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耀中|他們的詩不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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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詩不會死亡
劉耀中
海外華人常有所謂的遊牧民族或說海外孤兒之心理,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對詩人來說尤其然。詩人不是地理學家也不是心理學家,詩人應有其寫作的真實性。《新大陸》陸續有文章談及“後現代”的文藝理論,顯示他們也放眼於世界。筆者認為“詩已死”、“上帝已死”只是說大眾文化已不讀詩也看不見上帝在現代的支配地位了,兩者對人類行為皆已鞭長莫及,但這並不等於說沒有人喜愛詩和沒有人信仰上帝了。
“後現代”文藝理論也有涉及孤兒、猶太人、黑人和遊牧民族的問題,反映著多元的社會,如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福柯與李歐塔的講解、德希達式解構、潛意識的主動、邊緣的自我中心、延與異等等……那些西方理論家維護的典型人物乃笛卡兒、弗洛伊德、黑格爾和約翰基尼。猶太裔解構大師德希達在他的著作《郵簡》內的結論是:西方的全部思想和寫作是以自戀和自我中心作為支持結構的,要將之拆除。他的主張明顯帶有其師保羅德曼“作者已死”論的虛無主義影響(德曼死後被評論界視為過街老鼠)。其實德氏走向的是文本享樂主義式的逃避,卻自圓其說:“文本之外,並無東西”。
語言學家羅馬.雅各遜(Roman Jakobson)在研究兒童語言與失語症的矛盾收穫同時暗示現代人的異化、慾望和追求與精神分裂的牽連,“後現代”人的精神病(Psychosis)和神經病(Neurosis)的關係有不同的恐懼。索緒爾則視語言為一種社會現象,包括有同時性和歷時性,言語和語言的不同系統和結構。雅各遜在索氏之後的突破是文學和科學的歷史重大關鍵。考慮了這些思考困難,耶魯派詩評家布魯姆說:詩人多誤讀。
很不幸地說,美洲華人詩人作家的處境與上述的西方學界的縮影不謀而合:華僑本是奴工、海外孤兒,到處被人歧視的東亞病夫的形象已深刻的藏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潛意識內,因此華人在文化和政壇上的表現比不上其他民族,這當然也因為我們缺乏共存的堅牢的根,而潛意識地傾向西方主體!
以中華民族精神為中心的炎黃子孫在西方如何生活,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不過我們看到“延”和“異”之別,雖然人與社會的糾結是非常複雜的,但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不斷的文明和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未來西方文明扮演的也許是“補充物”,而中華文明則是“主體”,我們沒有必要去讚同“詩已死”、“上帝已死”這些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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