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园林寻迹，它们藏在大街小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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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6年，贾谊被贬，做了长沙王太傅。他在自己的居所里，种植柑树，栽种花草，开凿深井，并放着一张奇特的独脚石床，用来休息。
二十多年后，长沙定王刘发因为思念自己远在长安的母亲，在城东筑造了一座用来思亲的高台，后称定王台。台的旁侧，还一座名为蓼园的别苑。“蓼”是一种叶味辛、可入药的草本植物，引申意义为“辛苦”。台和园都是定王情感的寄托。
这两座园林，被认为是长沙最早的园林建设。此后，长沙园林史便不断被书写。
长沙的地域文化是历史长河式的，从古都一步步发展到现代都市，历朝历代都在此留下痕迹。而园林正能反映这一长段历史的变化。
贾谊和定王的园子虽早，但在唐代以前，长沙园林建设并不兴盛。真正改变情况的还属五代十国的马楚王。
927年，南楚国建立后，马殷、马希范父子在全城布局，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建造了王宫宫苑。
城北，有他们的避暑胜地。在湘春门（北门）外，他们修建了会春园。花园囊括整个开福寺，并以此为中心，想见规模之大。
开福寺（图/开福区人民政府网）
寺前是行宫金华殿，寺后是碧浪湖。碧浪湖原来并不大，马希范将其扩张至千余亩，扩湖中清理出来的淤泥就堆积成了一座假山，名为紫微山。
碧浪湖湖面开阔，四周又种有大量植物，与紫微山相映，有“紫微栖凤，碧浪潜龙”一说。再配上嘉宴堂、袚禊亭、流杯亭等其他建筑，构成了园内的盛景。那时节，马王常常带着自己的姬妾、子弟、学士来此，在山水间纵享人世间的欢乐。
城西有马王精心打造的另一处宫苑，文昭园。园内既有主持政事的天策府，又有九龙殿，此殿因内有八条刻成龙形的沉香木雕，加上自诩为真龙天子的马希范活动其中，才有此名。
在城东，有一处池塘，塘中有小岛，名为小瀛洲。这里原是唐代潭州刺史杨凭的园林——东池的一部分，柳宗元来此做客，还写下了《潭州东池戴氏堂记》。如今，它成为了马王园林建设的一部分。
今日都正街里的东池
古城长沙的南门侧原来还开有一门，在城墙的西南角，因马王在城南修建的碧湘宫位于此，就叫碧湘门。碧湘宫如何辉煌，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碧湘宫的遗址到宋朝时还有所保留，并吸引了两位诗人兼画家——惠洪和黄庭坚，他们在此流连了一个多月，离开后，用诗词追忆了美丽的碧湘宫。
这四个方向的园林是马氏父子的心血之作，也是王朝繁华时的见证，但最终都随着王朝的没落而一并荒凉了。
马王之后，再有这种雄心、财力在长沙城内外大规模修建园林的就是明代的藩王了。
朱元璋建立朝后，把自己的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1477年，22岁的吉王朱见浚到长沙就藩。他仿照紫禁城的宫制，大规模改建旧王府，占去了长沙城近一半的面积。
在他修建的花园中，紫金园最为宏大，位于吉王府正殿承运殿的后方。这是继会春园后长沙又一大型宫苑式园林，俗名也叫大花园。
紫金园内的紫荆山（又名三洞山）也是一座人造假山群。山体用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堆砌而成，高大峻峭，内有迂回盘旋的石径，人可以攀缘而上，到山顶上俯瞰四周风景。
（图/陈先枢博客）
山的西边是吉王开凿的万春池，也就是大四方塘。水面十分宽阔，可以行舟。池的南北两边还各设梳妆台、更衣亭，王公贵族们在此游玩，可以享受贴心的服务。
吉府的东南面，还有一处名为东圃的花园，园中有一长廊形的建筑，宽到可以走马，所以叫走马楼。1996年，考古学家在走马楼原址范围内的一座明代砖井中，发现了有“吉府上用”、“大明成化年制”款识的瓷器，证实此地曾为明王府所在。
王室园林的命运总由王室的兴衰而决定。和马王的园林一样，明王府的繁华最终也在清朝建立后，被终止了。
园林是综合性的艺术工程，主持修建它的人必须得有一定的势力、财力和文化素养。王公贵族自不必说，但是古代城市内私家园林的发展，却必须要待一批官僚、文人、富商、地主的出现，这与大环境息息相关。
一直到明清时期，长沙才逐渐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它不仅是长沙府府治，长沙、善化两县县治的所在地，在湖南单独建省后，又成了省会城市。与此同时，长沙的地区经济也越发繁荣，文化教育成就更加突出。于是，长沙城在此时才逐渐兴起了一阵营造私园之风。
榕树园
明礼部侍郎庄天和，长沙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的私人园林名为榕树园，在今长沙新开门(今兴汉门)内。园中水景突出，庄天和写下了《园中杂咏十六首》，在诗中常提水色的美妙。“白日移轻棹，沿溪引兴长。岸花明锦缆，林雀下牙樯。浦逼蒹葭乱，洲回橘柚香。自谙渔父意，鼓枻咏沧浪。”他笔下的美景带有故乡独有的韵味。
清初学者廖元度也是长沙人，生于康熙年间。1673年，吴三桂叛乱，攻下湖南，沿江布置下防御工事，也不再向北发展，康熙趁机进攻。廖元度的住房就在此次战火中被毁，只得借居佛寺八年，对现实也多了一些悲愤。
清光绪《善化县志》载省城图里标注的息机园（图/陈先枢）
到了晚年，他在长善两县的交界处，修建了息机园。息机是止息机心之意。晚年的他已经充满了归隐之心，在园内杜门不出，与世无争，园林也带有超脱、独立的意味。
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李星沅在今长沙解放中路立交桥一带修建了自己的园林，包括水月林、芋园、柑子园三个部分，人称李家花园。
