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清朝政治的特色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奇事。在中原，依照礼制，历代天子都要祭天。但是，依照满洲的礼制，中国东北另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祭天之礼。同样是祭天，满洲人在堂子里祭天，不同于汉人的祭天。如此，虽说在经济上不够节俭，但清朝盛时在其他方面节俭了，所以，这方面多些花费也没有大碍。
但是这种双轨制的统治方式，既是清朝特色，又是给清朝带来弊病的本源。因为，怎样统治中国、统治汉人毕竟是重要的事情，而管理满洲人只是次要的事而已。但这种情势越往后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洲人的势力逐渐衰弱了，汉人的力量自然就壮大起来。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矛盾，也是清朝政治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而政治衰败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在下面写的“注重声名（不顾实惠） 实行免税”之事。像清朝这样从外部入主的政权，就有相似的缺点。
在执政时，将政治的好名声看得最重。朝廷考核官员，也将在地方上是否名声好列为首要标准。如果只是对官员的做法还行，但皇帝自己执政时也是如此。清朝免除地租，有时半免，有时全免。这在前代从来未有，因而受到好评，但这是不讲实惠的。其实，从中国百姓那征来的租税，只有极少的部分上缴中央，很多则入了官吏的腰包。雍正帝曾消除了这种情况，但不久又一切照旧。
实际上，由于雍正帝的政策，百姓的负担反而更重了。因为，虽然中央政府是免税了，准备好本年的财政一文不入，而以国库的剩余资金来开支，但是，那些依靠附加税过活的官吏，难以忍受此种情况。当然，也有诚实的好官，况且还有养廉银，但官员以下的胥吏并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只能靠在百姓和政府之间盘剥中间费生活。
由于没有定额收入，他们必须敲诈勒索百姓。但是，今年政府免税了，他们不能一直没有收入而等到来年，于是，想尽种种名目收税。因此，免掉了应向政府交纳的税，却免不了入官吏私囊的税。即使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实施了好几次免税，在民间得到了好评，皇帝被官吏们称为“千古一帝”。其实，每当中国历史上的弊政不断恶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不做任何实事，只求得到好的评价。
其次是“理想的独裁制度 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记略》）”。正像之前说的，独裁制度到清朝达到了顶点。
清朝废除了明代的内阁首辅制，将内阁大学士当作天子的秘书官，负责相当于宰相的工作，这样也仍不顶用，所以，雍正帝开始设立军机处，从朝廷大臣中——也不算太大的官，只是中层官吏——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安排进军机处，听从召唤，而让原衙门中的官员赋闲。这些大臣聚集在军机处，承担相当于皇帝秘书官的工作。而皇帝则实施独裁，把军机大臣当作文员，只是奉旨起草诏令。因此，就算是大臣也没有自己的责任心。
今天的日本内阁也存在各种责任问题，如内务省在所管辖的事务上失态，导致大浦子爵引咎辞职。但中国官吏没有自己真正的责任，若违犯法律，当然要被革职，若触怒天颜，当然更会随时被革职，但唯独从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由于皇帝独断专行，所以，大臣只是俯伏天子脚下执行命令而已。因此，这些人既可能做种种好事，也会做种种坏事。这是清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也可说是一个坏的特色。
再次是“对学者的优待 徐乾学编纂《一统志》 博学鸿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一项。优待学者是件大好事。
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除了出仕的学者外，还有许多在野的其他学者。在今天的日本，从学校毕业的人也存在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因而成为人们谈论的议题。而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可以出钱捐一个候补官职；成为候补官吏后，只要花钱就能变成正式的官员。因此，就算通过正式的考试，也可能做不了正式的官吏。另外，也有地方上有名的学者，在考试中落第。在中国，考试是一种命运。有一种很深的迷信观点认为，考不好是由于运气不好，而不是只要有学问就能一举成功。因此，很多有学问的人都遗留在了民间，这些人总需要有个处置。
康熙帝曾拿出一笔钱给他喜欢的大臣徐乾学，让徐乾学隐居在太湖边的洞庭山上，汇聚了许多学者。但是这种权宜之计总不是个办法，后来就开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是在普通的文官考试之外，再用考试来选拔有学问的地方学者。如知道谁是某地有名的学者，就由地方官推举参加考试。其中，也有不参加考试的，也有准备考试却在途中游玩而不赴考的人。不过，有名的学者大致都网罗进来了。通过这一考试上榜的，要比考取普通的文官考试享有更多名誉。
总之，学者得到了优待，即使对那些考试漏掉的或没有成为官吏的学者，也考虑了优待的方法，以至天下太平，没有不平之声。在国家富裕时，是可以实施这样的好办法的，但到贫弱之时就难以做到了。
由于这诸般情由，就有了“其弊端（参照《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策等）”这一项。所谓政治上的弊端一般是很难克服的。由于诸种原因，清朝逐渐踏上末路，积累的弊病不断显现。
尤其到了清末，由于有了与世界诸国的交往，这些痼疾已非治理好一国就能解决了。实行独裁、重视名声之时，治理好一国就可以了，但只要与外国有了交往，这些政治弊病就毫无掩盖地显现出来了。
张之洞、刘坤一两人想合作改变清朝的弊政，便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此“江”是因为刘坤一在南京当两江总督，“楚”是因为张之洞在武昌当湖广总督，所以称“江楚”。当然，在他们之前也有过改革弊政的言论，但具体体现在这份上奏文中。其中，文官考试的“对策”文章有样本展出，据此可以看到在清末这种考试纯粹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形式。
总之，政治痼疾渐渐累积起来，以致后来不得不有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变法奏折。关于这些痼疾，我在《支那论》及《清朝衰亡论》中都有所论述。从今天所说的内容，大体可以推想出逐渐出现弊端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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