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拿什么填平我们常识缺失的沟壑？
原载《群言》2016年10期
四秒爆破：一问逻辑
2016年9月10日凌晨，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在三声巨响后轰然倒塌。不过四秒，这座造型奇特的“变形金刚”灰飞烟灭。
爆破前的武大工学部第一教学楼
非常巧，这天恰逢教师节。
据官方介绍，该教学楼属于东湖南路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拆除是为了复原东湖南岸沿珞珈山优美的自然山际线，原址将重新设计建造新教学楼建筑群。然而，这座“变形金刚”又是如何诞生的呢？1997年该楼由并校之前的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开工建设，地面以上20层，楼高88.3米，面积3.85万平方米，2000年投入使用。该楼由国家投资一亿元建成，目下仅拆除经费就达1300万元。校方称，拆除原因为建筑体量和高度不符合2011年经国家批准的《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25）》，该规划是继1993年东湖总体规划第一次编制完成后的又一次全面修编。
一座耗资巨大、才使用了16年的建筑，当初非建不可，今天非拆不行。立与破，均经过反复论证与层层决策，当初是为了“向高度要空间”，改善教学设施，今天是为了建设“中国最美大学”，改善生态环境，都是为了千秋大计、长远发展。是的，咱们中国人总说要“历史地”看问题，所以似乎是，当初“违规”而建是对的，今天“超标”而拆也是对的。那么，谁来为这教师节的三声“礼炮”买单呢？谁又做错了呢？
看来都对，都有道理。我们是一个酷爱讲道理的民族。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去菜场买菜，小贩也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为什么今天的菜价会比上周翻了一倍。再往“格调”里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与他讲物质，他觉得你应该讲精神；你与他讲精神，他觉得你应该讲务实；你与他讲务实，他与你讲文化；你与他讲文化，他与你讲笑话；你与他讲大局，他与你讲细节；你与他讲细节，他与你讲八卦；你与他讲认真，他与你讲潇洒；当你拍案而起，他与你讲绅士；你与他讲绅士，他与你耍流氓；当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竟已立在悬崖边上；他却在黄鹤楼上看风景……
总之，跟许多国人讲道理，需要一颗极其强大的内心。我们道理遍地，独独缺的是——逻辑。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写过一部《流氓的盛宴》，从上层社会的“言之谆谆”与底层民间的“听之藐藐”造成的荒谬断裂，揭穿了流氓话语的无处不在。这正缘于整个文化生态的无秩序、无信仰和无逻辑。
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这跟我们自古、自小便哲学精神圮废直接相关。哲学是“万楼之楼”。缺了哲学，科学、文化、教育处处塌方。哲学的本质是求真。真之不存，则一切虚有，则人是伪人，物是假物，品是劣品。
道理究竟不等同于逻辑。从“道理”上说，如果歧路亡羊可视作情有可原，如果亡羊补牢也算明智之举，“亡羊”之过就可以轻易放弃追责了吗？
逻辑绝不是所谓放之四海玩得转的“辩证法”，更不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诡辩论。逻辑，意味的是理性的清明与责任的担当。
那么，拿什么去填平我们逻辑缺失的沟堑呢？
法律可以胜任么？
四条呼吁：二问胸襟
今年9月13日，上海知名记者宣克炅在微博上发起四条呼吁，原文如下：“1.有犯罪记录的绝对不允许进沪；2.工作满一定年限后获得相关待遇；3.超生家庭不得获得相关入沪待遇；4.入沪前宣誓签字：我爱上海，融入上海，来上海是为上海的繁荣稳定平安和谐作出贡献，绝不做任何对上海不利的事情，否则自动离开上海。你们同意吗？”
小宣同志如此天真可爱，如此热爱上海，如此精神“清洁”，实在令人“感佩”！事出有因。9月8日，浦东公安分局接到110报警，周浦镇牛桥村有一女子昏迷。民警到场后将昏迷女子丁某（安徽籍）送医救治。经侦查，9月11日，警方将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男子徐某（安徽籍）抓获。丁某目前濒临脑死亡，生命垂危。9月12日，宣克炅参与了该事件的报道，次日便有了他的慷慨呼吁。一时，小宣的风头竟胜过了丁某、徐某。
实际上，近年来宣克炅多次在网上发布这类排外宣言，每次还都能引发众多网民的“欢呼雀跃”，其中亦有不少沪上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我也很能理解小宣，爱祖国、爱家园，咱谁也不希望有人来添乱，遑论是犯罪。只是令我非常困惑的是：
第一，如何判断进沪人员的有罪或无罪？须知，“无罪推定”原则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基本准则，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也不能逾越。如果要“疑罪从有”，那么要不就是在入沪之先就过一遍堂，要不就是让外地人员举着经司法部门认定的一纸“无罪证书”入境，否则总不能学古代在人家脸上刺字以证吧？
第二，“工作满一定年限”方可获得“相关待遇”，我不清楚这是什么特惠待遇。是允许买房？允许结婚？允许生育？允许开车？允许下馆子？允许进剧场？允许给缴纳“五险一金”？
第三，“超生家庭”不得入沪，难道是说人家孩子生的多，“犯罪基因”也异乎常人的丰富？那么，自嘲为“超生游击队”队长的张艺谋，以后就对着自己拍过的老片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遥望上海望梅止渴吧。
第四，至于入沪前要做一番为上海作贡献的宣誓，良愿是不错的，只是火车站、机场、港口等处，恐怕得修改律条，增加安检程序和工作人员，我看光签字发誓还不够，得录音录像，以留证据。难题有二：一是即便发了毒誓是否一定能杜绝犯罪？二是外国人士是否也照此办理？
再有，如果是平民，我们该如何对待？如果是难民，我们又当如何对待？我们不能忘记，“二战”期间，为了逃避德国纳粹屠杀，25000名犹太难民飘洋过海来到上海，上海成为全世界唯一连签证都不需要便可进入的城市，被誉为“东方的诺亚方舟”。
