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北京文化”的危机
原载《群言》1994年5期
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北京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在现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及现代国家干预意识强化的情况下，北京文化，包括北京人的语言、作品、素质对全国影响甚大，甚至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形象也有莫大关联。这里所说的“北京文化”主要是一个综合的城市文化的概念，特重其渗透整个城市日常生活、语言系统和艺术现象的综合表现，而不关注知识精英的学术文化活动。因为精英文化的社会化总是有限的，无法对整个城市文化发生影响。
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人对北京自然有相当深切的感情，同时由于生长于斯，对个中的弊病就体会更深，也尤为痛切不满。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北京文化的演化及其走向越来越令人不满意，基于这种不满而发生的检讨，可以说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文革”以来北京文化的演变的主要线索是：从片面的“工农化”到全面的“庸俗化”，总体上说，在“雅”和“俗”之间严重失衡。传统的北京文化，体现在北京人的行为面貌，是讲求礼貌礼节，温和亲切，乐天知命，敬重文化；表现在文艺上尚能雅俗共赏；整个城市，包括街面胡同，都处处体现着与古典传统密切关联的文化意味。从社会学基础上分析，北京是元明清几代都城，雅士文人、达官显贵长期在此活动，书香之家数代相传，雅文化影响源远流长。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来，特别是民国政府南迁后的北平时代，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又无近代工业，变为一个文化、消费的城市。在社会结构上，一极是从事教育和精神制作的知识阶层，一极是从事消费服务的服务阶层。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城市的中间阶层，其对城市文化的支持作用相当于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近代的北京社会既缺少大工业无产阶级，又始终未形成一个代表文化品位并对下层市民有引导作用的上流社会。近代的北京文化主要是适应中间阶层与服务阶层的需要和口味，打着他们的深深的印记。
从事城市消费服务的阶层构成了近代北京的重要市民基础，北京的民俗文艺大多生长于其中，受到他们的各种影响，天桥文艺是最明显的例子。相声大师侯宝林逝世之后，马季同志在电视上有一段深刻的讲话，大意是：相声的出身不太好，即出身于庸俗的市井之中，侯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使相声逐渐摆脱掉市民气，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的确，侯宝林的相声真正代表了雅俗共赏的北京艺术典范，是北京文化的骄傲，马季的这个讲话一语道破了北京文化的症结。
侯宝林漫像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北京重新成为政治中心，大批来自全国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进入北京，成了北京住民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但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旧城之外的大院，对旧城内的旧京文化影响不大。“文革”中，“打、砸、抢”成了北京大院文化的一种特色，并在“文革”的后期与一直被压抑的旧京的流氓文化合流，对北京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流风在当代北京商俗文化的“大哥大”“大姐大”中仍有表现。
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从理论上讲，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北京文化应当逐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逐渐清除传统北京文化中的市井暴戾和小市民习气，培养起与现代文明大都市地位相称的博大、雍容、雅俗平衡的文化气质。然而“文革”的过程，将以往北京文化的高雅层面全面打倒，知识文化阶层一夜之间落至社会底层，不再受人尊重。片面地把工农兵推上政治舞台的社会结果是：斯文扫地，暴力行为取代了温良礼让，污言秽语成了“革命”的语言特征，市井的庸俗的下层文化在“工农化”的大旗下理直气壮，社会文化的合理格局完全颠倒。又由于老北京与上海不同，城市市民的基础不是产业工人和白领管理人员，城市劳动者主要是拉车、送煤、摆摊等处于下层而无机会接受教育的个体劳动者，所以“文革”中北京当道的下层文化就更多了一点市井庸俗的东西。从那以后，北京市面上脏话泛滥、斗殴频仍；其最甚者，女孩子破口骂人居然脸也不红，而所骂之话的难听，无以复加。社会行为无序，文明水准低落，显示出城市文化的严重失范。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流动的活跃，北京住民的文化构成进一步改变，但市井习气丝毫未褪，个体户及暴发户本来就受市井文化影响很大，现在借金钱的力量把他们的习气带入文化。演艺及创作人员不予抵制，却错把这些东西当成鲜活的气息加以吸收，相声越来越庸俗，不知侯先生看后作何感想；市民的语言粗俗不可耐，较之台湾的国语，真是相形见绌。晚近大量涌入文艺作品的“流行词”无一不染着市井的习气，“大腕儿”“一方活”一类的江湖式黑话商话，痞气十足地大举侵入话语系统，居然被一些艺术家当成时髦。所谓京味流行小说基本上涵盖在这种氛围之下而不自拔。甚至作家群中也有不少人受此影响，而无任何批判的能力。缺乏文化提高的意识，随商品化的潮流而大媚其俗，成了90年代文化的通病。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还盲目地把这些东西当成北京特色加以推扬，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为媚俗是支持市场化改革，地方影视节目纷纷起而仿效，令人哭笑不得。
文化的大众化和庸俗化并非一回事。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健康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很值得我们加以学习。文化的大众化虽然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但当代北京大众文化的庸俗化并不是一般大众文化膨胀所带来的，它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在一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美国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也为有识之士所诟病，但与我们市民生活中的那些恶俗不可同日而语，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也很少有当代北京那种无秩序、不文明的城市现象。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建设现代健康文明的北京文化，我们终将为北京文化感到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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