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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外语》2016
转自：语言服务
尽管“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ecological linguistics）和“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ecology of language）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国内很多人（如范俊军，2005；韩军， 2013）都把它们等同起来，认为它们同指一个学科。说得简单些，生态语言学是一个由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它的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和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语言学者关心语言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语言与环境、语言与其使用者等问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弗思（John Rupert Firth，1890—1960）、甘柏兹（John Joseph Gumperz，1922—2013）、费希曼（Joshua Aaron Fishman， 1926—2015）、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1927—2009）等等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涉及。很多健在的语言学家也有诸多这些方面的论述。
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也进步迅猛，人类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这也给世界带来了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生物、人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因此生态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学科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审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想法和行为，也预测人类对未来的期待，使得许多学科生态学化。这样，生态学的原理和视角就被广泛应用于探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出现了诸如环境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伦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区域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艺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对生态的关注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在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翻译学和生态语言学等新兴学科。关于生态语言学，有隐喻（metaphor）和非隐喻（non-metaphor）两种说法。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籍挪威学者豪根（Einar Haugen，1970，1972）所用的术语是“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他把语言和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的关系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语言生态学要研究的就是“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s）；豪根在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 （the society that uses a language as one of its codes）。其实，语言学界普遍所说的“语言是工具” 和“语言有结构”也是隐喻。之所以说语言生态是隐喻，是因为语言不能呼吸，除了语言使用者之外语言本身没有生命，也没有一般生物所具有的“实在特性”（tangible qualities）。豪根（Haugen，1970，1972）认为，语言生态学的提出会促使语言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更好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概念的动机之一是要引起人们对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的重视。
至于生态语言学的非隐喻说法，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类在自然中就是社会的团体，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由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和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就不能离开自然环境而生存。语言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世界，建立人际关系，组织话语；语言使我们能够沟通，传递信息，继承文化。人类通过语言来反映现实，建构世界（Halliday，1990/2003：145）。因此，语言是我们人类在行星生态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是非常复杂的环境的一个部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在人类社团中的角色是生态因素决定的（Garner，2004：33-34）。
2001年，菲尔和缪尔豪斯勒主编了著名的《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与环境》（Fill & Mühlhäusler， 2001），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尤其是菲尔（Fill，2001）那篇生态语言学学科现状的综述，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该文还被翻译成汉语（范俊军、宫齐，2004）。根据菲尔（Fill，2001；范俊军，宫齐，2004）的说法，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是由豪根提出来的。1970年豪根在奥地利（Burg Wartenstein，Austria）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做了题为 “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使用了“语言生态学”术语，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到语言学研究，1972年出版了论文集《语言生态学》（Haugen，1972），收进了这个报告（Eliasson，2015：82）；他将语言和环境与生物和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1990/2003）1990年在希腊（Thessaloniki，Greece）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针对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作了精辟发言，他强调了语言与生长状况、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之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从而推动了语言与生态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一般认为，语言生态学有两个研究模式，一种叫做“豪根模式”，另一种叫做“韩礼德模式”（Fill，2001；范俊军，2005；韩军，2013）。“豪根模式”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所用语言的社会以及所用语言之人的态度决定了语言生存环境；语言的生存发展状态，语言多样性，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语言的生存、发展、消亡，濒危语言保护，语言进化，语言活力，语言规划，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互变互动关系，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等等都成为研究热点。生态环境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语言发展和语言保护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语言生态的平衡就会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保障。因此，语言生态学通过研究向人们呼吁：人类要安家乐业和幸福生活，首先是有生态平衡，生态平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语言生态平衡。“豪根模式”也常常被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
