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疏離與粘滯 ──兼論當前詩的南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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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antling the Red Tent, R. B. Kitaj,1963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2002年4月第69期北塔，原名徐偉鋒，生於蘇州吳江，詩人、學者兼翻譯家，中國作家協會現代文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世界詩人大會常務副秘書長、河北師範大學等高校客座教授，已出版著譯30余種，主要有詩集《正在銹蝕的時針》、《滾石有苔》等，學術專著《一個詩人的考辯——中國現當代文學論集》等。

疏離與粘滯

 ──兼論當前詩的南北差異

北塔

1

　詩與生活的關係已有上百本書討論過，還值得上百本書來討論。但在今天，我覺得這是個太過沉重的話題。

　唯美主義巨擘王爾德說，生活，生活，生活只會以現實主義為警棍，為圈欄，要麼驅散靈感，要麼禁閉藝術；與其說是藝術模仿生活，還不如說是生活模仿藝術。所以，我在此首先要摒除一種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都有的偏見，即認為強調生活和藝術的關係，就是堅持現實主義；否則，就是非現實主義，就可能是現代主義。現實主義從正面支持這種偏見，現代主義則從反面支持這種偏見。持此偏見者混淆了現實和現實主義，這是對現實和現實主義的雙重誤解。

　首先是對現實的誤解，因為不管是可見的還是不可見的，現實總是客觀存在；不管用現實主義手法還是用象徵主義手法，我們面對的都是現實。其次是對現實主義的誤解，以為現實主義是現實通往藝術的捷徑。這種思維一旦固定，現實主義就成了懶惰主義。說其懶，是因其只迷戀現實的表面和片面；說其惰，是因其不肯在語言藝術上下工夫，要麼全篇沒一個比喻，要麼盜用一二個別人的比喻。這是現實主義在現實和藝術上的雙重遲鈍。這種現實主義不僅不能引領我們走向詩，也不能引領我們走向現實。一個成功的詩文本形成後，現實和語言之間就不再有距離，不再有中介；如果有，那就是障礙，就是冗贅。而不識相的現實主義總是喜歡以生活的首席發言人的身份，坐在現實和語言之，不，躺在現實和語言之間。

2

　在當今先鋒詩中，可以說，現實主義已經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其陰影依然存在。讓我們還是從詩與生活的關係上看。我們常聽人抱怨說，現在的詩疏離了生活。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持此論者，只從大眾頭腦出發，以懂與不懂這類本已滯後的標準來衡量複雜而精緻的現代詩，顯然是不全面的。是有太多的詩作脫離了現實，但也有大量作品是粘滯于現實的。

3

　從精神向度上說，疏離現實者或採取宗教式寫作，或採取神話式寫作。上帝是他的鄰居、親戚，隨時可以與之攀談；甚至是下屬，隨時可以使來喚去。宗教式寫作往往自以為是英雄、先知、預言家或立法者，多用祈使句式，預言調子，彷彿在祈禱、在命令。翻開《聖經》，讀上一段，他們就能寫一首詩。喚醒人類，提高人類，乃至教訓人類，是他們所熱中的、也是自封的使命。有的以受難為指歸，有的以拯救為主題，還有的既感受難，又思拯救，自比基督。神話寫作的烏托邦色彩更濃，他們感興趣的是冥冥之中的存在，他們日夜守護著靜物，期待它們能變成神的器官，吐出神的箴言。他們相信，在混亂的現世之上，有一片祥和的神界。詩如同天使，被他們派去打探天國的消息。也許神界和人界的最大區別在于，神界是前道德的或無道德的世界，而現實是有道德的亦即不道德的，因為不道德往往由道德產生，道德和不道德是辨證的兩個方面。神話寫作者將道德無限誇大後，一筆勾銷了。在這個非神話的、偽神話的時代裡，他們唯一能確信的是靈感之神，神話中的神墮落為心靈中的靈感，這是神格的下降、人格的上升嗎？不，這是神和人的雙雙降格。

　以往的理想主義寫作是企圖揪著自己的頭髮，將自己拖離地球的引力；現在的理想主義寫作已有了明智的策略，他們乾脆將大地連同肉體一起拋棄，為了所謂精神的飛升，他們寧願肉體墮落；為了所謂精神的不朽，他們寧願肉體速朽。

　我們今天的神話寫作已經從高和遠達到了更高、更遠。詩人惟恐自己不高、不遠，惟恐自己的精神如鳥群般飛越天空時，肉體像糞便似地被遺落在地上。為此，他們從平原走向高原，從高原走向高山，又從高山登上高峰。在人世高度的極限之處，他們開始仰望星空，而且星空的意義被他們蒙上了神秘而神聖的面紗。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揭掉這面紗，揭露這面紗背後的虛無──不是虛假的存在，而是存在的虛假，或者說是虛擬的虛假。我們必須打破那種柔弱的、感傷的、懷舊的偽烏托邦信仰，偽神話操作。

　從文體的角度來看，疏離生活者也有兩種傾向，即譯體詩和古體詩。他們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寫的卻是九十年代的外國，或九百年前的中國。譯體詩的癥結主要在于語調和句法，古體詩的癥結主要在于意象和韻法。譯體詩的語調是滯澀的，句法是散亂的；古體詩的意象是陳舊的，韻法是僵化的。譯體詩的語言太白，詞匯太少，單薄而缺乏內涵；古體詩的語言太滑，字與字的關係太現成，看似華麗繁複，其實同樣單薄乏味。譯體詩往往為趨新者所喜，古體詩則易為守舊者所愛。趨新者因嚮往將來而失落現在，守舊者因緬懷過去而忘卻現在。他們犯的是同一個毛病，那就是漠視現實語境。

