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的新三驾马车之一：中国深度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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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民进城史。

开放之初，凭借廉价的劳力力资源，中国顺势承接了港台日韩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资金、技术和劳动的有机结合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分工中的重要一环，伴随着的是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如汩汩涌泉一样涌向一个个工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部《外来妹》更是反映了刚进城农民的那些惊喜兴奋和酸甜苦辣。遗憾的是，在他们将青春奉献给身后繁华的都市后，大多并没有安居在下来，反而带着他们的子女——俗称的农二代，年年返还于工作的城市和老家的农村之间。

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史都在证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显然，中国的农民工还不能算城市化——他们只是在城里工作挣钱，并不是生活，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能真正融入城市的农村人是通过就学、当兵及生意等渠道实现的。

今年十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其本意即是鼓励多年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定居所在的城市，积极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因为相比农村，也只有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并能提供天量不限年龄/不限技能/不限资金门槛的多层次劳动岗位。

别再留恋你那日益凋敝的城乡小镇和广袤农村，城市化、大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

从身边两个事例理解城市的功能

前一段时间，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大伯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小住一周，面对幢幢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上下班高峰期的滚滚人流，就很纳闷一件事：也没看到城里有什么工厂和工地啊，这么多人都去哪里上班，都在生产什么东西呢？他所接触的现实是：村里的年轻男人大多去工地修桥梁、建大楼，村里的年轻女人大多去工厂里做工，反正都是在建造生产实物的东西。

妻子在一家美容院上班，店里有几个大客户，出手阔绰，做美容、做微整，十几万、几十万的刷卡不在话下，其中的一个女顾客她老公就是开厂的，在这个城市的郊区做了十余年，不过前两年搬家了——搬到一个地市小城的工业园区，属于招商引资过去的，相比之前的城郊，厂房租赁/人员工资/税费支出更低，当然，他们一家三口常住在这个城市，并有一套大房子，幸福的生活着。

这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故事背后有着清晰的脉络，也能很好的解释大伯的疑惑。村里的年轻人所去的工厂就是女顾客老公之类人开的，在偏远的工业园区，他们是不会待在城市里的。城里高楼大厦的主人是女顾客之类的有钱人，以及为有钱人提供高质量高价格服务而赚钱的人，当然更多的是为有钱人服务、为有钱人服务的人的人，是这些平头百姓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他们维持着这个城市的运转，提供着吃喝拉撒、住行娱乐服务，只是提供服务（如运输/销售/配送等），并不具体的去生产。

由此就引申出了城市的功能——是商品交易、花钱消费的地方，并由此派生了众多的服务行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设计、咨询、物流、娱乐、新闻、创意、金融、家政、销售……

这就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人口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并成了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所以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日渐重视起了城市化。

1978年—2011年：人口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后，农民洗脚进城打工，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此时，农民工是零散的分布于沿海各个工厂聚集的小城（也有因工厂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如深圳、东莞等），后来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主要是土地成本和厂房租赁成本的上升，及税费减免政策的渐次取消），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内地转移生产能力，作为人口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家门口就业。

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就是要解决农民进城、融城的问题，但它的核心是农民就近入城，落户当地乡镇、落户当地县城、最多落户当地地级市，是一种全国均衡城镇化的思路。对东南沿海来说较为容易，因为当地乡镇有着大量工厂已积累了不少财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似乎也看到了曙光——东南沿海的生产线渐次阶梯内迁，富裕前景看似唾手可得。

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人口的城镇化，时间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结束于大概2011年前后（2011年是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顶点），大家的切身感受是，2013年前全国楼市是普涨的，这是全国均衡城镇化在资产价格上的反映。

而实际的发展却跟政府的意愿事与愿违，因机械化和机器人的使用，制造业所用的工人数量在日益减少，反而服务业需要的人在急剧增加，而服务业产生于人的聚集，人的聚集就产生了大城市，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聚集越多，可很多大城市是限制人口入籍的，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现象：人口的城市化与户籍的城市化相互背离，且缺口越来越大，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没有户籍的被城市化了的农村人。

如上图，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7．5％，其中2．6亿被统计为非户籍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

2013年之后：大城市化都市圈化

政府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倡导均衡城镇化，可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却并不买政府的帐，资源反而快速聚集于一二线大城市、大的城市群。资源聚集在资产价格上的反映就是，2013年后中国房地产开始分化，面对广大三四五线城市房价的节节败退，一线城市及部分强二线城市的房价却在快速上升。

如上图，大城市的房屋价格曲线图中显示，2013年，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指数与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价格指数出现了分离，前者超过了后者，并在2015年加速分化，人的聚集带来了钱的聚集，钱的聚集带了当地资产价格的飙升。据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大的100个城市里，有62个2016年9月的房价水平要比2013年9月时要低，只有17个城市比三年前高20%以上，而这17个城市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环北京三大都市圈，其2015年房屋销售面积只占全国的16%左右，可成交金额却占了40%。

根据2013年QQ大数据推论，全国每年进入北上广深4座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数量。根据智联招聘的跟踪数据，全国每年7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毕业首年进入北上广深的比例2013年是50.3%，2014年是48.4%，2015年是37.5%，在一线城市限制人口、抬升进入门槛的同时，其他如成都、杭州、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在逐渐上升。

由上，中国城市化路径清晰明了：人口快速向一线大城市聚集，在一线城市控制人口规模政策下，人口转而向少数几个强二线城市聚集，这是资源和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大城市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研发创新的场所。

正是因为城市足够大、人口足够多，才能产生多种多样的服务需求，同时能提供高中低不同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当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人工智能机器人更多的应用于制造业时，将有更多闲置出来的农民兄弟姐妹进入大城市寻找工作。

你终将离开凋敝城乡，聚集于大城市

出生农村或去过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人有个明显感受，年轻体壮的都到城里打工了，农村留守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幼人员，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土地抛荒无人耕种的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农村衰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应对，国家在加快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并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多年前期盼的大农场、机械化、自动化的农业时代将因城市化而不请自来。

上图是1900年以来世界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增长图，由图可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其人口反而聚集的最快，且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口聚集的能力就越强，出现强者恒强的虹吸效应。西方国家100多年的城市化路径已经清晰的告诉我们，人口越来越快速的聚集于大城市，城市化、大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全球经济同理，我国也同样面对大城市化、大都市圈化趋势走向，并且市场自发形成了大大小小20个左右的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城市群是最大、最具活力的三个，他们占据着全国23.3%的人口，创造着全国近37%的GDP经济总量，而这个人口比重和经济比重相比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所以，今后的十余年将是中国深度城市化时期，会形成若干个超级城市群和十个左右的国家特大中心城市，将有越来越多出身农村、户籍农村的人离开日渐凋零的城乡，来到这些城市工作生活、买房定居、生儿育女，最终把曾经陌生的他乡变成不舍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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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中国经济面临L型增长，我们也一直喊经济要调结构、促转型，当过往的均衡城镇化发展遇到瓶颈，似乎真的需要重新考虑到底是要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大城市化，并以此调整我们错配的土地、基建、能源等资源政策。

大城市是人口、资金、技术的聚集，而聚集带来创新、聚集带来效率、聚集带来就业、聚集带来低成本、聚集带来强劲动力，越聚集越能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服务。或许你会说聚集也会带来拥挤、污染、房价高等大城市病，其实，中国的大城市病更多的是城市管理水平低和居民素质低的原因，而这两者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像东京、新加坡、首尔那样。

刺激经济的老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正在慢慢隐退，新的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大消费升级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化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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