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路邮局门口的地下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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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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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中路邮局图源/陈先枢

长沙最大的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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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长沙城，东西向的主干道只有五一路一条（同样东西向的中山路不能算主干道，因为只有五一路是直通河西），南北向则有黄兴路和蔡锷路两条（并未彻底贯穿长沙城的南北两端），这两条马路均与五一路交会。

黄兴路和五一路的交汇处即为五一广场。这里商业氛围浓厚，一直是各种商场、店铺集中的地方。而蔡锷路与五一路交汇处，东北角的五一路邮局门口，也自发形成了一个集市。

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蔡锷路的照片，为蔡锷中路与五一路相交之处，正面即是长沙市邮局图源/湖南知青网

五一路邮局从占地面积到营业规模来说都是当时长沙最大的邮局，呈L形结构，一端在五一路，另一端在蔡锷路上，占据了两条路的整个东北角，邮局的后面就是有名的建筑工人俱乐部。

我小时候住在老火车站附近（就是现在的五一路与芙蓉路交会处），每周都会到五一路新华书店去看书、买书（那时节长沙市内还只有五一路这一家新华书店，袁家岭新华书店要到1986年前后才建成，定王台书市开业时间则更晚，位于唐家巷的长沙县新华书店则规模比较小），五一路邮局是必经之地，所以目睹过很多门前的故事。

城里人用地方粮票换全国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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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这集市交易的主要是粮票。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没有粮票可说是饭都没得吃，购米、面等都需要粮票，哪怕上街吃碗粉，也需要二两粮票。基本上购买所有主食都要粮票，就只红薯是个例外，所以有首童谣是这样唱的：“红薯粑粑，真好呷，不要粮票，五分钱一杂。”

粮票图源/喜阅网

粮票又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全国粮票是指全国通用粮票，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此粮票购买粮食用品，而各地方的粮票互不流通，只能在当地使用，就是说长沙市的粮票拿到湘潭就不能用。你要是出差或是外地探亲，首要任务不是去买车票而是先弄些全国粮票。

出差还好说，可以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数量当然不会多，你要是饭量大，又或是返程没买到票，那就可能要饿几天肚子。所以去邮局门口换点全国粮票是你的必然选择。

两种粮票之间的兑换比例大约是1:2，1斤全国粮票可换2斤长沙粮票。也可以用钱买，价格根据当地的粮食供应情况而不同。湖南是产粮区，价格相对算便宜的，我记得70年代中期，1斤全国粮票的长沙黑市价格是3角钱左右，听长辈们说，在一些不产粮的偏远省份，可以卖到6角多。

那时的生活物资凭票供应

专门做粮票生意的多是一些有门路的人，或是在粮食局有关系，或是单位好，出差机会多，能搞到一些粮票。也有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挨家串户低价收些别人家富余的粮票。

乡下人鬼鬼祟祟用鸡蛋换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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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换全国粮票的人外，本地粮票也有市场需求。这就是长沙城周边的乡下人，国家是不对农民供应粮票的，乡下人想到城里买点副食品，就必须弄到粮票。

他们当然不舍得拿钱去买粮票（也没有富余的钱），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办法，就是拿自家的鸡蛋来换。城里人也乐意用省下来的粮票换点鸡蛋吃，比在粮店、菜店买合算多了。

五一路邮局门口就经常有三五个老人或细妹子鬼鬼祟崇地小声问行人：“有粮票要换鸡蛋不？”之所以鬼鬼祟崇是因为黑市交易这种“资本主义尾巴”是严令禁止的，一旦被居委会或治安办等戴红袖章的人逮住，轻则没收鸡蛋，重则扭送回乡。

之所以都是些老人和细妹子，是因为青壮年都在生产队，白天要上工。细伢子一来贪玩做不得事，二来乡下人重男轻女，细伢子多让他们上完初中，而好多细妹子读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在家里帮忙家务。

70年代有段时期长沙的治安不太好，好多在街边的流子就盯上了这些可怜的乡下妹子，借口身上粮票带得不够，带妹子去拿，到偏僻处就对妹子猥亵或强奸。当时有个很轰动的案子就是在五一路邮局门前发生的：有个流子冒充治安队的人，把一个乡里妹子带到湘江边实施强奸，那妹子拼命反抗，竟被流子活活掐死。这案子没几天就破了，恶人也难逃一死。

70年代的长沙街头图源/爱历史

也有因粮票换鸡蛋造就的姻缘佳话，有个妹子为躲避戴红袖章的追捕，跑进宝南街里，结果扭伤了脚。住在宝南街的一个我认识的姓吴的满哥看妹子可怜，就收留她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送她回乡下。一来二去妹子爱上了满哥，死活要嫁给他，后来两人结婚的时候，妹子还不到十五岁，估计是当时改年龄容易。

从走私磁带到走私电子表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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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粮票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邮局门前的集市交易物也变成了以磁带为主。

当时港台歌曲开始流行，但正版的磁带市场上难以买到，于是就有一些从沿海地区搞到走私磁带的人在邮局门口摆起了地摊。

八九十年代老磁带

原版的磁带毕竟贵，围观的人是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只听不买。于是就有灵泛的人做起了另一项生意，就是转录磁带。

