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浴血河西前说：从“逼蒋抗日”到“红军作战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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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从其武器装备、精神面貌，即可看出红军精锐，名不虚传。

红军西征，是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

然而，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因果却少为人知。

昨天，在《浴血河西：详说红九军喋血初战》的回复里，有位老兵朋友提出一个问题：

“只看见西路军孤军奋战，东路军，北路军，南路军哪里去了？

另外，红军作战新计划是怎么执行的？”

这一相关红军战史的颇为专业问题，即为我们回望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

我们即可借此回望1936年、1937年相交的红军东征、西征、红军作战新计划、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清晰了解那段错综复杂却又对历史影响深远的往事成因。

1935年1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进入陕甘根据地完成长征。

经过长征，红军兵力、物资消耗极大，亟待兵员、物资补充。为此，12月，红军瓦窑堡会议即出台了新建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

山西吕梁山地区和更北方的绥远等地区，则成为了红军战略转进的主要地区。

于是，红军发起了东征。

红军在与晋绥军和南京中央军激战以后结束东征，回转陕甘宁地区。

这次东征，红军在军事上没有实现预定战略目标。

由此，红军调整战略，即先后有了沿宁夏以北，沿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以及继续东征等三个方向新建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

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机枪阵地。

也就在红军结束东征前后，日军制订“在冀、察协助下扫荡共军，日本方面将提供武器弹药、飞机或贷款，甚至派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等战略，欲借华北跳板西进山西。

同时，日军加速渗透绥远甚至宁夏、甘肃地区，尤其策动伪蒙军向绥远地方实施武装渗透、分裂，隐然对山西形成战略包围态势，因而使得阎锡山及晋绥军倍感日军威胁、压力。

如此，日本不加掩饰的侵略行径不仅激发了中国各界的反日浪潮，也在华北绥远的中苏边境，事实上对苏联国防形成极大威胁。

由此，中苏针对日本扩张而展开密切外交。

进入1936年9月，红军总部鉴于已将“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也就在战略上顺应莫斯科及国际形势，逐步放弃了东进山西，北上宁夏以发展新的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将之调整为西进河西，进入新疆的西征。

不过，以毛、朱等红军统帅的红军的自我、清醒的视角去看，红军如要顺应苏联对华外交思路，将红军主要发展方向转向人口稀少，远离绥察的河西走廊，颇为不合时宜。

与西征反向的第二次东征，即成为红军高层的又一个战略思路。

当时，红军不仅与张学良、杨虎城有了较深层、较广泛的谈判与合作关系，同时，红军高层人士也在与南京及蒋介石，太原及阎锡山等进行接触，探讨联合北上绥远抗战问题。

日本继推动华北自治，再推动联合伪蒙军侵扰绥远，其侵华战略明目张胆，毫不收敛。至1936年9月，蒋介石认为日本步步紧逼，"已具一战决心"。

为此，蒋介石不仅将红军东征时期进入山西的精锐汤恩伯第13军调往绥远，专门负责对日国防之同时，还明确要求南京方面在财政、军火方面援助晋绥军，支持阎锡山、傅作义等在绥远抗日。

——就此，汤恩伯第13军在不久后的1936年11月、12月，即参战了震惊中外的绥远抗战。

是役，阎锡山、傅作义领导抗战，声威日升，尤其让背负逃跑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倍感舆论压力。

同时，作为晋绥军影子部队和绥远抗战的实际主力军之一，汤恩伯第13军也就成为了中国参战抗战的第一支南京嫡系军。

就绥远抗战侧见，实际上当年红军西征战略变化，实则深受中国抗战全局影响。

绥远抗战前后，随着中日在华北、绥远关系日趋紧张，研讨红军北上绥远抗战的可行性，也成为了红军结束东征，国共军事关系相对趋于缓和的大局下，南京方面为民间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倒逼，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为此，南京方面提出了一个缓和国共矛盾的折中方略：

