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专栏】董瑛等丨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
摘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揭示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规律，给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成为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重要历史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深刻阐释了历史周期率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外历史王朝政权兴衰的逻辑关联，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外靠人民民主、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确保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关键词：习近平重要论述；历史周期率；政治要义；实践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一定程度上看，一部百年党史也是一部接续探索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破解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领导、长期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进行理论解答、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以新的理论创新、实践变革和制度安排破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找到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新答案，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民心向背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当前，学界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周期率的文本考察。如冯务中认为，学界主要有“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三种考察视角，着重探讨了历史周期率的文本及其涵义，历史周期率典故的形成、传播和影响，历史周期率本身的成因和对策等；二是新时代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新答案。如姜辉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破解了王朝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困局宿命，创造性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重大问题；三是“两个答案”的基本内涵、生成考察及其逻辑关系。如刘建武认为，“两个答案”回答了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始终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等两大难题，创造性开辟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新路”，勇于自我革命、接受人民监督是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整体。本文则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从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三个维度构建叙述框架，研究阐释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历史根据
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多元概念，从统计学上看是指历史现象、历史事件重复性、周期性发生的概率，从历史学上看是指个人、家庭、团体、政党、地方乃至国家治乱兴衰、循环往复所呈现的周期性现象，从政治学看是对人亡政息的政权演变规律的主体性认知、总结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1945年7月，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一行六人接受中共的邀请，到延安考察商谈国共合作建政问题，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政权建设“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对话，毛泽东以“民主新路”破解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这周期率”之问，形成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位历史伟人纵横捭阖、交会对接，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探讨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揭示了避免人亡政息、确保政权长期存在的重大历史规律，是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历史根据。
（一）从历史维度观察总结，提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
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一部1200多个字的《三字经》记述了“载治乱、知兴衰”的中国历史线索，呈现了中国古代从夏朝至清朝治乱兴衰、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源自于《左传·庄公十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政权兴衰历史规律比较明确的早期表述之一。关于“其兴也浡焉”有三种不同表述，《左传》使用的是“其兴也悖焉”，《旧唐书》《新唐书》使用的是“其兴也勃焉”，黄炎培使用的是“其兴也浡焉”，中共领导人使用过“其兴也勃焉”“其兴也浡焉”等表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释义，结合有关学者考据，“勃”是本字，“悖”“浡”是“勃”的通假字，因此“其兴也勃焉”“其兴也悖焉”“其兴也浡焉”三种表述语义相通。
1945年，黄炎培造访延安，在延安窑洞对话中，黄炎培发出了“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的历史感慨，思考总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历史规律。正如黄炎培的儿子黄方毅所言，“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出的这段话，是他观察了几十年，思考了几十年，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之后得来的。”
（二）从现实情势观照对比，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为着“国共恢复商谈，促进团结”，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6人，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以“中间人”的身份施展捭阖。黄炎培一行在延安考察、访问、交流五天，7月5日离开延安。来自国统区的黄炎培，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接触到的”，发现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根本不同之处，对中共的政治理想、治理能力和解放区的新变革新气象甚为赞赏。
能够“自自在在”地观察考察。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记述，他们一行六人“在延安倒是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先后考察党政军三个中心区域，游逛货运商店，问询棉花价格，现场计算边币与法币、法币与流通劵的兑换比价，观察公务员和乡村妇女的服饰，访谈木器厂、供应总店、妇女联合会合作社，参观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没有看见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而黄炎培在重庆期间，“住宅遭到蒋介石派宪警特务多人搜查，翻箱倒箧，并出枪威胁家人，禁打电话”，甚至在其一行去延安的途中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恐吓、跟踪、监视甚至故意制造事端不断阻挠。
看到了延安的民生新样态。黄炎培发现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边区政府注重保障民生，“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组织若干医疗队“巡回各乡村替老百姓看病”，边区信用社和边区银行“是为边区人民服务的银行”“乡村有变工队和扎工队”“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而黄炎培从海外回国沿途所见和在国统区亲见，广大民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却挥金如土、夜夜笙歌。
看到了延安的民主新气象。黄炎培感觉延安之行总是“在欢洽的空气中，新旧朋友分别杂谈”，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我们意外了”。延安街头黑板的角上设有意见箱，“什么人都可以把意见书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说话的时候”；“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凡兵士和地方老百姓性纠纷，必须责备兵士”；中共整顿会风，“正在极力归并，集中，减少”会议，“标语已经减少到极少极少”，节惜物力，提高治理效能。而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行独裁统治和个人专制，破坏国共合作，搞伪国民大会，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查禁进步刊物，扼杀进步言论，杀害进步人士。
看到了延安的法治新图景。黄炎培在《延安五日记》中感慨道，“他们立法是精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注重法规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政务人员公约》《政纪总则草案》等，探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权管事管人。同时，坚持严格管理与正向激励相结合，推行生活补给制度，“政府奖励每一公务员和他的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一切手工艺，如儿童玩具等等，这种生产所得，都归他本人的”。而蒋介石视法律制度为儿戏，推行“军政”式人治，拉拢、收买、迫害、关押、暗杀成为其统治的主要手段。
看到了中共一批“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中共领导人和各位高级将领“一个个都是朴实稳重，和我平时的想象完全两样”。毛泽东先生“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彭真、陈云等诸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而国民党则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实际控制人的一个个利益集团，党内、军内山头林立、派系互斗，政治衰败、一盘散沙，在抗日战场上胜少败多。
看到了延安的良好政治作风。中共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洋八股、党八股。“他们现时所走过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少一点“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向老百姓学习，要求“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延安“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做‘办交涉’”。可见，“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而国民党官员封官许愿、弄权渎职、欺上压下、作风腐败，并“在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把共产党说成是“共匪”，妄称解放区实行“共妻制”等。
看到了中共强大的执行力和组织力。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见“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体现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执行力和组织力。“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同时“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总之，中共“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的良好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是在转变中不断进步的。而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总结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国民党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
