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要点】城乡关系演变和大都市地区的后工业空间：它告诉我们什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小城镇规划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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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

城乡关系演进的国际比较

2022年12月21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和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协办，《国际城市规划》和《国匠城》提供媒体支持的“城乡关系演进的国际比较”系列讲座第三期——城乡关系演变和大都市地区的后工业空间：它告诉我们什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通过Zoom平台线上举办并同步在腾讯会议进行转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刘颂教授应邀做了开幕致辞，提出中国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关注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对“城乡关系演进的国际比较”系列讲座的意义表示肯定，也由衷地对来自世界各地进行学术分享的学者们表达了感谢。

本期主题

城乡关系演变和大都市地区的后工业空间：

它告诉我们什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期讲座人

Prof.

Ho Hon Leung

美国纽约州立奥尼昂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梁浩瀚教授首先介绍了4C5M的理论架构，4C代表了四个分析的角度，即有什么要关注的地方/问题（Crisis/concern），问题的成因是什么（Cause），事情的后果是怎么样（Consequence），怎么去解决（Cure），任何问题都可以基本上用这四个方向去归纳。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五个M，第一个方法学（Methodology），方法学跨越两个层面，无论是分析还是实践均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找寻材料、做访谈等，其次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媒体（Media）和渠道去解决，另外一点是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ty），包括种族、年龄、性别、地域性、行为等的差异，比如儿童友好城市理念就是这一点的充分展现，最后是有想法之后的实践（Making）和完成度（Manfesitation），不要半途而废。

4C5M理论架构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梁浩瀚教授提出在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逐渐开始发展大都会城市，不再仅仅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时，需要明确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而他也从欧洲、北美洲等工业先进的国家中，挑选不同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提取一些宝贵的经验。

首先从北美洲来看，由于北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地理距离相对较近，第一批的欧洲移民基本都定居在了纽约、波士顿等，并在此进行发展，同时欧洲工业发展需要大量人力和物资，他们通过殖民地到全世界去挖掘不同的人力和资源，进一步发展北美，因此纽约州在美国工业起步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纽约州地图

而梁浩瀚教授也进一步阐述纽约市和纽约州北部城市的差异和关系。首先从纽约州的基本情况来看，整个纽约州大约有2000万人，纽约市850万人，将近占到全州人口的一半。而研究美国的城市-乡村的学派众多，其中研究美国的城市发展以芝加哥学派为主，代表性人物包括Burgess等，提出城市发展是圈层式外扩的。

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发展的模型

1826年，Von Thünen关于美国农地发展的理论中，提出城市在中心位置，外围分布1（下图白色）乳品和市场园艺、2（下图绿色）森林为燃料、3（下图黄色）谷物和大田作物、4（下图红色）牧场及外层的深绿色区域代表着农业无利可图的荒野，而城市和农地的圈层交叉的地方在哪里呢？美国用百年来的发展给出了答案——Suburban area。

Von Thünen的农地使用模型

在整个纽约工业发展过程中，除其他的一些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以外，交通显然是工业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交通运输促进经济交易及人口流动，从而产生城市发展的动力。纽约州为了扶持工业发展，大力支持火车工业，并推动Erie Canal的运行。南北的贸易通过火车进行运输，而纽约市到欧洲以及纽约州的人口、贸易的西移则和Erie Canal息息相关，这条运河不仅提供了一条从纽约市到中西部的直接水路，是欧洲移民的重要水运路线，还成为了纽约北部的运输要道，引发了大规模的商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向人口稀少的纽约州西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和更远的西部（伊利运河博物馆）的人口迁移，Albany的工业和农业产品也可以直接通过水路运往纽约市港口输送到欧洲。而加拿大也建造了运河并和Erie Canal进行了连通，使得这条水运路线成为重要通道，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发展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rie Canal分布

从下图人口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纽约州自南向北人口逐渐减少，从“the City”向“Inner Suburbs”、“Outer Suburbs”、“Exurbs”逐渐过渡，那到底纽约北部城市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纽约上州制造业工作曾经是纽约州居民经济繁荣的来源，也为拥有大型制造业工厂的地方提供了金融稳定的来源。事实上，大型制造企业一直是许多北部社区的支柱——柯达在罗切斯特，通用汽车和汽车工业在布法罗，通用电气在斯克内克塔迪。但作为一个行业，纽约州的制造业已经大幅减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下降了60%以上，产业大多向旅游业、金融行业等转型，中国逐渐承担了美国制造业的转移，随着全球经济的出现，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曾经丰富而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将不会回到纽约州。

纽约州东南部人口分布

（红色-人口多，绿色-人口少）

梁浩瀚教授接下来以Utica这个城市为例探讨了工业衰退后的发展问题。首先从下图Utica城市空间肌理来看，市中心到处都是政府办公室和其他商业大楼，而由于美国是以汽车文化为主的国家，因此在市中心需要更多的停车位，以适应郊区的汽车生活方式。这导致城市有机肌理的丧失，同时也缺乏人群的聚集和活力，市民下班之后市中心便呈现出空城的现象，城市中心从兼具工作、娱乐和居住等功能的多元化空间变成了单一功能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其逐渐向郊区蔓延。

