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钢琴与政治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钢琴与政治

© 资中筠／文

资中筠

　　把钢琴与政治连在一起是很杀风景的。但是在那个年月，政治无处不在，逃避不了的。正应了那句话：“你不找它，它会来找你”。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就是《钢琴与政治在中国）。那是一本颇为独到的关于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历史，其中叙述了许多著名中国音乐家和钢琴家的沉浮、兴衰——从冼星海、贺绿汀到马思聪、傅聪、刘诗昆、殷承宗乃至“文革”中全家集体自杀的顾圣婴，莫不与政治相联系。我非钢琴家，也没有因音乐而受迫害，但是政治仍然介入了我的音乐生活；而且来得很早，远在“文革”之前。 
　　我于195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初还曾希望能有机会继续练练琴，不求有所长进．至少不致完全荒疏。刚好我住的文化部宿舍大楼礼堂有一架久未调音的旧琴，我央求管事的人允许我星期天进去弹，居然获准。那一年本单位的国庆联欢会上我还出了一个节目，记得弹的是门德尔松的“谐谑曲”。但是这种与过去的延续是极为短暂的。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父亲受到冲击；帽子大得吓人，登上了《天津日报）头版头条。正在意气风发一心追求进步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从解放前夕到昨天，他一直是与党亲密合作的“进步民主人士”，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里通外国”的“大奸商”了呢？在那种情况下，我在本单位当然被要求“划清界线”揭发问题。我对父亲的业务工作毫无所知，但以他半日的言行、为人，怎么也和“奸”字连不起来。于是我就被列为运动中重点“帮助”对象。核心内容是要我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重新认识家庭和自己从出生起二十一年来所受的教育和熏陶。经过大会、小会、个别谈心，还有工农出身的同志的忆苦思甜，我确实如醍醐灌顶大梦初觉，心服口服地认识到自己就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与音乐无关的且不去说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学钢琴一事。 
　　这也不难理解，在旧社会，工农子弟有几个能有机会从小就学钢琴呢？一般人心目中钢琴就属于“资产阶级”。不仅是学习的机会，还有全部西洋音乐的内容以及随之而来的欣赏这些音乐的生活情调，当然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特别是我居然还在解放战争的高潮中举办个人演奏会！试想：一方面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般地盼解放，还有英勇的解放军在浴血奋战；一方面是我和我家以及周围那个脱离劳动人民的小圈子在歌舞升平，而且我还为不能在晚上而在白大举行演奏会感到遗憾，这是什么感情！总之，经过这一场风波，钢琴成了我的“原罪”的一部分，也是我“背叛”家庭出身，与过去决裂，必须扬弃的一部分。不久，父亲的问题做了结论——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没有为以后的运动留下尾巴），仍然是统战对象、政协委员，并且工作安排到北京。从此全家迁居北京，我又可以周末经常回家了。他们迁居时把家里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捐给了“公家”，包括大批的线装书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惟独那架钢琴还是搬了过来，大约还希望我们姐妹能时常回去弹。但是，经过这一场冲击，我自觉不自觉地和家里疏远了。尽管到下一场运动到来之前还有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时期；尽管父亲的身份还算是一位受尊重的民主人士，享受一定的待遇；尽管我不时还回家小住，母亲不管我的态度如何始终不渝地关怀备至，但是那永远完不成的“脱胎换骨”的使命一直伴随着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一家人亲密无间了。甚至发觋自己亲情“复发”时，立即加以克制。钢琴摆在那里，有时手痒，也弹一忽儿，暂时忘掉“思想改造”。但那也只是“一忽儿”。母亲在旁也不敢表示注意到我在弹琴。那种在音乐声中的天伦之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在那期间我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就是把我个人演奏会的纪念册连同全部照片统统付之一炬。平心而论，那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找那么做。那时也还没有抄家的威胁，“在思想领域内全面专政”的口号还没有提出，对钢琴以及西洋古典音乐并未全面否定。傅聪、刘诗昆、李名强等许多钢琴家在国际上得奖还被作为为国争光大肆宣传。也许这与“苏联老大哥”对古典艺术的态度有关。直到“文革”以前，西洋音乐一直还算是百花中之一花，可以公开登堂入室的。记得1959年在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十周年晚会上，郭淑珍穿着西式长裙唱“哈利路亚”，与郭兰英穿着带胸兜的裤袄唱“南泥湾”相映成趣。1964年顾圣婴还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参加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大奖赛。这种“专政”的“不彻底性”到“文革”才“彻底消灭”。那么我怎么竟然如此“超前”，何苦如此决绝呢？从逻辑上说，根据我当时被启发出来的认识，同样的欣赏音乐，解放以前和以后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以前是少数人的特叔，现在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以后共同享受。无论如何我那个人独奏会是脱不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的。更重要是我个人的心情。