亲闻毛泽东关于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在窑洞对话中，面对黄炎培“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的发问，毛泽东坚定、自信、明了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给出了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中共答案”，消除了黄炎培对中共执政后是否如历代王朝一样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的担心。正如黄炎培自己所说，“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在《忆念吾父黄炎培》中同样指出，延安之行“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吾父“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三）从未来图景考量勾勒，深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黄炎培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黄炎培是徐特立的老师，而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黄炎培亲历中国近代朝政兴衰，知悉多国政权更迭，具有世界眼光，洞悉时代大势，忧思中国未来；毛泽东虽系黄炎培学生的学生，但饱读诗书、熟知历史、洞察局势，因而两人相见延安，同频共振，把握历史主动，共探历史周期率，勾勒中国未来图景。
共探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形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窑洞对”之时，国际、国内局势呈现有利于中共开先立新的态势，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日本帝国主义全线溃败，中国全民族抗战即将胜利。刚刚经过党的七大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领导着120余万人民军队的大党，且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深受国内各阶层的关注、肯定和期待。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国民联合政府”；而国民党仍然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企图操纵所谓的“国民大会”，以宪法将独裁政权合法化。中国将向何处去？因此，代表中间势力的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飞抵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讨解决方案，力促国共两党和谈，共建未来中国。
黄炎培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交流谈话三个半天时间，共计十来个钟头。他们坦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恳切交流国内外情势，共同倾听“全世界高唱和平与民主声”，努力“把握世界思潮的新倾向”，顺应“世界新的潮流所构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深知“现今世界共同的要求，是民主，是和平”。黄炎培通过总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向毛泽东发出了中共将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以“民主新路”给出中共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黄炎培听到毛泽东的回答，深表赞同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由此，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权兴衰、朝代更替规律的历史总结，以黄炎培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贤达基于历史观察、现实对比形成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未来图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把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不断破解的建党议题和执政考题。
转变了对中国前途的认知，益增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黄炎培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潜心于教育立国、实业报国，在历史的观照中不断增进对中共的认知和认同。1921年，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拜会李大钊，双方畅谈“国内、国际大局前途的看法”，在“主要是唤起民众”上形成共识。1936年，黄炎培在乘民风轮去四川的船上，读了《马克思主义传》三本、《列宁传》一本，初步打下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础”。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在重庆“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特别是1945年以后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更加频繁，逐步提高了对中国前途的认识。黄炎培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认知，由对国民党的期待、配合转向失望、放弃，由对中共的知之不多甚至疑虑转向信任和认同。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说，“这里的一切都使我眼界大开，获益良多。我从诸君身上，从延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交谈”，写成小册子《延安归来》，并付印广发，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构陷和攻击，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从此小册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敬可亲”，“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
中共的历史担当，解放区的崭新气象，黄炎培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毛泽东的自信解答，使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和民众认识到大变局中的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就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样本，他们从毛泽东等中共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本质特征、性质宗旨、使命担当以及由解放区到全中国的未来图景。毛泽东的回答，不仅蕴涵着中共党人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深刻洞悉，凝结着对政权兴衰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而且代表着中共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自信，展示了中国式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图景。
二、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政治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破解历史周期率、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之治，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维度阐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要义，努力探索破解“窑洞之问”的新路径新答案，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分析研究古今中外政权治乱兴衰的重要原因，深刻揭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要义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政治议题。马克思强调，“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为防止苏联共产党“政治期票”到期的危险，列宁警告全党，“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遗憾的是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曾经创造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人类文明成果，创造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逐渐变质变色变味，蜕变为“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特别是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近2000万党员、2600多万团员、1亿多工会会员，43万个基层党组织，“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苏共亡党及国家治理失败，成为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行动，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外历史和世界政党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把握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创造性提出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总要求和主题主线，创造性拓展新时代执政党建设七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接续思考和回答的重大政治考题。一百多年来，从夺取全国政权到实现全国执政到确保长期执政，破解历史周期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命题和严峻考验。自延安窑洞对话以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制了“三三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四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着力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民主新路”在中国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江泽民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把跳出历史周期率作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必须破解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强调指出: “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以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党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明确把人民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可见，不断深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思考、努力回答的重大政治考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破解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考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必须深入思考和回答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强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为回答历史之问、破解世界难题探寻中国答案。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外历史上封建王朝或统治集团摆脱不了的困局宿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既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回望中国历史，秦、汉、唐、清等封建王朝由盛转衰、起伏更替，明末农民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先胜后败、穷奢极欲，清朝地主阶级的“公车上书”、资产阶级的“资政新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的“五权分立”等救国方案纷纷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自己又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同样，世界历史上盛衰成败、人亡政息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苏东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自诩为人类文明“灯塔”，其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的制度模式，不断生发党派纷争、相互攻讦、政府关门、攻占国会山等“西方之乱”，突显了西方文明形态及其制度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的困局。