而出现这种衰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地域之间竞争强度的降低、对新生活方式或居住模式的向往导致的人口变迁以及老龄化程度加深而无法产生新的知识、创新和尖端技术等，但最重要的点在于空间的单一使用问题，城市缺乏功能多元所带来的活力，造成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学习空间之间的脱节。

Utica城市肌理变化对比

在如何帮助此类后工业空间改善的问题上，梁浩瀚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英国的曼切斯特城作为经验参考。1900年，曼彻斯特是世界上拥有20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之一，被誉为“工业发电机”，是世界纺织制造和贸易中心，而进入工业衰落时期之后，其经济转型为金融、保险、管理、旅游等专业服务，人口逐渐减少同时出现贫民窟地区，而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对曼彻斯特的市中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同时也给了曼彻斯特翻身的机会，开始从单一的工业空间转变为餐饮、娱乐、办公、商贸等多用途共同发展的繁荣空间，新旧空间在此形成了统一，为不同的人群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曼彻斯特的城市发展

随后，梁浩瀚教授又介绍了加拿大温哥华的案例，温哥华同样也经历了工业衰落的时期，但以较有特点的Yaletown为例，它从原本的货物运输、存储的港口转变为商业、居住混杂的综合功能区，靠近海边的位置则供居民、游客等休闲娱乐，以前的货舱等都改造成为艺术中心、画廊、饭馆等文化休闲类场所，它不仅作为文化历史遗产得以留存，也变成了为人们提供吃喝玩乐等多元服务的场地。

加拿大温哥华的Yaletown

而中国香港便是另外一种情况，现在的香港铜锣湾有妈祖庙、天后庙等物质文化及舞龙舞狮等精神文化，同时也富有茶座、咖啡厅等现代气息颇浓的场所，然而以前的铜锣湾最主要的产业就是汽车修理，连续数条街布满了200多家汽车修理店，然而随着整个城市的更新和发展，铜锣湾的汽车修理空间开始转型，逐渐转变为住宅，同时伴随着超市、娱乐场所等各类功能空间的生长，成为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区域。

中国香港的铜锣湾

从以上的案例总结来看，在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很难再继续成为主导产业，城市需要将原本的空间转而应用在不同的产业类型上，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同行业转型；转向新行业；寻找新角色：如医疗保健服务、商业及专业服务、旅游业等。

同时，梁浩瀚教授也指出，在进行城市更新时，也要注意保留以前的痕迹，一方面要保护不作为地标的老地区，虽然一些旧建筑将被拆除，但新建筑应保留旧建筑的规模（宽度和高度），另一方面要重新定义和减少新城市发展的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地块开发实践，如赌场、会议中心等，同时也要考虑在城市内指定“自由区”或“自由流动”，留出可以自由进行城市发展的空间。

“Life has memory and history.” 为了让人们拥有生活而非仅仅是生存，需要使空间的使用多样化让人们聚集在一个可以培养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地方，让它成为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为了消费，梁浩瀚教授也提出若要区域间/区域内社区更加长久地存在，需要资源、服务以及社区之间的互动，同时各个地域之间形成共同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个目标可以是对城市的认同感、集体记忆、人际关系或共同利益，但只要有这样的目标，这个地方就能够聚集人气，保持活力。而在共同目标下也需要平衡的资源互相依赖关系、内外的社会网络保持可持续发展以及当地可负担的房价，促使居民对居住地有家的归属感，才能激发内生动力，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如何提升地域活力

最后，梁浩瀚教授也对后疫情时代如何重新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从联合国的报告来看，由于新冠疫情封锁，全球空气质量均有所改善，到2020年，交通和能源生产造成的有害空气颗粒物水平降低40%，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年，中国、欧洲和北美的排放量也有所减少，基于此，梁浩瀚教授认为在疫情管控时期，由于人们对服饰、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水平下降，使得制造业制造量有所下降从而减少了环境污染，但实际上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依旧是能够被满足的，因此生活满足感并不是一定需要通过物质消费带来，以往的生活方式应该被重新审度和思考。同时梁浩瀚教授建议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不再继续大量投资物质上的生产，而是投资在非物质的消费，如教育、艺术、促进身心健康的咨询及交通系统、金融服务、媒体、公园等公共产品，投资到这类人民需要的服务中能够大大改善居民生活幸福度而非仅仅满足物质的欲望。

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启发

随后，进入嘉宾研讨交流环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首先感谢了梁浩瀚教授的精彩报告，指出报告从早年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向美国大陆的移民，以纽约为中心的工业发展，到工业衰退以后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等，历史跨度和内容深度都非常大。

