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孩王心仪|一个怎样的社会会让人感谢贫穷？
作者：刘启豪
视觉设计：大西
以707分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河北女孩王心仪火了，出生寒门的她写下一篇《感谢贫穷》感谢贫瘠的生活对自己的磨练，让自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永不低头的气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有人因其坚毅丰满的人格深受感动，有人则认为美化苦难是一碗酸涩的毒鸡汤，实在让人无法下咽。
去年高考录取季，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让人眼前一亮，他在摘取三年奋斗果实的同时以清醒冷峻的眼光反思了自己金榜路上的种种优势，“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中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
熊轩昂的父母均为外交官，非常重视自己的学习，自然也投入了大量的教育成本。而王心仪生长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境贫困，衣食住行种种严苛条件都是城市子女无法想象的。两相对比下来，二人的观点竟完全相反，王心仪站在成功的对岸，回望独木桥之下阴森透骨的深渊，要感谢苦难，而熊轩昂清楚地道出今时今日的高考早已不再有阶级流动的功能性，富孩子走的不是独木桥，而是康庄大道。
不过，我们完全不用去指责王心仪忽略底层现状、炫耀成功。考虑到她的年龄和成长经历，这篇文章的立意和措辞都相当美好，是一个坚毅的女孩走到目的地时长出的一口气，覆盖于贫穷上的那一点点温情的目光显得脆弱又动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公共语境和个人语境的差别，她的这篇文章本是为自主招生所写的一篇“自荐信”，个人体会与生活感悟居多，拿到公共语境下，以社会学、阶级固化这样的标准去评判，自然显得苍白和幼稚。而熊轩昂的字字珠玑出现在记者和镜头之下，他的发言当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把王心仪和她的文章放在显微镜下反复研究无疑是将贫富分化的怒火发泄错了方向，我们更应该反思的，应当是为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直到今天还是无数人的人生观的重要支柱？在一个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里，王心仪吃的那些苦真的都是她该吃的吗？
苦难美化论在古代中国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观，并且一直存留到现在，离不开无数帝王的反复宣扬，这种说法曲折地为黑暗官场造成的制度性不公和高额赋税下的哀鸿遍野找到了正当性，是为君王谋求最大利益的手段。
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高中生作议论文更是十次有九次都要用，“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司马迁受宫刑作《史记》
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锻炼一个人的精神意志，但它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条件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因为幸存者偏差，人们只看到成功克服苦难的强者，而忽视那些被击垮的大多数。
和古代不同，当代社会的苦难文化中藏着一股隐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优胜劣汰，强者生存，苦难成了一种饥饿游戏般的资格筛选机制，能从其中生存下来的人才有谈人格的资本，毅力不坚、被淘汰的玩家们没有话语权，怎么，难道你弱你有理吗？
巴尔扎克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但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本来就是要让社会中那些相对的弱者也能体面自由地生活下去。苦难文化是一种以精心筛选后的事实为基础的价值导向，而非客观规律，没人能求证那些度过逆境的成功者在顺遂条件下能否有更大的成就，也没人知道把那些顺风顺水的人放在艰苦条件下他们还能不能有所建树。
|王心仪的录取通知书
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足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片面地宣扬感谢贫穷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责任。一个王心仪背后，可能是千万个聪明灵透但因为“吃不了苦”无法接触到高等教育，早早离家打工的农村孩子。
当代社会还会认同贫穷，很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各种媒体的宣传，他们会对寒门贵子的新闻趋之若鹜，除了主旋律在驱动，背后也有大众心理上的考量。
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一个有关宣传与同情心的实验。3名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拯救儿童”（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
这个案例说明了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问题时的感受。我们会对一个有故事，有特点的特定对象产生很强烈的共鸣，但在面对系统性庞大的贫困时却觉得无能为力，自己的贡献只是沧海一粟，反而不愿意为改变现状做出努力。
类似王心仪的新闻每年都会火，利用的便是群众的这个心理特点。贫困生考上重点大学能引发人们向上的动力和对贫困的同情，但概括性的录取数据反映出的现状却引不起太大的反响，甚至让人产生消极意识。
北大光华颜色教授任教的班级里，200多个学生，只有不到10%来自农村家庭。读到这样新闻的人谁还愿意继续与结构性不公做斗争，甚至感谢贫穷呢？
王心仪在社会趋于稳固的今天能够成功，依托的反而是一种经济之外的“富足”。
我们细读《感谢贫穷》这篇文章几遍，很快就能发现，王心仪感谢的贫穷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建设缺席引发的苦难，姥姥患癌症到去世，外公与妈妈常年吃药，把“一家人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因为交通条件差，学校远，每天要在路上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因为乡里学校伙食贵，不得不让体弱的妈妈每天接送，回家吃饭。
这些叙述里，基础医疗，交通，教育的问题都非常明显，我们谈论苦难时，倾向于强调那些天降大任式的突发性，偶然性问题，到了2018年，我想我们可以说，就算真的要去历练，也别吃这种结构性的苦。
《感谢贫穷》在另一方面表现出了王心仪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强烈的亲属联系，这也是她能够以阳光积极的面貌面对贫穷的动力来源。因为衣服被同学嘲笑时，妈妈教育她不必纠结于他人的评论，人生的路不是走给别人看的。家里虽然贫穷，但很重视教育，妈妈早早就教她背诗算数。最重要的是，她和父母，弟弟被一种强烈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彼此鼓励，交流见闻，在下雪路上反倒能玩个痛快。乡村环境给了她不同于学院派艺术修养的美育，桑葚、麦田、牲畜，这些奇妙美丽的生活图景每一处都散发出诗意。
很多贫困家庭，成员之间会因为穷变得麻木，成员间缺乏情感的互动，在怨怼中互相消耗。而许多家庭条件得天独厚的富家儿女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和爱，在庸碌和毁灭中度过一生，从这个角度去看，王心仪的家庭在精神世界里至少是小康的。我们在讨论苦难对人的影响时，不该忽略掉那些非物质性的条件。
参考资料：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印），埃斯特·迪弗洛（法），中信出版社
《荒谬的苦难哲学》，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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