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抚洲：曹汝霖与五四运动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曹汝霖与五四运动

© 王抚洲／文

　　一．颇有史料价值 

　　前几年听说曹汝霖在香港天文台发表过五四运动始末一文，深以未获阅及为憾。后来在天文台上看过几篇曹“我之一生”，虽然认为颇有史料意义，但究以零星片段，难窥全豹，便无心接看下去。上月见到传记文学社广告，预发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立即订购一册。我之所以立即订购此书的目的，主要的还是想看看他对于五运动如何说法。而我之所以想看他对于五四运动如何说法，是因为我不仅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且还是5月4日攻打赵家楼曹宅的一份子。 
　　民国8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集会于天安门，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利用巴黎和会，勾结英法，攫夺我山东半岛，并揭出打倒卖国贼曹章陆的标语口号；因游行行列不能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遂转而往赵家楼，闯进曹汝霖住宅，打伤章宗祥，焚毁曹宅；国代表终于拒签和约，徐世昌政府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人称这一运动为五四运动。从此曹汝霖终结了他的辉煌政治生命，多年来洗不掉卖国的罪名。晚年写“五四运动始末”，又扩而充之写《一生之回忆》（以下简称回忆录），其意均在对五四运动“辩诬”，想从他自己一生之为人、处世、从政及办理对日外交，各种事实上，求得今日与后世国人之了解，不再认他为卖国之人。 
　　拜读之后，我以为这是一本叙事平实、议论公允、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录。其叙事平实处，可以两点来说明。一是他个人的私事，如纳郭静真为侧室的一段故事。他写回忆录，是寄居美国米特兰市，静真夫人的生女庆稀的家中之时。对于当初郭的沦落生涯，本来可写可不写。以一般常情看来，为顾全夫人、女儿的面子，多半会略去不写。作者却源源本本的写了出来，而曹郭静真于委托传记文学印行国内版时，也并不将此段删去。由此可见这一回忆录有其相当真实之处。二是关于五四运动，攻打、焚烧赵家楼经过情形，就其所见、所闻，平实叙述，从一个被害人的立场说话，尚无过份之处，总算是有风度。即对于他所最痛恨的政敌，也“姑隐其名”，可以说颇存恕道。 
　　这本回忆录之有史料价值，也是无可置疑的。曹润田在淸朝末年即办理外交，位至卿贰，入民国后历事袁世凯、段祺瑞，长外交、财政、交通各部，虽被五四运动打倒，而依然参预段之帷幄，他参加当时的政治外交，并知道许多内情。如袁世凯进行帝制，事前久驻中国之英国公使朱典曾经劝晋，事后又扬言曾经劝阻，这除非参预当时外交内幕的人，是无从知道的事。其他可作历史旁证的事故甚多，不遑枚举。 