还有近在眼前的，9月4日，在杭州G20峰会新闻中心召开的发布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全球有65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问题在亚洲也很严重，G20集团都应承担起责任。他呼吁：“我们需要解决迫使数百万人口背井离乡寻找庇护所的根本原因，G20集团有能力通过贸易、合作发展、为难民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式作出它们的贡献。这是各成员国必须要做的。”
这就是胸襟。中国自明清以来的历史屡屡昭示，任何激进的自爱，都是傲慢；任何傲慢的排外，都是狭隘。要想排外来之毒，首先得清自身之毒。上海不是“魔都”，中国也早已不是帝国。健康的胸襟，温暖拥抱的是全人类的公平。
为此，我们可以选择善良么？
四个孩子：三问慈悲
今年8月26日下午，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年仅28岁的杨改兰因贫穷和绝望，杀死自己的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几天后，杨的丈夫亦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八口之家仅剩下杨的父亲和奶奶两位老人。
虎毒不食子。有人诘难于当地的扶贫力度，有人却揣测杨改兰的心灵畸形。仿佛事不关己的人都占据了道德高地而雄辩滔滔。每每这样的悲剧上演，就成全了一拨拨“劝善君子”的德性发挥。劝人捐款、劝人献血、劝人学雷锋、劝人做义工……可是劝善者往往我自岿然不动。殊不知，一切道德和尊严的底线，便是非公害与自主自觉原则。
对此，我也自惭形秽，努力抗拒着不要滑向某种“姿态”上的优越。在当下全球都还未能普遍获得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之际，我想问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又是怎样的心态呢？这几年，网上网下都在矫情地传递着一碗心灵鸡汤：“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那意思是说，善良比聪明更难，所以选择比天赋更重要。这碗鸡汤“转售”自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一次演讲。不过，贝佐斯还警告过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们却只顾断章取义了。
然而，善良是可以选择的么？我以为，需要选择的恰恰不是善良。当善良可以权衡斤两，它就是货架上的商品。真正的善良是天良，不假思索的天良，正如父母之于我们的与生俱来。而人们正在聪明的选择中，把玩着智商、财商和情商的游戏，处处皆为“商场”。
好吧，如果我们不去纠结于“劝善”与“择善”的悖论，能否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我们胼手胝足的每个生命？我喜欢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每个个体都是有响动的影子。”电影大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过著名的“战争三部曲”，如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人救一群人，《拯救大兵瑞恩》是一群人救一个人，则《战马》是敌我两群人救一匹马。是不是一部比一部更加高贵呢？
拿《拯救大兵瑞恩》来说，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士兵值得让另外八名士兵去冒死拯救？难道瑞恩的一条命就比他们的命更有价值？在中国的道德情境里，人们经常会质疑这样的情形，一个大学生为拯救跌落粪坑的老农而殒命的行为究竟值不值得，合不合算？而拯救瑞恩历程的无比震撼就在于，这条通往未知的生死之路，也是一条饱含着自我诘问与自我救赎的净化之路。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海报
斯皮尔伯格的“战争三部曲”，就是尊重生命的“救赎三部曲”。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中国没有“救赎”的文化传统，我们无法照搬。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词——慈悲。
慈悲，自佛教进入中国2000年以来，该早已深入人心了吧。然而，在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文艺作品中，很难感受到慈悲的情怀。比如战争，它经常被举旗以国家大义、宏观谋略，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同意学者的某些“共识”，即战争客观上也推动了地理的发现、民族的融合乃至文明的演进。可是结果不能掩盖过程，目的也不能粉饰手段。如同一个人生了重病，促进了一门医术的发明，我们自当感激科技的卓越，但你不能为了表扬医术而去歌颂疾病。天地再大，一介细民也是他百分百的全部世界，“生灵涂炭”绝不能沦作塑造一个“黑包公”的泥土和颜料。如果我们能从一场战争中关切到渺渺个体在汹汹血火中无法忽视的吁求微光，则瓦砾废墟上渴待重建的不独是高楼大厦和制度机器，也是每一株野草可以放歌的晴空，是每一把耕犁可以唤来的春雨。
这，就是慈悲之心。慈悲，是高过万法之法的正义之法与自然之法。我们亟待重拾的正是这颗寻常人家的慈悲之心。这尤其是我们艺术家创作的使命。艺术之道，在于“真”而不在于“相”。艺术创作必须实现历史逻辑、生活逻辑向艺术逻辑的转换，后者才是“真”，前者都是“相”。唯有这真，才是艺术之魅，才是普遍价值。真是美的前提，美是真的归宿，臻于美而善必居矣。
能勇敢拨开云翳，于诸般空相中开显人性真谛，即是旧中出新，也是常识所在。在中国，为人、行事、创作，最难最难是常识。不走过迢迢山水，熬过漫漫长夜，不可明此意。2014年，我曾在《群言》上写过一篇《做一个有“常识”的人》。这常识，是逻辑、胸襟和慈悲，也是责任、公平与正义。
（原标题：真•相——再谈我的“常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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