韩礼德模式”则强调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s o c i a l accountability），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做出哪些工作和贡献；韩礼德（Halliday，1990/2003：172）明确指出，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它们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题。由于语言对人类生存的大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就会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态，包括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城市生态、文艺生态、教育生态等。“韩礼德模式” 把语言的体系和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联系起来，认为语言体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以维护人类社会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和终结点。采用韩礼德模式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话语批评角度审视人们赖以生存的话语（如Stibbe，2015），包括对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的批评性研究和语言系统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研究，同时通过改变语言系统模式和语言使用方法，使得语言更适合于自然生态系统，使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更加和谐。这一研究路径被称为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研究者力图呼吁、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用批评的眼光来鼓励和宣传与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同时抗拒那些与生态不和谐的话语和行为，反思和批评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掠夺和摧残（Stibbe，2015）。“韩礼德模式”也称为“环境的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一般认为，“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是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路径，它们为人们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正如菲尔（Fill，2001：43）所说，“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根据埃利亚松（Eliasson，2015：81）的研究，“语言生态学”这一术语并不是豪根（1970，1972）首先使用的；豪根自己也注意到，早在1964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沃格林（Carl Voegelin）等人（如Voegelin & Voegelin，1964）就使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沃格林等还谈到“语际生态”（语言接触）和“语内生态”（方言接触）问题。其实，更早的时候，20 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崔姆（John Trim）在讨论语言变异时就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但是，可能是由于沟通和信息传播的限制问题，沃格林和豪根等人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崔姆的研究和这一术语的使用（见Eliasson，2015：81）。可能是因为菲尔（Fill，2001；范俊军、宫齐，2004）观点的影响，生态语言学圈子里普遍认为豪根（“豪根模式”）和韩礼德（“韩礼德模式”）代表着两个研究路径。但是，按照史蒂芬森（Steffensen，2007）和埃利亚松（Eliasson，2015：81）的考察，在豪根和韩礼德以前也有学者做了这两方面的研究，只不过这两位学者在历史中的某个特定的时期说了特定的话语，引起了大家重视，以致都认为是他们开拓了两种研究的范式。我们认为，无论是否用“豪根模式”和 “韩礼德模式”这些说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生态语言学的途径：一是“隐喻范式”，一是“非隐喻范式”。隐喻范式注重语言生态本身（包括语言多样性，语言的生存、发展、消亡等等），而非隐喻范式则注重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审视和批评，包括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the stories we live by，Stibbe，2015）的反思、推崇、鼓励、批评或抵制，这是语言（包括语言体系、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者）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归入语文学、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民俗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规划语言学等学科的范畴。目前这些学科的很多研究也可看作是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如果从豪根（1970，1972）提出语言生态学的术语和概念算起，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1991年在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成立了语言与生态研究的学术组织，为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也先后建立了生态语言学相关网站，包括菲尔（Alwin Fill）等建立的www.kfuni-graz.at和斯提布（Arran Stibbe）建立的http://www. ecoling.net/；现在国际上有“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http://www. ecoling.net/）。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已经有300多位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多篇（部）这个领域研究的重要论文和著作，比较有影响的论文包括Haugen（1970）， Makkai（1973），Halliday（1990），Goatly（1996），Fill（2001），Stibbe（2001，2003，2005），Murata（2007），Steffensen（2007），Kramsch & Steffensen（2008），Bang & Trampe （2014），Steffensen & Fill（2014），Eliasson（2015）等，比较著名的著作（论文集）包括 Haugen（1972），Makkai（1993），Benton-Short（1999），Darier（1999），Fill & Mühlhäusler（2001），Mühlhäusler（2002），Garner（2004），Garrard（2004），Bang & Døør（2007）Alexander（2009），Larson（2011），Stibbe（2012，2015），Dryzek（2013）。我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时间比较短，较早撰文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李国正（1987，1991），关于这个学科的文章包括范俊军（2005），王晋军（2007），韩军（2013），辛志英、黄国文（2013）等；冯广艺（2013）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题为“语言生态学”的专著，而许建忠（2009）和胡庚申（2013）的著作则从生态角度讨论翻译问题。2015年12月12日在CNKI的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下检索到的文章数分别是150篇和102篇。华南农业大学是国内率先成立“生态语言学研究所”的高校。
生态语言学是个交叉学科，诞生的时间不是很长，所根据的理论是来自不同的学科的理论模式，包括语文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文化语言学、民俗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规划语言学等等。因此，目前生态语言学的基本学科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不同学科背景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除了共同关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这一点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注重的研究内容、对学科的性质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这点与社会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这类交叉性学科是相似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泛学科的议题；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何使语言状态、语言体系和语言使用更加适于表征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关系，如何处理好语言的发展与保护以及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所有追求和谐社会、热爱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生态的学者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想提个建议：对于有志于研究生态语言学的学者，大家不但要think linguistically和think ecologically，而且要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并指导我们的一行一动，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和谐，更加绿色，更加丰富多彩！
介绍生态语言学研究动态，传播生态语言相关资讯，为生态语言学服务。
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讲席教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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