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越南旧闻：老大哥、老大姐

1969年9月2日，越南国庆日，胡志明去世了。

为避免喜事和丧事冲突，越南在举办完国庆之后，这才悲痛宣布了越南人民的导师去世的消息。

和当时所有莫斯科兄弟国家一样，无论导师或者舵手去世都有一番大操大办——当年，和胡志明一起闹革命的周公第一时间赶赴越南。

照旧，在“我来晚了”这句经典的台词之后，周公泪眼婆娑，搂着悲痛欲绝的范文同、黄文欢等人哭着一团。

周公含泪问范文同："胡主席有什么遗言吗？"

范文同悲痛地说："胡伯伯临终前，很遗憾他未能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

说完，范文同不禁放声大哭。良久，周恩来又问："胡主席还说了些什么呢？"范文同迟疑了一下说："胡伯伯还要我们转告你们，老大哥、老大姐不要打了。"

四周一片抽泣，唯有周公大哥一般搂住各位小弟，仰天长叹。

胡、周私交甚好。

——这一段子非常流行，也让人们非常揪心地坚信：胡志明对中国感情深厚，非常友好，他如果不死，中越后来也绝对不会反目。

然而，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越南革命的精神老大，胡志明与中国的交情，更多是通过革命，通过与周公私交表达出来的。

一旦忽略私交，在中国和越南的国家、民族利益上去考量，胡志明还是一位非常纯粹的越南人。

上溯千年，越南是中国中原王朝视作蛮夷的藩属安南。笼络、征伐、掠夺、殖民，越南为此饱尝痛楚。

越南立国、独立之后，因为历史性和地缘性影响，越南人天然对中国就存在着远比一衣带水更为复杂的民族感情。

越法战争后期，越南渐渐取得优势，胡志明在与黎笋等人在商议中国出兵援越和撤军时，就有“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的感慨。

当时，胡志明在选择接班人时，长期在南方干活的黎笋得以在1960年崛起，当上了越南的第二号人物，资历之外最重要的，还是黎笋本人具有清晰的民族情绪。

即便在越南最需要外援帮助革命、独立的截断，胡志明和黎笋都没有放弃过越南的民族情绪。

在国际共运“南下”输出革命大势下，越南是北京博弈莫斯科的筹码。

援越，在文革时期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主题。无数革命志士谈到援越无不慷慨激昂。反周公，显然就是反援越，反革命。

周公与胡志明的私交，不仅助力红太阳博弈赫鲁晓夫，也方便了周公在文革狂潮中平稳航行。

对应胡志明而言，胡志明与周公的私交，有益于越南早期的独立运动背靠中国顺利开展。由此，作为革命力量之一的胡志明，也就成为越南各位革命大佬公认的老大。

所以，谈到后来中越失和及1979年中越战争，很多人简单认为是越南忘恩负义，实在是有些天真了。

早在1954年，越法战争初有眉目，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23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签署了《日内瓦协议》。

这是一个对中越关系影响深远的协议。协议规定：

交战各方在印度支那全部地区停火；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领土主权；越南暂时以17度北纬为军事分界线，法军向南集结，北越向北集结。

对希望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而言，这是局部服从大局的协议。对渴望统一的北越而言，这是一个沮丧的分裂越南的协议。

在周公斡旋下，越南最终签署协议。之后，胡志明在公开场合继续高度评价中越两国抗法友谊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但是，包括他在内的北越各方大佬，私下却对中国斡旋日内瓦会议开始窃窃私语。

黎笋作为越南南方大佬，能够挤下亲华的长征成为越南的二把手，正是日内瓦会议后，越南民族情绪高涨，亲苏反华派逐步得势的结果。

国家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有限主权论，是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的“革命大家庭”家法。当时，北京一方面反对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有限主权论，却并不排斥以北京为中心的有限主权论。

正是有限主权论对后来的影响，才使得人们更愿意简单地去认为：越南和朝鲜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然而客观去看，实际上在日内瓦会议和后来的巴黎会议阶段，在越南人看来，北京对越南何尝不是采取的莫斯科式的“有限主权”外交。

北越对《日内瓦协议》耿耿于怀延续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签署《巴黎协定》。

这时，国际冷战格局大局已定，随着谁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世界革命的导师的竞赛的开展，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深入，中国进入了又反帝又反修的举重运动时期。