　　二．与我所见所闻有几点出入 

　　五四运动距今已经五十一年，事过境迁，时异势殊，使我这当日攻打赵家楼，欲得曹汝霖而甘心之的人，今日读他的回忆录，也颇寄予同情，对他采取不同的评价。然而攻打赵家楼的情形，曹虽身当其冲，其所记述也有事后听闻，与事实颇有出入之处，而我们当时传闻的传说亦多有与事实不符，读此回忆录而得所改正之处。我愿意写出来，好相互参证。 
　　回忆录记章宗祥被打情形为：“仲和（章宗祥字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又“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皆与事实有所出入。章宗祥之被打倒地，远在放火之前，最少是在前十五分钟的时间。章是否从锅房跑出来，我不得而知。他确是在向后门走时被发见予以围殴打倒的。我不是第一批闯进曹宅的，大约后于第一批不过两分钟，进了花园洋房式的大院，挤到一排洋式平房前，进门处挤得水泄不通，我便从窗户跳进室内，绕室一周，看见曹的父母呆坐室内的情形，但无人伤害他们，只是捣毁室内的一切陈设。因嫌室内挤的动转维艰，我又挤了出来，向洋房东边后院走去。此时即看见章宗祥倒卧在一辆汽车旁边的地上，似乎已经昏迷，章的身傍坐着一人。此人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可能即是回忆录说的中江丑吉。而地上躺着的是章宗祥，也一望而知，不会认错。我虽不认识曹、章二位大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像貌则早已熟识。不但我能认识，我相信大多数学生都能认识。这是因为曹、章的放大相片，在廊房头条，在东安市场，以及许多著名的照相馆都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作为壮门面的广告。所以回录说，“他们见到仲和穿了礼服，认为是我，”这是曹的想当然耳，是他不了解真相。 
　　围拢来看倒卧在地上章宗祥的人，渐渐多起来，我看了一阵之后，又转回到前院，发见院子西边有花玻璃的墙壁里面，是一条走廊直通内院，也是曹家的房子。由一位力大的同学，将走廊南头半个亭子间的门跺开，大家一拥而进的跑到曹家西院的中式房间去，此时室内已经有十多个人先在里面砸东西，他们可能是从东院后面走过去的。不久便见到后边屋子在冒烟，有人说，“里面有人放火了，”我看情形不对，急忙退了出来。所以以我亲历目睹事实来说，章仲和的被打，昏倒在地，要在放火的十五分钟以前。曹润田当时躲在箱子间，外边情形，他自无从得知，不会如我跑遍全院，亲自看到的真切。 
　　此外有两件我们相信的传说，从回亿录上证明这传说是无稽的揣测之辞。一是说陆宗舆当时也在曹宅，因他人较瘦小，身穿长衫，于混乱中冒充学生逃了出去。回亿录说陆于总统府宴后，先自回去，则事实上陆当时并不在曹宅，这是当时传说之误。如果有冒充学生逃出去的，则应当是丁士源，而不是陆宗舆。 
　　二是曹宅后门对面油盐店，当时确有一靑年人把着门口，保护拖过去的章宗祥，而和想闯进去的学生对打对骂。这事我不曾目睹，而是听目睹的同学告诉我的。他们说这一靑年是曹汝霖的侄儿，还说他是士官学生，很蛮横，与几个人对打云云。回忆录说此人是日人中江丑吉，自必属实，而当时同学们的传说自是错误。我们在回忆录上也见不到，曹有一个在士官学校学军事的侄儿。 