赵民教授从城乡关系演变的视角，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城乡关系及空间差异，提出美国是否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而是县镇直接面向农场、面对农民进行服务，是一种扁平化的网络结构；赵民教授也进一步提出，尽管美国的经济仍在发展，但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制造业流失所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梁浩瀚教授所提出的多元功能的城市更新是否更有可能在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才容易成功，在小城市/镇有没有通过注入多样功能后发展变好的更新改造案例？当制造业的某些生产链/供应链在小城镇出现局部回流现象时，如果能够获得政府重视，是否会带来不同的发展机遇？

同时赵民教授也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尽管市场是配置资源的绝对性力量，但政府应当进行介入和调控，不能使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并提出回顾美国当年制造业大量外流的时期，政府是否有可能在政策上基于适度的干预进行调整避免出现目前的困境？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赵民教授也对梁浩瀚教授提出的在后疫情时代下，我们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同时也要有低碳导向，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思考物质消费，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消费并不仅仅是物质消费，也要注重投资于人的消费。

梁浩瀚教授则指出，美国政府通常不会干预市场发展，只有在小城镇无法自主维系生存，市场调节失灵时，政府才会发挥作用，而他在联邦和州政府的关系上并未有太多关注，后续将进一步学习研究。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党委书记李和平教授提出中国城乡关系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同时城乡差距较大，而200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乡融合概念的提出使得城乡关系日渐紧密，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得到重视，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普及也逐渐取得成效，对比来看，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是如何扶持乡村地区的发展的，和中国的措施是否有所不同。

梁浩瀚教授表示，从已知信息来看，纽约州正打造一条历史性旅游路线，政府鼓励周边乡村自由发展，经济自给自足，政府的支持或者说干预相对较少。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建军教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本次讲座所带来的启发和思考，首先是地区之间无法避免地存在竞争，每个地区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只有充分建立在自己的优势和基础上，才能找到自身的生长点；其次城市要避免单一功能发展，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模式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小规模农业生产更容易出现多元化发展的情况；第三，李建军教授对“Life has memory and history”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总是和农村息息相关，我们需要从地区或更大的区域角度去挖掘，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这块地理空间的记忆和历史；最后在中国大力提倡消费的当下，理性消费、可持续消费的提出是一种新的思考，消费欲望的降低能够促使人民提高对物质品质的要求，反而可能可以成为一种物质增值的方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晴副教授首先分析了中美的城乡差异，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城乡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关系割裂，而美国没有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统筹的。李晴副教授也提出由于美国和中国的体制及语言体系的不同，hamlet、village、county等分别对应中国的哪一层级并不明晰，其次州作为独立的个体，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社会运转，还是也会包括一些各州政府之间的资源协作，以进行旅游业统筹、工业协同发展等，最后，不能将乡村仅仅视作“消费”空间，在三区三线划定和宅基地拆并的背景下，土地并不仅仅只是集约规划的载体和进行建设及非建设活动的空间，乡村需要被看作承载集体记忆和“乡愁”的文化空间，李晴副教授也提出和大家共同探讨未来乡村的发展蓝图。

梁浩瀚教授回应到，关于未来乡村的发展，梁浩瀚教授认为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应该根据个案的背景、特色等一一探讨，同时各个乡镇之间可以提供不同功能从而彼此支持。而乡村农业发展可以参考加拿大的农业发展模式，进行企业化管理，建立互通有无的网络系统，使农业全产业链环节的信息都能透明且迅速地传递到农户、购买者和管理者的手上。

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总规划师、广州大学空间规划与景观设计系系主任温春阳教授提出三个问题，首先美国是否出现过和中国一样的这种城乡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其次如果有/没有，从政策的层面上来说，做了哪些工作促进城乡的经济均衡化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最后制造业回流的过程对纽约州会产生什么影响，从政府和市场来说，对这种制造业的回流有怎样的应对。

梁浩瀚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政府作为调节的角色，通常来说是通过税收政策，获得资金进而调节一些失衡关系，而对于农村发展的模式，政府也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其特性进行发展，保留集体记忆，增强家园的归属感。

最后，本次讲座主持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立副教授总结了今天的沙龙，他指出梁浩瀚教授的讲座是“小中见大”，通过介绍奥尼尔塔大学所在的小镇的变迁，以及小镇跟周边乡村的关系，将本次研究的议题揭示得非常清楚，展示出了城乡关系的大背景、大历史、大变迁和大格局；同时中国应通过回顾审视西方城乡关系变迁的历程，进一步探索未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和中国式城乡现代化模式。

主持人对各位参与学者表示由衷感谢，本次关于城乡关系演变和大都市地区的后工业空间：它告诉我们什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讲座是“城乡关系演进的国际比较”系列讲座第三期，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各国城乡转型研究经验与实践，希望能引发学界和业界的思考和讨论。

图文来源：小城镇规划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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