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陈克艰：推荐张五常沈志华刘瑜何方王焱柳红高枫峰

荐书短评（七则）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 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举世咸称奇迹。奇迹若止于被赞叹、被歌颂、被炫耀，则与神迹无异，无关乎科学与学术；但奇迹若得到了客观、合理的解释，那就最多只是事先意想不到的事实；而解释事实正是科学工作的任务。

这本新著揭示地区竞争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因，并解明这一制度的合约结构，论证其所以有效的层层因果。这一揭示、解明和论证在经济分析上的扎实基础，即是作者早年所著、并早已成为经典的《佃农理论》。张五常先生的这一研究，具有点中穴道般的准确性和深刻性， “中国奇迹”于是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就像地球近日点的进动得到了广义相对论的解释一样。因此，任何发乎情绪的赞叹、歌颂、炫耀等等，在科学的学术工作上都是多余的了。

作者有句名言：“平生未见过这么好的制度！”闻者哗然。其实此言与“平生未见过爆炸得这么好的原子弹”同其性质。这一类命题的好坏褒贬，丝毫没有归功或归罪的态度在里面，它只是归因的陈述。读过本书，自应能明白这一点。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三册），沈志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中国看美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既隔着重洋，怎么看也是“远人”。而中国看苏联，则不仅是邻居；始以兄弟交欢，继又兄弟阋墙；最后，兄终弟及，扛旗大业，艰巨独任，始终是痛痒相关。所以，一部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客观的、冷静的、全面的、“实证性”的苏联史，就特别难产，今既产出矣，则尤觉难得。

“实证性”是本书主编沈志华绪论中的自评用语。这个词语时髦而多歧义，但用在本书上意思十分明确，并且正确：本书写作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既多且新，一皆取于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内秘档”。历史研究上常有“抽象和宏大问题”的争论，所争若关乎“真理”，是否越争越明，不知道；若关乎“事实”，如果证据不足，材料缺乏，则肯定越争越糊涂。此时新材料之涌出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密档案不仅为苏联史、甚至也为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问题的新观察和新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

本书由众多专题论述组成，涵盖广，挖掘深，苏联史的方方面面尽在目前，各方面的环节程序历历如绘，说是一部“通史”，也不为过； 因为通与不通，原不在架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猜想，“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两章，将最为有“历史感”的读者所注意。但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既不会在时间里，也不会在空间上重复。“以史为鉴”的古训，绝不是吸取教训、以免重复的意思。谁能告诉我，历史上哪一场悲剧（或曰浩劫），是因为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而以重复的方式发生的呢？

《民主的细节》，刘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1版。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介绍和研究欧美的书籍多不胜数，但我愿把这一本挑出来，归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以及郭嵩焘、曾纪泽的出使日记等一类里去；时代虽不同，一样是作者凭自己的亲历和观察，对异国情状的“细节”叙述，读来亲切有味，大开眼界。本书的“细节”属于“民主”这个大题目，自更有其特殊的吸引力。

国人在民主问题上常表现两种偏向：一是但作概念化的理想观，兼以盲目诉求的热情；另一则是西方民主一概以“虚假”、“骗人”视之的成见。各趋极端，却两极相通。以“虚假”、“骗人”视民主的成见，并非封建主义留给我们的糟粕，这种成见是新的。这成见的制造者，曾经通过概念化、抽象化民主热情的鼓动得到过实实在在的大好处。所以，成见的根源并非无知，而是在于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像本书这样，在具体和细节上给人以平实而贯通的知识，是足以说服人摆脱成见的。

作者自谓写作结集在本书里的文章，乃出于“对缺乏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反感”。她通过说故事来说明道理，说事和说理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作者真是文章的高手，跟着她一路行进，花团锦簇，目不暇接，却一步不偏“精确性”的无形轨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流畅生动的语言，富于节奏感，带点麻辣味，这是“风”，而入你心的，却是那温润的理致。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这本书主要是谈史，忆人也是谈史。作者以亲历亲闻和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考索，恢复了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辛。有批评，有辩论，批评和辩论针对的则是那种根据需要来派定“事实”、根据需要来捏塑“历史”的做法。需要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因此，何方先生令人钦敬的勇气，当今之世也正有其“需要”。然而也令人感慨，堪称二十世纪最大数学家的希尔伯特，在有人问及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而被烧死时，回答说：“科学不需要殉道者。”科学探究真实，历史也探究真实；为什么科学不需要殉道者，而历史的探究却额外地需要一份理智之外的勇气呢？