　　三．高估了政敌未认清自身处境 

　　回忆录记五四运动一节内，有这一段：“岂知不多几天，有及人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此一名人究系何人？读者必然要知道。我想代为作一注解。这注解很容易，只要看后边158页：“此人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可以断定曹所指的姑隐其名的名人为林长民。凡民国10年前后，在北方读大学及高于学生年龄的人，都很容易推断。不过四五十岁以下的人，恐怕便不容易知道了。 
　　林长民福建人，研究系健将，够得上纵横奇材，风云人物。当时在北京政府时代，有力量的政治派系，一为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领，在文化舆论界颇有势力；一为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首领，把持交通机关，有银行，有交通学校；一为安福系，为段芝泉的御用政团，以王揖唐、曾毓隽为首领。民国8年，研究系为在野派，对于反日，反对亲日派，旗帜鲜明。林长民尤为出力。我们不论林曹之间的恩怨如何，林长民翻云覆雨，人品如何，当时研究系对于学生运动的声援，不失为运动成功的一大助力。但是回忆录说，“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则决非事实。又157页有云：“学生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云云。曹润田先生遭受重大牺牲，还能说出，“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其风度可以钦佩。但若说，“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则未免过份高估了林长民，低估了当时的大学生，更可以说，曹先生始终不认识当时国内的情势，国人的情绪，与他个人的真正处境。 
　　先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经过。5月4日晚间，有三十多位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在北京大学开了一个大会，除北大本身外，有法政专门学校的具代表性的学生参加，当晚即决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我是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记得凊楚，5月5日本校开全体大会，推代表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决议请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罢免曹陆章，即日罢课，等候交涉结果。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林长民或研究系决无关系。 
　　5月7日为袁世凯接受了廿一条而规定的国耻纪念日。是日在中央公园有各界召开的一个国民救国大会（确实叫什么大会，恕我不记得了，因为不曾去参加）被军警制止了。这个会据说是林长民所发动的。恍惚传说如回忆录所云，预备了棺材去开会而会未能成。若说是林舁了棺木在北大近处演说，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则恕我孤陋寡闻，不曾听说过。 
　　何以说曹汝霖过份高估政敌，低估当时的大学生，而本人不认识他当时的真正处境呢？自从一次欧洲大战发生，列强无暇东顾，打破了均势的局面，日本颇有蚕食鲸呑，独自并吞中国的野心，于民国4年迫我承认廿一条，后又攫夺靑岛，占据胶济铁路以控制山东半岛（编者案：迫我承认廿一条在攫夺靑岛以后），国人懔懔危惧，有国亡无日之痛，于是由于痛恨日本，转而憎恨亲日派外交大员。曹汝霖则无异是日外交家的首领，北洋政府一切对日外交都离不开他。试问曹既无武力集团，又无政治派系的力量，而能始终位居要津，难道说不是凭日人对他有好感，能办对日外交的缘故吗？回忆录六六节“靑岛撤兵换文之经过”，有这一段记述：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推诿于我，我则接受代劳，遂与日交涉。知越俎代庖，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看了这一段，使人不能不佩服曹之勇于负责，同情他的代人受过，也觉得北洋政府事随人转之不成体统。然而反过来看，这是否由于对日交涉，必需由曹及曹的亲日集团来包办之故。最少在当时的国人看来，会作此感想。当时举国痛恨日本，更恨亲日派，则一切怨毒集于曹、章、陆自属势所必然。况且曹不仅能办对日交涉，还能向日本借款，因此成了段祺瑞、徐世昌必须借重的人物。但是向日本借款，不论用途如何，在国人看来，都是卖身的价款，不论日本内阁如何更替，原敬与寺内的对华政策是否不同，在国人创痛巨深之余，都不会相信日人对我国有出于善意的借款。又曹云对日借款是助段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的正当性如何，我们不必加以评论，但曹本人也知道，不仅南方集团反对段的武力统一，即北洋军阀内部，除段系之外，也都是反对段的武力统一。要武力统一必须有钱，曹之能向日人借款，固然使他重要，但也使他遭受一切反对武力统一的军人、政客集团所嫉恨。这即是曹润田当时的真正处境。所以一旦我在巴黎和会失败，一切怨毒都集中在曹、章、陆三人身上，北京学生不过如陈胜、吴广，公开发难而已。诚如曹在回忆录所云，五四运动是“学生出于爱国心”。他的政敌，类似林长民者曾经利用这一形势，放野火与推波助澜罢了。 

