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五四运动”
“所见前后异辞，所闻前后异辞，所传闻前后异辞。"——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是关于“五四运动”难以逾越的一部经典著作，最近这部发表于1960年的专著重新出版，在这里，读懂五四。
活着的历史： “五四运动”
廖峰 | 文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美）周策纵 著
陈永明 张静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6年3月版
1948年5月，32岁的周策纵放弃了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负责为蒋介石撰写讲稿的工作，考取了自费留学生，赴美国攻读学位。
此时正是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周策纵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深感国难，希冀能为国尽力。在给蒋介石做秘书工作的两年间，他接触到党政军、文化学术界的名流，还有各党派的领导人物，在重庆谈判期间，周策纵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高层领导。这段时间的经历，让周策纵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派系的纷争，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派和政府之外推动，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和自我充实和完善，因此，他选择离开仕途，出国深造。
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周策纵选择了“五四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指导论文的教授对论文选题提出批评，认为博士论文不应该撰写“学生暴动”的“五四运动”，更不同意周策纵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思想革命的说法；甚至要取消他的奖学金。
不过，周策纵还是顶住了导师的压力，在不获支持的情况下，他阅读了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六七百种报刊杂志，从中寻找研究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五四运动史》终于面世。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后来，各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文学史，几乎都会照例参考《五四运动史》。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很复杂，“不仅每个人的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本人前后也不一致”。因此，为了厘清“五四运动”，周策纵将其分广义与狭义两部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史称“五四”事件。但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应该包括1917年—1921年间，中国广泛开展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因此，这部书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据时间前后，叙述分析“五四运动”有关的活动和事件；第二部分，详细剖析和检讨当时的文学和思想上的革命潮流。这种将历史事件研究和思想思潮研究结合的研究手法，既客观严谨又有思想的深度。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整个运动的经过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是晚清救亡运动的延续，只是主人公从原来的洋务运动和改良派，变为了更为广大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不过，为何青年学生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周策纵将其归结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
晚清的改良和革命，都是迫于民族危亡的压力产生的。人们希望通过改良和革命，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的道路。但是，“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
由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潮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显著事件：
一个是文学革命；一个是介绍西方思想，重估传统价值。
虽然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在后期产生了分歧，但是他们追求思想解放，寻求民族独立的目的仍旧是一致的。
在周策纵看来，“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
“五四运动”来临时 列强做了些什么？
王绍贝 | 文
尽管今天历史学家在“五四运动”这个领域的研究早已有新的发展，但这部在1960年发表的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仍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上佳的入门读物。
五四运动时期的徐世昌政府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从文化思潮运动到爱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复杂历史事件，其中牵涉的历史关系、文化思潮之纷繁复杂有如万花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难以解读，我们今天要如何定义“五四运动”，理解其本质？此前官方正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说已经不能全面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特征，保守主义者更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稍为明晰一些，但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与传统定义截然相反的观点，譬如“军阀不卖国”、“学生不守法”等等。内部关系如此复杂，从外部看，西方国家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也颇复杂。其中，日本是唯一直接卷入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都在不同时期对新式知识分子有过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运动发展到全盛后，苏俄逐渐开始向新式知识分子展示其动人的魅力。
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由“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情绪非常恼火，日本在中国经营的报刊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扶持的，并向美国驻日大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本新闻界广泛报道称，英美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以扩大他们的市场”。利用“美国阴谋论”来教育国民、转移内部矛盾，这个专利权看来属于日本政府和媒体所有。
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则断然否认了日本的指控，不论从美日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角度，还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政治信仰，他都对1919年的学生运动怀有同情，认为“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抗争”，并强烈地反对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但他也避免一切与运动的直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英美的许多知识分子，类似罗素、杜威也都在一些报道和文章中称赞了“五四运动”，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的、脱离蒙昧的觉醒。
然而“五四运动”深入发展导致的罢市、罢工引起了西方商人和侨民的顾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议镇压一切罢工、抵制日货、街头演讲和其他学生运动，并将上海学生联合会驱逐出租界，镇压行动得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领事馆的支持。与上海商业主业打交道的经验以及租界当局的狭隘政策，使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对西方深感失望。什么威尔逊原则、民主、自由、公民权，说得好听，当中国民众向他们要求这些权利的时候，引来的只有镇压。
相反地，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这段时期，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殖民地采取一种或多或少的理想主义政策。1919年7月25日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列奥·加拉罕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宣言中（简称《加拉罕宣言》），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载有这项宣言的电报在传送中被奇怪地延误了8个月，直至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北京政府拒绝就之谈判，怀疑该宣言系伪造。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五四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认为，在那种形势下，较之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向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较之西方强权强加给中国的特权与歧视，中国没有理由不去热烈欢迎这个提议。北京政府对此提议无动于衷，在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不仅如此，在沙皇政府被推翻前，中国曾试图拒付对俄国总额约1200万关平两的庚子赔款，但在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后，中国政府似乎非正式地承认了俄国临时政府。开始向旧俄公使馆支付赔款，这些赔款随后被用于支持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和其他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的势力。在当时的北京政府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大概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暴民的政权，不能给予承认也有国内、国外反苏力量努力的结果。
当得知《加拉罕宣言》时，中国新闻界及包括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的各种团体都回以热烈的感激。因此在“五四运动”的后期，1920年春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往更关注苏俄，尽管他们对它的态度是有分歧的，但亲苏势力正在高涨。那时候苏俄为什么要主张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斯大林上台后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同，那时正是苏俄布尔什维克主张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理论时期，当时苏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要取得胜利，就必然要发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局限于苏俄国内，而是要发动全球革命，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遵循马克思理论的产物，主张苏俄对外“输出革命”，贫困的苏俄政权甚至不惜充公俄国东正教会的庞大资产，用来无偿资助他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1922年8月，当苏俄特使越飞抵达北京时，尽管北京政府对他很冷淡，但他受到了中国学生和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西方在华商业势力的自私态度、外交政策的“口惠而实不至”和苏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深深影响了“五四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趋势。
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化运动”，开始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方向。
周策纵 | 1916年-2007年
著名历史学家。抗战时期在中央政治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战后赴美国，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专长研究中国哲学、五四运动史等领域。
《五四运动史》
知识界的震荡
唤醒了古老的沉睡国度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失败
却赢得了公众与社会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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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研究五四运动、了解近代中国，难以逾越的一部经典著作，避免了宽泛的宏大叙述，而是着眼回归事件现场，考证每一个细节，苦心孤诣还原历史真实。在此，读懂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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