书中有一篇醒目的短文：“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追述三位总书记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似乎也形成一个不绝如缕的小“传统”。这是又一次地提示：道理是道理，事理是事理；历史进程中起作用更有力的是事理，而不是道理。英谚云：“通向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说的是事理。“文革”前一年彭真同志访问印尼，作报告，引列宁：“历史喜欢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房的，却进了那一间。”说的也是事理。

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中国经济制度在困境中起步改革，至今三十年，取得了奇迹般的巨大成功。关键在前十年，其中经济学人的参与，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乘凉的后人，要记得栽树的前人，这本厚书，就是写他们的故事。书分三编，分写三代人的同时奋起，从著名的老辈学者，到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他们以冷静的思考和热情的行动，以点点滴滴耐心扎实的试验和推广，合力推动着改革大业的前行。那一段改革中的重大事件和步骤，也在叙人的故事中明朗地展开。无数小故事汇拢来，组合成一幕宏伟壮阔的历史大剧。

它告诉人们：改革并没有一个总设计，并不是按照总设计蓝图的逐步实施；改革也不是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着清醒头脑的众多改革者对大大小小挑战的理性应对。

作者对那时代充满激情的怀念，强调“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这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完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如何从新教伦理中脱胎，而又断了与新教伦理的脐带后，韦伯愤激地批评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古典的回声》，高峰枫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高峰枫著《古典的回声》，是一本文章的结集；多数文章，是对新出的古典研究和翻译的述评。古典虽古，其命维新。对圣经和耶稣的历史研究，在西方久为显学，作者选择介绍了好几本这方面的力作，使我们大开眼界，是本书的重头。作者特别注意西方古典文学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也使我们兴趣盎然。

作者读书多而细，典故熟且活，通习多种西文，文字敏感性强，视野开阔，把捉精准，感受与理解结合得好。他对冯象《创世纪译注》的赏析是小处着手，而对冯著渲染《创世纪》的神话因素进行商榷则是大处着眼。他把美国学者白氏夫妇的最新《论语》英译置于古史辨统系来评价，视角独特，细想倒也平实；而他遮拨白氏对《论语》与《福音书》的牵强比附，则出自充分的学术储备。读他仿金圣叹批《水浒》的笔法批点《旧约》亚伯拉罕杀子一章，不禁叹为奇构。他对中国学界“盘剥西方古典”另趸发卖现象的批评，言辞犀利甚至刻薄，实有确凿坚强的底据。现象之起，或系制度性原因；废疾之癒，唯赖学人之自省。古典的回声，是古典在现代世界的回响之声，也是现代世界叩问古典的回应之声，《古典的回声》则留下了思索：我们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倾听古典渊默之中的原声呢？

本书是“六合丛书”之一种，丛书还有高山杉《佛书料简》一种。兄弟俩专攻各异，博通则一。山之杉，峰之枫，比肩并高，交相辉映，风景殊佳。

《社会思想的视角》，王焱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8月版。

本书是王焱先生十多年来二十篇文章的结集。长文累万字，短文三五页，都当得起精博二字；论题多端，古今中外，扼要申论，都从社会思想的视角看。

前言里作者对学人有个定位：社会思想的理论家要比社会科学的专门家高出一头，而社会理论家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历史。是故，论陈寅恪的中古政治史研究，重点在士族的文化和门风；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注意于旧制度实是中央专制和贵族制的二元并存，大革命只是革掉了贵族制，却发展了中央专制；论卡尔·施密特与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争论，强调现代法治下，公民社会与不专断的中央政府结合，能建设更强有力的国家，施密特低估了“自由主义构建现代国家的能力”；还论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科斯及其后继者诺斯，科斯的经济学研究常有细致的历史资料调查，而诺斯的经济史研究则开创了国家理论的新范式。

作者取以论述的“社会理论家”多为杰出大师，对所论历史的“大事因缘”又参悟得透，对读大师，凭据历史，论证严谨又有力量，行文典雅而有气势，王焱先生堪称社会思想的大论家。

（为《南方周末》好书评选活动作）

【继续读】

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

谭伯牛：《湘军崛起》

徐有富：《南大往事》

藤泽周平：《小说周边》

虞云国：《南宋行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