　　四．借箸代筹检讨应付失策 

　　最后，我将为曹君借箸代筹，检讨他对于围攻赵家楼的应付失策之处。当我们攻打赵家楼之后，我们一些同学闲时便常常讨论，认为曹、章坐等挨打，是一件为奇怪的事。 
　　首先我们当了解两个基本情势。第一，五四运动是一群无组织，也无作运动经验的乌合之众的靑年临时的集合。决不似后来受人操纵布置的各种运动。第二，当时在天安门集合的目的，只在对各国使馆游行示威，并无往赵家楼曹宅的预谋。因为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外，不得通过，学生推举代表数人去见值年公使（美国公使）交涉，仍不准通过。据代表回来说，值年公使云是你们政府不准你们在东交民巷游行。于是大家推想必然是亲日派的曹汝霖捣鬼（所谓天下之恶皆归焉），临时决定改道往赵家楼曹汝霖门前，去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将旗帜扔在他的门前，即整队回头解散。大家并相约要严守秩序，不可与军警冲突。至于到了赵家楼，演变成为攻进曹宅，打人、焚房，事后，连我们参加的人，也感到意外。这是群众心理愈来愈激昂，而演变出始料所不及的结果。讲群众心理的书籍曾举出过不少类似的事例，凡是群众行动，不受阻而继续发展下去，终必演变成为始料所不及的暴烈行动。 
　　再把话说回来。我们事后检讨，假设当时学生代表向值年公使交涉，得以通过东交民巷，达到了向各国使馆游行示威的原定目的；目的达成了，人也疲倦了，这一游行队伍必然会自动解散，则以后的文章都不会再有了。代表告诉我们，据值年公使说是中国政府不许我们经东交民巷。如果属实，则其笨拙无比，等于一切后果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在回亿录中，可以见到曹润田对于警察命令保护曹宅的警察队，要“文明对待”学生，极为不满，情见乎词。警察厅长吴炳湘，任职多年，以干练稳重著称，维持北京治安，口碑不恶。加之其时徐世昌为文治政府，以和平统一为号召。吴之对于为外交、为爱国而游行的学生，“文明对待”，可能也是政策性的决定。以后的越规行动，自不是他始料所能及。保护曹宅的队长对于“文明对待”命令之执行，可谓十分忠实，几乎是从旁坐视，这也是群众情绪能以继长增高，演进到发生暴动的重要因素。 
　　从东单大街往家楼是从总布胡同（恕我记不真切这一胡同名称）进去，到东头转两个弯，越转越窄。游行行列转进赵家楼时，曾经被警察列队拦阻。先头队伍向后退了几步，后面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跟着倒退，再远在后面的队伍，便惊慌起来，一哄而散的退走了。幸亏前边领队的向警察善言解释，说动了警察，让开道路，准我们行进到曹宅门前。此时剩下来的学生可能还有四百多人，在曹宅外边空地上，大呼打倒卖国贼，并将标语旗帜抛向院内，继之有人将邻街屋瓦用竹杆揭下，掷向院内。由于毫无反应，群众情绪更加激昂起来，遂有勇敢壮士从曹家邻街门房窗上，从院墙上爬进院去，开开大门，群众一拥而进，发生了捣毁曹家，打昏章宗祥，焚烧房屋的事件。 
　　很客观的来检讨这一事件当时的情势，如果应付得当，可以大事化小，最少曹家的灾祸可以避免。 
　　当时事后，我们学生们自己检讨，都很奇怪，曹家院内既有警察，又有仆人，何以不能制止首先爬窗、越墙进去的一两个学生，不让他们去开门？如果门不能开，群众不能拥入院内，等他们在外边喊过口号之后，由此二三十个警察出来，劝他们循道回去，终止游行，应当很顺理成章的平息了这一场风波。至于爬进墙内的学生被制服之后，可胁之以侵犯家宅的罪名，并用为人质，对门外群众宣布，你们如肯整队退走，即将他们释放，如不听劝告退走，即将他们绳之以法，也必能结束这一幕游行，不致发生暴动。 
　　但是这种办法，必须曹润田就地亲自指挥警察办理。警察长既是奉命“文明对待”，决不肯超越范围，惹出是非自找麻烦。何况警察，据说，也是受到舆论的影响，同样在痛恨卖国贼呢？ 
　　还有，丁士源既然提出来，“你们应当躲避，不吃眼前亏”的话，学生大队从西边进来，曹、章如乘汽车从东门驰去，也可以免掉章仲和挨一场痛打的悲哀。 
　　我想如果换一个有革命经验的人，处在曹的当时地位，必然不致于吃这场眼前大亏。曹润田先生自从留日归国之后；一帆风顺，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从来不曾经过变乱与应付非常事态的经验，以致坐等警察“文明对待”的保护，造成了他个人和他这小集团毕生的悲剧。在他的立场，替他检讨，不禁为之惋惜。 
　　不过，以当时民情激昂，国人痛恨日本，转而痛恨亲日派的情势观察，已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曹汝霖如果应付得宜，也只能免于吃眼前亏而已，他迟早会作为代罪羔羊的。而五四运动或者将不能如此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曹的命运也或许不致于如此戏剧化的悲剧收场罢了。 
　　综观《一生之回忆》，曹润田尚不失为一长厚有绅士风度的人，在日军侵占华北时期他能拒不参加伪组织，且能营救我爱国志士，皆属可取。所以他能寿登耄耋，并有贤妇孝女侍奉晚年，使他能很安闲的写出一本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张玉法／主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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