挤在东南亚一隅的越南，也就成为北京在桌面上叫板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拳击台。

美越战争爆发后，北越接受中国援助的心情是非常怪异的。

在坚持统一越南的信念之外，越南对中国转向支持北越抗美和南下17度北纬线，则多了一层帮助中国，在东南亚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地缘围堵的意思。在北越看来，越南抗美，也就成了在前线流血保卫中国。

北越嘴上勤快配合着北京的革命激情。

很多人认为自己支援越南，是无私的国际主义，越南人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更认为自己被“雇佣”保卫中国南疆，伸手要援助既心安理得也理所当然。当然不会有什么“感恩”的心情。

这种心态，不仅越南有，朝鲜亦然。

美越战争时期，中国正在文革，既要支援亚非拉各地的革命，又要应付越南巨大的战争消耗，经济几乎陷入崩溃。而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轮番到北京狮子大开口要援助，周公为此非常头疼。

这时，援越不仅是中国的事情。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援越也就成为苏俄扼制中国在第三世界和世界革命发挥影响的制高点。

苏俄自1965年开始了与中国的援越竞赛。源源不断的苏援，也就塞进了中越蜜月的新房。

苏俄麾下有若干的东欧仆从国，不仅财大气粗，还有更先进的武器，技术。中国派出高炮防空，苏俄则派出当时最先进的地空导弹入越防空。

在援越的军事物资和贷款、粮食等方面，苏俄也是铆足了劲和中国力争上游。

中苏在援越上你追我赶，对北越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就在传说中的反修断交期间，中苏越三国就援越问题频繁会晤。苏俄以反美援越的革命名义，向中国提出了使用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的要求。这一要求最后被打折兑现为中国只提供铁路、公路运输。

随着苏俄在援越竞赛中的不断胜出，北越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外交，主要也就落在了为了更多接受苏援，尽量说服中国让步提供苏援入境和运输服务。

当然，为照顾情绪，越南也接受大批的武器、物资——在美越战争后期，除民生物资、粮食之外，有了苏援的越南军队较少使用中国武器。

这些武器大量闲置在仓库。1979年中越战争，我军在越南北部就发现大量尚未使用的当年援越的国产军火。

坊间一直传闻，说是越军是我军的徒弟。

其实，美越战争之前，我军对越军确实影响很大。但是，美越战争之后，随着苏援物资和军事顾问团大量进入越南，以及与美军的较量，越南军队也在不断学习、调整和变化。

越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军队风格。

以文进勇为代表的，由苏军培训、装备出来，并且在抗美作战中成熟起来的军方新势力，逐步替代了以武元甲为代表的，在抗法作战劳苦功高并受中国军队影响相对较深的传统军队势力。

文进勇固然是亲苏反华的军队将领。但是，备受北京新任的胡志明嫡系武元甲，同样也是极端防备中国的军队代表。

甚至在2009年，已经98岁的武元甲大将，依然是当时越南反对中铝公司承建越南西原铝土矿工程的主要发起人。

其实不仅武元甲如此，另外一位更“亲华”，更崇尚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越军大将阮志清，同样在私下也是很多埋怨。

可见，在抗美援越时期，不仅胡志明、黎笋，嘴上亲热，私下疏远北京，已经成为越军军队高层的共识。

黎笋（中）是越南亲苏派代表，巴黎和谈之后，黎笋逐步成为越南军政老大，是胡志明非常信赖的接班人。

苏援介入之后，苏联与越南相隔中国，既无历史渊源，也无地缘威胁。由此，北越嘴上不说，实则对中苏已经开始有了亲疏之分。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交时期，美越战争打得异常惨烈。

中苏援助虽然源源不绝，但是北越牺牲惨重，甚至妇孺老人也拿起中苏援助武器走向战场。同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于是，苏俄出面斡旋下，越美苏三方坐在一起开始商议停战。

1969年1月，关于越南战事谈判的巴黎协定会议进行了第一场会议，美越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明眼可见，无论是谁换在当年的北京的角度，谁都会痛心北越的绥靖主义，痛恨苏俄修正主义的两面三刀。