“三反五反运动”是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冲击，尽管比起后来历次运动直至“文革”的阵势，简直是微不足道，绝对是和风细雨，但是对于从未“经风雨见世面”，“在温室里长大”的我来说，连续几个月在一个单位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典型，已经十分难堪，何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我忽然发现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我竟有与“没落阶级”一起被淘汰的危险，但是又有一条光明的前途，就是彻底与过去决裂，“背叛”自己的出身。自己当时以追求真理、向往进步自诩，每天都处在“觉今是而昨非”的心态中，是非美丑都要换一个角度看（还没有像后来“文萆”那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想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还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呢？那钢琴独奏会成了我一块心病。的确，同事中没有人知道我有那么一本纪念册，更没有人要我销毁它。而我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义无返顾，而且还出于“慎独”的道德准则，虽然无人监督，自己这样做了比较安心。事后也没有向别人说起过。以后我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还有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傻事，也是出于“慎独”。而这种道德观念却是来源于自幼受的“修、齐、治、平”中的“修身”教育，与革命无关。 
　　我烧掉的纪念册中有我自己精心设计的独奏会节目单、以老师的名义发出的印得非常精致的请柬、记者采访的消息剪报、师友的题词以及全部照片，那时没有录音录像，否则也会让我给销毁的。母亲在一旁看着，不敢阻拦，只是叹气。直到八十年代末，我在上海遇到过去我家里的保姆的女儿，她也已年逾古稀，居然还保留一张我在音乐会上的照片，把它还给了我，就是现在印在书里的那张坐在三角琴前的独影。那几张合影是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国见到刘金定老师时她给我的。这是我现在保存的那次独奏会仅有的痕迹。其他都已灰飞烟灭。 
　　但是，纪念册可以烧掉，从心中彻底抹去音乐却不那么容易，可以说“音魂不散”。机缘凑巧，1956年我奉调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工作。那是一个何处窗口不飘乐，几家楼内无琴声的城市，连沿街卖艺要小钱的都够专业水平。我的领导是李一氓同志，他是一派风流才子作风，与我遇到的“老干部”完全不同，决不会做那种焚琴煮鹤之事。他自己还收集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在那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下，音乐对于我无形中合法化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欣常、追求了。不久一氓同志奉调回国。由于局势出现一些变化，新领导拖了一段时期没有来，工作相当清闲。此时我偶然发现维也纳的旧琴行中有钢琴出租．租金低得出奇，就租了一架，于是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每天弹琴的日子，好不快活！在此期间，我还买了许多乐谱，都是过去向往已久的。我在中学学琴时，乐谱不大好买，倒不如解放后影印的那么方便。我学的许多乐谱都是老师借给我的，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特别需要保留的就自己抄，所以我学会了抄谱子。有少数是托人在国外买的。现在到了维也纳的书店中，琳琅满目，如入宝库，那些熟悉的人名、曲名、集名和版本赫然在目，令我兴奋不已。尽阮囊所能陆陆续续买了不少。这是我生平采集到的最多最好的乐谱。不过到“文革”时，它们的归宿也和纪念册一样——灰飞烟灭！ 
　　在维也纳的一年与钢琴为伴的生活可称为回光返照，从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我再没有机会摸琴——真是钢琴与政治气候紧密相随！我于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奉调回国，紧接着，三年困难，食不果腹，再接着，阶级斗争天天讲……可以想象，等不到“文革”，我在维也纳租钢琴之事，又是批判和检讨的题目了。 
　　回国以后，我的琴谱都放在父母家中，这只是因为当时我住集体宿舍，根本没有地方放随身必要衣物以外的东西。琴谱当然是在束之高阁之列。“文革”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来势凶缢。父母家住西城区，正是以“老子英雄儿好汉”为口号的“西纠”显威风的范围。打、砸之风甚炽，一时之间气氛很恐怖。家人每天战战兢兢，等待抄家。这时轮到母亲焚书了。她根据自己的判断把足以罹祸的“反动文物”都付之一炬。其实那时已经家无长物，并没有古董字画之类。最主要的，也是最宝贵的是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照片，其中有父亲留学时期在日美欧各地名胜古迹前照的，有与中外师友的合影，有母系亲戚和她的同学同事，还有一部分父母结婚后我们小家庭的照片。这些照片之所以犯忌，主要大约一是与外国有关，二是有些人物说不定被定为反动派了，无法说清楚。母亲当时已是六十多岁，体弱多病，极怕皮肉受苦。可以想见，若不是在非常的恐惧下，她无论如何不会忍心烧掉这半个世纪珍贵的纪念的。我那本独奏会的纪念册即使过去没有烧掉，也必然难逃此劫。我的全部琴谱就是在那一次一同化成灰的，这损失比起那些永不再现的珍贵照片来实在不足道。 
　　还有那架钢琴，是在随后不久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时连同一些箱笼一起搬走的。据说那一拨红卫兵还算文明，认为我家人态度还好，居然给打了收条。至此，我的音乐彻底从生活中消失，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我父亲的单位非常认真，居然把抄去的大部分箱笼找回来了。关于钢琴，我们己忘记是什么牌子，单位还曾派人派车接了我妹妹华筠和老保姆到几个还存有无主的钢琴的地方去认，终于没有找回，有关部门象征性地赔偿了四百元。 
　　此时，我又萌发弹琴的欲望。我的琴缘随政治运动而断，又随政治形势的转变而续，钢琴与政治两个风马牛不相的事物就这样联系起来了。

　　本文选自“资中筠自选集”之《闲情记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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