水月林原是寺庙，年少时，李星沅曾在此攻读。寺废后，李买下此处修建了芋园。
道光二十九年，李星沅因病离职，回乡居住。他扩建芋园，将附近柑子园地段也囊括进来，使园占地达2万平方米。规模之大，有民谣传唱：“头顶凤仪园，脚踏柑子园，中间就是李星沅”。
（图/芋园）
花园内的荷花池占去了园子近一半的面积，可分东西两部分。园的北面有名为“自在香”的小山，人站在山顶最高处的亭子里，可遍览花园。
园内还有柑子园、怀庐、芭蕉亭等多个建筑群，厅堂、居室加起来有上百间。更不用说，那贯穿荷花池的长廊，以及围绕在池畔的镜澜小榭、知水月亭、梧笙联吟馆等22处景点。
乌桕、梧桐、黑松等佳树遍植园内各处，又点缀着紫薇、绣球、腊梅等花草，他们在不同的时节开放，使花园的景色四季皆有不同。
李星沅亲自给园子写下楹联：“阅世倏中年，辛苦功名都历尽。娱亲偕小隐，读书耕种总陶然。”言语间，既有对时光的感叹，也有对老年生活的期许。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倚重湘军，将其视为主要军事力量。而湘军在平灭各地农民暴动时也迅速成长，战绩显赫。许多将领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臣子，活跃在军事、政治的舞台上。
于是，湖南就多了一批这样特殊又显贵的群体。功成名就后，他们凭借着自身的财富和势力纷纷在长沙筑造私园。此外，为了纪念曾国藩、左宗棠几位名臣的功绩，政府和湘绅又修建了纪念祠堂。由此，长沙城内出现了一批与湘军有关的园林。
曾国藩去世后的第二年，在朝廷指示下，湖南当局在今蔡锷路以东，中山路以北，局关祠以南的一大片区域建立了曾文正公的专祠。
祠内正殿后方有一座花园，名为浩园，是清末长沙城最大的园林之一。
昔日浩园（图/红网）
1880年春，为商议在曾祠内建“思贤讲舍”一事，郭嵩焘尽地主之谊，在园内举行了盛会，邀请了一众政府官员、文化名人、富商前来作客。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水师创建者彭玉麟，富商朱昌琳等皆在其中。众人在享受园中山水之色时，还提笔作画，并将其刻在了祠壁上。
晚清的湘军将领郭松林在长沙的落星田街也营造了自己的私园，人称郭园。和曾祠一样，郭园规模宏大，在主人的邀请下，这里也常常成为省里名流的集会之所。
1910年郭园聚会留影 (图/潇湘晨报）
1910年的三月，郭园再次举办聚会，并留下合影照至今。从老照片中，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郭家园林之豪华，还可以望见王闿运、谭延闿等名人的身影。
从1840年到1903年长沙开埠前，长沙园林曾有过一个兴盛发展期，不仅因为湘军，还因为许多寓居在长沙的官宦也费心重建或扩建了传统园林。
同治十二年，湖南粮储道夏献云将粮道衙门的西花园——宜园重新精心建构，使园中风景愈加迷人。“宜”是宜秋，与粮道衙门的期许相符。园内的亭馆也命名为“听秋声馆”、“延秋亭”等，与秋有关。
（图/陈先枢）
光绪元年，他和巡抚王文韶一起扩建了贾祠，将里面的屈祠迁出，再新建了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光绪五年，他又主持重建定王台和蓼园，让这个长沙传统的文人觞咏吊古之地，重现生机。
长沙开埠后，殖民者进入，划定租界，不仅在城内修筑了西式园林，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价值、管理模式、审美情趣，影响了长沙本地。
许多园林主人转变观念，开放私园，转向公共化的经营，或者用作公共事业。长沙富商朱昌琳就将自家的馀园开放游览，园内有园丁提供茶水，也有小商贩售卖糖果，市民可自行活动。
1919年，曾国藩的后裔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将自己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搬入了曾祠。
此时的曾祠已荒废不少，他们趁此机会，将园子重新修葺了一番。师生们还利用浩园这在长沙城内数一数二的美景，举办“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用来募捐救灾。另外，朱剑凡也利用自家的蜕园创办了周南女校，可以说长沙近代教育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长沙的园林中。
艺芳女中今名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老校区位于今开福区局关祠，校园系原曾国藩祠浩园的一部分。图为田家炳校内纪念碑（图/长沙田家炳实验中学官网）
辛亥革命后，长沙园林的发展又有变化。新政府开始了近代化城市建设。
1925年，天心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省第一个供人民大众游览休闲的公共园地。它的出现，是新时代的见证。而旧时代的王室园林、私家园林、官署园林等等都前后因为各种缘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好在，长沙园林中有故事者大多已经成了长沙街巷、地标的名字，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最后的念想。
（此表主要列举了曾在长沙城内留下地标和街巷名的历史园林）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原创，作者 | 洪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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