（二）系统总结中共的政治品格和制度优势，深刻阐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时代答案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我们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政治功能、价值取向的集中宣示和根本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统治阶层或政治集团，也不同于国外执政党或统治集团，其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具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优势。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从而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创新性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三个务必”，牢记党的宗旨使命，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从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政治构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顶层制度安排，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长期执政地位纳入中国之制，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纳入中国之治，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纳入中国之理。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确处理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关系”，在国家治理上发挥两个“有效保证”作用，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把“窑洞对”中关于“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文明本土化、具象化、实效化，而且将新时代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党变质变色变味、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重要理念转变为国家意志和制度安排，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开创新局新路提供坚实有效的根本制度保障。
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是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结合的伟大斗争史，以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革命引领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不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找到了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成为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周期率重大课题的认识和解答达到了新的境界。
三、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现实指向
百年大党积累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经验、历史自信，同时在新的赶考之路上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挑战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握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深化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规律性认识，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一）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奋力打造独立之中国、富强之中国、平安之中国、清廉之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相继完成了救国大业、兴国大业、富国大业，正在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历史证明，原苏联和东欧八国囿于“议行监合一”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物的现代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走上生产力、权力、权利协调互动的现代化道路，因而无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当下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人均收入早在四十年前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但是在民粹主义操纵下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高福利、依附美元的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没有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无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转型，以致经济停滞、政治腐败、阶层固化、社会动荡，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反腐败反不好的陷阱。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而且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既具有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作为一种客观规律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内涵和本质要求，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决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三权分立为底座的霸凌文明，坚定不移走以人民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要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决摒弃西方物质主义膨胀、两极分化严重的现代化和对外扩张掠夺的强权文明，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富裕且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中国人民手中，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社会破解历史周期率、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外靠人民民主、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必须牢记“三个务必”，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深刻把握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规律，坚持内因外因兼修、自律他律并举，对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对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以新思想新布局新战略走好新的长征路，用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化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外靠发展人民民主，继承创新人民监督之路。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窑洞之问”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态和前途命运，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参与管理江山社稷、评判党和国家事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主人和中心，而且监督党和政府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时代是出卷人，中共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特别清醒，继承创新毛泽东开辟的人民监督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首创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新形态，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形成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实践，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真实权利，切实把权力关进民主的笼子；同时，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等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努力把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
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新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新时代的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越是长期执政，越是不能忘记初心和使命，越是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进入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偏离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严的基调不落实、两个责任缺失等问题仍然存在，党内存在的“四个不纯”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自我革命任重道远。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弘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内求诸法、向内求解，“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打好党的自我革命组合拳，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行稳致远。
（三）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一体推进“三不腐”，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
腐败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一种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的跨国现象”，“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党，“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腐败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政治清醒，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坚强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革命勇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顽强毅力，坚持正风肃纪反腐，坚持“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是，“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作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变质变色变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清醒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历史周期率的考验永远在路上，始终抓好反腐败这一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和清醒头脑，把握反腐败斗争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一刻不停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一体推进“三不腐”作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制度安排，遵循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针方略，把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要义，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体制机制，从而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有效制度监督、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建设融于一体，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打赢打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全面建设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
（本文作者：董瑛、黄尉）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3年第6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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