红军避开山西、河南等地，北上经宁夏而进入察、绥、外蒙边境进行抗战。

南京希望利用红军北上抗日而引发日本与苏联的边境冲突，从而战略牵制日军南下侵华。

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由骑兵和自行车队编成的快速作战部队。

这一战略自然也得到了站位自身利益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同意。

张学良希望借助红军得到国际援助，同时，也想联合、借助红军为先锋北上抗日，经绥、察而收复东北。

杨虎城则更重地盘。

他希望红军主力兵分两路，从陕南入豫，从陕北入晋，北上绥察抗日。从而以使得第17路军既可争取国际援助，也可追随红军身后，站稳了陕西全部地盘。

谈判即为妥协。

当时红军高层精英云集，自然不难看出张、杨战略主张。

为此，毛、朱等统帅认为，红军无论东进华北，北上绥察，山西既是必经通道，且山西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条件远比苦寒陕北优越，更合适也更应该成为红军未来发展的根据地。

因此，红军总部派出彭雪枫为代表，秘密对阎锡山、傅作义展开谈判。

阎、傅为晋、绥军阀，他们的眼光、格局自然满满军阀风格。

为保住地盘，他们既坚决抵抗红军东征，也防备南京政府入晋。

最终，也迫于日军咄咄逼人，在华北、绥察方向压力与日俱增，也就有了联合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等联合抗战的意向。

1936年10月22日，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太原会晤、密议。

随后，阎锡山即委托张学良向红军转达他希望联红抗日的设想。

阎锡山联红抗战，首先希望请蒋介石出面，领导红军和北方各家军队联合抗战。

为此，阎锡山表示，如是联合抗战设想遭到蒋介石拒绝，晋绥军将联合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等军队抗战。

同时，为表诚意，阎锡山还提出将绥远颇为富庶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等五县，让给红军作为抗日根据地。

当然，阎锡山也提出了红军回避山西，北上在绥远、外蒙边境作战，以及要求国际援助对红军、东北军、晋绥军一视同仁，以及抗日联军作战，红军听从指挥等三个要求。

阎锡山掌控晋、绥，既是对日作战一线，他的实力、影响更是远超张学良、杨虎城。

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辎重部队。

因而，阎锡山设想提出，以及阎锡山代表与红军代表开始频繁往返陕北、太原会晤、谈判，诸多情况也就自然成为红军总部调整战略之重要的决策参考。

彼时，阎锡山提出让出的绥远五县位于河套平原，物产富庶，靠近边境，本是红军最初东征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目标。

此外，红军如是在联合张学良、杨虎城之后，再联络了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实力一起抗日，显然既能够推动西北抗日，更起到逼蒋抗日之作用。

最后，这口由阎锡山拧出联合抗日的锅，还是被莫斯科找了借口，砸坏在了张学良的手上。

当时，莫斯科一则与南京已经外交谈判全面抗战合作，二则极不信任张学良，三则害怕红军北上绥远抗战会将日本祸水引往苏联，因而坚决否决红军北上绥远，联合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抗战的设想。

就此，红军在1936年冬季，失去了北上绥远的战机。

为此，红军只得委婉向阎锡山等人表达了对晋绥当局抗战守土战略的认同，承诺今后绝不冒然开进晋绥，“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等等诚意。

随后，红军总部转向西方，先后选择了沿宁夏北上，以及沿河西走廊西进的战略。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西进陕甘宁，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完成长征，面临着兵员大幅减员，物质消耗极大，部队极度疲倦以及冬季即将到来等等具体问题。因此，红军高层迅速决策，预备发起宁夏战役夺得定远营，以期打通国际路线得到援助。

然而，本来建议红军北上定远营，按照冯玉祥接受苏援旧路得到援助的莫斯科方面，却在关键时刻再度狐疑红军得到援助会在绥远抗战，从而激发苏联与日本的矛盾。

为此，莫斯科忽然电告红军，要求将国际线路改往新疆。

这般拉拉扯扯耽误战机到了11月初，胡宗南等部国军精锐快速推进，已经插入陕甘宁腹地，将红军分隔在黄河两岸。

就此，宁夏战役计划再无战机，只能搁置。 

当时，红一、二方面军主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第4、31军约5万精锐，在彭德怀、任弼时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在黄河以东，环县以西，西兰公路以北，同心县城以南地区，运动待战。