录音机刚刚兴起，大部分消费者家里有的还是单卡录音机，双卡录音机还比较少。就有人扛来一台双卡录音机，用正宗的日本TDK、SONY空白磁带帮你转录歌曲，5元钱录一满盘。

这两款空白磁带的质量很好，时长为一小时，一盒正版歌辑时长大约40分钟，就是说你拿2盒空白磁带去，可以录3盒专辑，还是很划算的。我最开始的几盒刘文正、邓丽君的磁带就都是这样来的。

随着时间推移，市场上能买到的正版歌辑越来越多，价格也慢慢在往下降，也就10多元一盒了，而且盗版磁带更多更便宜，加之双卡收录机开始普及，转录磁带也就没有市场了。邮局门前的集市开始转为卖走私过来的日本电子手表和牛仔裤，不过很快就随着三角花园服装市场以及各电子商场的陆续开业而没了生意。集市开始转向邮局的老本行集邮了。

以中学生为主力的集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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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集邮活动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1878年，中国才发行了第一枚邮票。20世纪上半叶，国内局势动荡、战火连连，也就谈不上什么集邮活动，直至新中国建国后，邮票事业才走上正轨。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开始，邮市销声匿迹，中国集邮事业又到了一个低谷。直至1978年，中国邮票公司恢复营业，中国的集邮事业和邮市才起死回生。当然这是大家的收入增加、社会环境宽松、思想观念更新等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真正的中国第一个集邮高潮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纷纷成立邮票公司，而长沙的邮票分公司自然就设在五一路邮局内，邮局门口就理所当然自发形成了一个邮票集市。

当时的新邮票基本都还是按面值出售，首日封也就是加个一两分钱，面值高的邮票少有人问津，一些小型张还跌破过发行价，邮票炒作的空间当时并不大。

发行新邮的那天，邮局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一套新邮发行，尤其是低面值的邮票，基本一天就卖空。也有一些靠邮票维生的邮票贩子，排队购了票，然后过几天加两分钱，卖给那些没赶上发行日的邮友。又或是低价收一些文革前的老邮票来出售。但市场反响寥寥，买老票的人不多，邮局门前集市的人更多的是以票易票。

80年代的学生

说也奇怪，当时集邮的主力军竟然有一多半是我们这些中学生。细伢子没什么钱，从早餐钱、零用钱里省出来一点都用来买新邮了。

当时主要以集信销票为主，信销票就是贴在信封上用过的旧票，买了新邮票，就想办法在家里寄信的时候用出去，再央求对方夹在回信中寄回。这样集邮的好处当然是省钱，坏处有二：

一是经常有寄出去的邮票有去无回，原因无外是对方家里也有集邮的孩子，或是在传达室被人剪走信封上的邮票。我们其实也经常干这种坏事，在父母单位和学校的传达室偷信剪邮票，甚至为安全起见，剪完邮票把信扔掉。

二是买的多是4分、8分的寄平信的邮票（当时邮资是市内4分、外地8分，挂号信2角），而一套邮票中往往有一两张面值高的，比如6角、7角钱之类，我们买不起，市面上的高面值信销票也少，所以很多套票都集不齐。

邮局门前的集市，只要不是新邮上市日，工作时间人并不多。最热闹的除了周日（那时还没双休日），就是中午和下午4点以后，三五成群的半大小子，每人手里捧本集邮册在人缝中穿梭，碰到对方手里也拿邮册的人就交换来看，商量换哪一张。

荷花邮票图源/枬子

新点的票一般都是按面值来换，一张8分的换一张8分，遇到文革前的邮票，就需要两到三张新邮来换。也有用多张低面值票换一张高面值票的。我就曾经用10张8分的信销票换了一张面值70分的T64-4荷花邮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几张8分的旧票虽然也有升值，但市场价格也就在1-3元一张，而这张荷花的信销票价格在280元左右，要知道整套4张荷花信销票加起来也就300元左右。

最让我们这群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集邮，却从上大学起就放弃这个爱好的人郁闷的是，后来的邮票价格突飞猛涨，我们没赶上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一张80年发行，当时并不起眼的8分猴票，现在市场价格到了1万多。发行那天我就在邮局窗口花8分钱买过一张，早知道今天这么值钱，就应该咬咬牙，用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上一整版，如今就可以换套房了。

8分猴票图源/枬子

说起这张我曾经拥有过的邮票，我还是很有些歉疚的。当年上学的时候，天天把集邮册放在书包里，下课时与同道同学交流，有一次被班主任老师没收了，等到期末还给我的时候，里面少了几张邮票，其中就有这张猴票。我去问老师，她坚决否认，说没有拿我的邮票，原因不用说我也知道，肯定是她那个和我们在一个班读书，也喜欢集邮的儿子拿了。

今天的邮市已经没落，喜欢集邮的人越来越少，长沙的邮市90年代后期从五一路邮局搬到五一中路的省通信指挥中心的三楼。邮市萧条以后又搬到东风路的省博物馆门口一个邮政营业点，还短暂地在东风路的奥克大厦搞过一段时间。

目前在天心阁对面的古玩市场里，不过已不复当年的红火。

原五一路邮局位置，现为中隆国际大厦图源/百度地图

今天的五一路邮局所在地已经建成了一幢名为中隆大厦的高楼，邮局只是在一楼占有小小的一块，名字也变成了蔡锷路邮政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