当时文革如火如荼，北京既要把反帝反修继续下去，当然不赞成北越搞巴黎和谈。

兴致冲冲向北京通报巴黎和谈的北越内心憋屈可想而知。当年，在日内瓦会议阻止北越乘胜统一南方。现在，又阻止与美国和谈。说来说去，道理都在北京。

在一次巴黎和谈情报通报会上，时任外长陈毅越说越气，最后对越方代表团丢下一句狠话，拂袖离席而去：

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中越对巴黎和谈的分歧，不动声色地彻底撕裂了中越正常关系。

这时，作为北越最高舵手的胡志明年高体弱，已经开始退居二线。在病逝之前，胡志明在安排接班人和继续巴黎和谈等问题上，并没有考虑他与周公的私交。

以亲苏著称的黎笋、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人相继进入越南军政决策顶层。

周公辛苦万里，含泪而去，含泪回国——这一趟，他参加了胡志明的吊唁活动，也并没有达到说服越南放弃巴黎和谈的目的。

其实，现在去看，苏美越抛开中国的巴黎和谈，使得美越战争进入了打打停停的局面。不仅越南不堪承受的牺牲大大减轻。所谓帝国主义对中国南疆的围堵，也应声舒缓。

当然，入戏太深，出戏也不容易。

因为巨额援助和巴黎和谈，苏越关系不断升温。1971年，苏俄在二十四大上，把援越和苏越亲善等内容写入决议。黎笋集团当然也是心照不宣，更为密切加强着对苏关系。

北京进一步被苏越背叛。由此。北京更坚定认为越南受了苏修的挑拨，中了苏修的奸计——有了苏修的无耻比较，帝国主义反而变得可亲起来。

在援越和拉拢越南的竞赛中，中苏矛盾不断升级由论战、冷战，到规模化边境武装冲突，到苏俄叫嚣要核武器“手术打击”。北京仅有的外交突破口只剩下华盛顿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即是中美关系的转折，也是中越关系的转折。

此时，北京才猛然意识到国际社会如此复杂，既反修又反帝，确实是有心无力的举重。是以，北京调整外交重心，决心落在反对苏修霸权主义，呼吁建立反霸统一战线上。

幸好，当时的美国比较清醒。

在世界冷战格局下，美国唯一的对手是苏俄而不是中国、越南。虽然苏俄斡旋巴黎和谈，无非是借东南亚的打打停停，牵制美国与苏俄的全局竞争。

真的要从越战泥淖脱身，要集中精力与苏俄进行全局竞争，美国更需要与中国的合作。

一旦中国停止苏俄人员、物资使用中国的铁路、公路，巨额的苏援要进入越南战场，只能走漫长和危险的海路。这样，美国在美越战争上，无论是打或者是谈，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

一拍即合，中国和美国终于走在一起。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尼克松访华这个消息，对莫斯科阵营震动极大，也给了本来就对华不满的黎笋等人谴责北京的口实。

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周公最后一次访越，意图以解释中美关系和加大援越来挽回越南信任，但是，黎笋态度强硬，谴责和质问之外，再无多言。

同年7月，巴黎和谈代表黎德寿回国路过北京，周公再次屈尊机场，提议北越软化与南越谈判——想起当年被陈毅外长拂袖而去，黎德寿严辞拒绝后，也耍了一次拂袖而去。

这时的越南，翅膀正在变硬，他们也学会利用批评北京与帝国主义外交，名正言顺越走越远了。

1976年，越南在谈及中越关系时坦陈：

战时，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

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那时，总设计师尚在闲赋。

这一年年底，越南四大召开，雄心勃勃的黎笋等人正在完成了越南统一，也扩大了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影响的兴头上。

索性，这次会议上，越南把苏越亲善，以及更为敏感的老挝、柬埔寨特殊关系、共同事业等等写进了决议。

这也意味着，越南与曾经的老大姐彻底地分道扬镳。

——后来的战争也罢，和谈也罢，总之，现在回望，自1950年开始，延续到1978年，中苏两国对北越的天文数字的援助，泡也没有冒，没了。

包括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帮助重建，中国援越金额高达200亿美元以上，合当前人民币约5万多亿元。

这笔援助资金折合黄金4400吨，相当于蒋介石败退台湾运走的40吨黄金的100倍以上。

白龙尾岛位置。

此外，原属中国的“夜莺岛”也援越进入越南版图里的“白龙尾岛”了。

自此以后，越南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

因为白龙尾岛，现在中越海域界线也就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渔场如今争议多多，已然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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