而为备战宁夏战役，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第5、9、30军等部编组的红军西路军，则留在了黄河以西地区。

就此，红军在寒冬将临的困境下，必须加快决策战略方向。

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教导队课堂。这一手漂亮的英汉板书，可能当代北大清华的教师们也少有做到。

于是，以朱、毛等人提出的东进山西、绥远战略，与莫斯科提议的西进河西，打通至新疆的国际路线战略，方向完全相反，却成为了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间的弱小的红军必须要面对的艰难选择。

为此，11月初期，也就在红军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的同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在同心县会议，原则上决定在开辟打通新疆国际路线的同时，制订红军"新的战略方针"。

就此，朱、彭等人制订了红军新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既指导“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以求在陕甘宁腹地运动待战，针对打击胡宗南、关麟征等部南京中央军，争取休息与准备时间。

同时，这一计划也要求红一、二方面军主力组成南路军，在"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转向陕西以东的韩城、宜川、延长地域，预备东进山西，北上绥远。

同时，红军再以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第4军、第31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准备自北路沿安边、横山、榆林、神府东进，以备南北呼应，在战略策应红军南路军发起的绥东抗战。

为此，红军拟定尽量与蒋、阎集团予以谈判，设定如是“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是“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根据这一全新作战计划，红军将东进山西，北上绥远列入主力转进的最重要地区。

修色老照片，抗战前夜的红军，正在门球场娱乐。

为此，红军计划在无法与蒋、阎集团作出协议情况下，如是顺利进军山西，即沿同蒲铁路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如进军不利，则果断退回陕北。

如果作战顺利，红军则继续向冀豫晋之交，直鲁豫之交、皖豫鲁之交、鄂豫皖之交和鄂豫陕之交等多省边际地区运动前进，以开辟红军新的根据地，同时促进张学良、杨虎城等各地地方势力联合抗战。

红军这一作战新计划，即为又一次万里征战。

看似，这次长途征战，红军将受到战区本身存在的陇海、平汉等铁路线，以及相比川陕、闽赣等落后地区更发达的平原公路网的影响，似乎存在更大的作战风险。

然而，既有红军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如果南路红军主力突然转向东南，靠拢、通过本来就与红军关系尚好的东北军王以哲、于学忠部，以及杨虎城的防区，从而顺利进军山西，其实真不是问题。

同时，鉴于绥远抗战影响，陕西以东及山西地区防务空虚，红军北路军挥戈东进，也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此外，红军如是继续东进，虽然路过较多地方，不过，红军如是仅从这些地区路过而不深入其间发展，这些地方分属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人，本来与南京矛盾既多，又都与红军有着联系、谈判渠道，自然也不会与红军认真作战。

因此，红军转战一周，极大可能。

如此进行，红军北路军、南路军既可战略掩护红军西路军打通新疆通道，等到红军打通国际路线得到物资援助，主力也可回转西北，完成装备，面貌一新。

1936年11月9日，阎锡山颁发绥远战斗序列，绥远抗战大战在即。

同时，胡宗南等部国军攻入陕甘宁腹心，兵分三路，围攻河东红军主力。

12日，红军鉴于红军北路军如是展开行动会妨碍绥远抗战，掣肘汤恩伯部参战。同时，河东红军南、北分兵不利战局，因而再对新战略进行调整。

彼时，红军将北路军和东路军按照第一、二、四方面军序列，改编为兵团，全部转向南线运动寻战。

13日，绥远抗战的红格尔图战役爆发。

这天，红军召开会议，对红军西进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以及在绥远抗战大局下东进晋绥的战略，再作权衡。

最终，这次会议确定了红军的新的战略。

即黄河以西的红军继续向西，黄河以东的红军继续向东的战略。

就此，红军由长征结束后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作战新计划”，完成了红军在结束长征后的战略调整。

这一战略调整，最终不仅深远影响了红军西路军的作战，同时对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起了直接推动的作用。

本文为浴血河西系列文章。主要解释河东、河西红军两大主力战略策应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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