　也許最極端的疏離生活方式是純粹的語言遊戲、形式實驗，詩變得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承擔，所謂到語言為止，所謂還原論，所謂排斥論，其實都是在將詩從文化、政治、歷史等領域剝離出來。這種努力其實取消了目的。剝離的目的本來是想讓詩回到詩本身，結果詩卻回不到本身，而是回到了非詩。正如一個人到死尚未真正出生是場悲劇，一首詩經過三重還原的刻苦後，得到的卻是悲哀的結局。一個詩人如果一直不破點格，不做出點大膽的試驗，就不是一個優秀的詩人，起碼不是一個有創造性的詩人；同樣，他如果一直處于試驗狀態中，也不可能是優秀的，甚至可能一輩子寫不出一首像樣的成熟的詩。如果說“試驗”是“行”的話，“成熟”是“止”。蘇東坡說“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試驗”到一定時間，如果真有什麼成果，就應該給予適當的固定，“行”後須有所“止”；某種風格一旦形成套路，就會陳腐，而不再能產生鮮活的詩美，所以休“止”一陣子後，還得再“行”。今天的先鋒詩人之所以總是匆匆忙忙地、趾高氣揚地“行”走，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從未從“試驗”中得到什麼可以固定下來的、傳播開來的、傳承下去的成果。至于那些只“止”不“行”的人，那些一生只會模仿點拙劣而粗糙的十四行，一輩子只會胡謅些淺薄而油滑的順口溜的人，我們只能對他們說，只“止”“不行”。總之，“行”與“止”的辨證關係極少有人能參透。

　在詩與生活的關係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更加嚴重的誤解，即以為古典詩詞加西方新潮就能產生現代漢語傑作，這種努力的精神可佳，然而那是更大、更可憐的徒勞，或者說是對生活的雙重疏離。沒有當代境遇的溫床，詩作中的中西結合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不可能產生寧馨兒，而只能是怪胎。所有選種、交配、生產的過程只有在當代中國的話語場中才能成功，否則，要麼是長衫裹著的金髮碧眼，要麼是西裝盛著的烏髮黑眼，都不倫不類。

4

　中國的南北之別一直存在，南北分列經久不衰。學術和詩亦有南北之異。今天詩歌中的南北差別又有了新的特徵，即北方的比較游離于生活，南方的比較粘滯于生活。當然歷來所謂的南北之分都是相對而言，“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鍾書語）。不過，為了在理論上弄清粘滯于生活的特點，為了理清粘滯與游離的不同，我們還是從南北之別來談。

　大多數北方詩人奉守疏離生活的寫作模式。可能是因為北方的生活太艱辛、太枯燥、太寒冷、太單調。我們從北方詩人的詩中，很少讀到對日常生活物質層面的直接描繪，很少注意一個事物或一個事物的一個方面；他們好像在以回避的方式來報答生活，他們的目光總是游移在不同的事物之間。這倒並不是說，北方詩人對人生不熱愛、不執著，恰恰相反，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比南方詩人要強得多，但在貧瘠和落後中他們實在看不到新生活的萌芽和希望，在現實空間築就樂土的理想似乎永無指望。他們只好將天國寄托在天空，在虛無飄渺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念，在沒有市井況味的語言中構建烏托邦。

　從生活本身來看，南方詩人是較為幸運的，他們幾乎不必為寒冷、饑謹、乾渴而發愁發慌。他們可以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爭，就那樣按部就班地生活著，也挺好的，他們可以整天盯著一件事物──哪怕只是發呆！這種平易、樂觀而從容的生活態度，使南方詩人們有理由將生活直接看作創作的藍圖，于是，他們簡化了生活和藝術的關係，誤以為美好的生活能自動帶來美好的藝術，中間不需要什麼“人為”的加工，以為加工越深，就越虛“偽”。南方人的無為思想由此產生，南方詩的無味特徵亦由此形成。

　大概從宋朝開始，尤其是南宋開始，中國文化的傳統已挪變為南方傳統，個性、自由、灑脫、活潑、簡約。南方詩人不厭其煩地描摹日常生活，津津樂道于現實體驗。他們太鍾愛生活本身，他們捨不得這種生活，捨不得讓這種生活變形。“此時此刻”的“一切”，“就這樣吧”，這些是南方詩人慣用的插入語。當他們發現語言和生活被“文”“化”了的時候，就提出還原的要求和原則。在北方詩中真正閃光的是精神和心靈，也許在北方詩人的眼中，周圍事物都太暗淡了，太死氣沉沉了，他們不願意多提這些事物，而寧願將精神和心靈附著于某些生活中不太可能見到的事物，如黃金、鳳凰、祭壇、寶劍等，或人力無法企及的事物，如星空、天堂、王、神等。而南方詩人對日用的器皿愛不釋手，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是閃閃發光的、溫暖潤澤的、脈脈含情的，它們在生活中被用得越普遍，就越可愛，就越有詩意。南方詩人傾向于認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足以產生千百首詩的詩，所以只要將他們身邊的東西逐一描摹，就能促成精緻而有韻味的佳構。

　這是一個多麼自欺欺人的陋見啊！當北方詩人以詩對生活進行毫無成效的抗爭時，南方詩人卻在生活中沉淪──不，是漂浮，因為生活本身無深可沉。當北方詩人將詩之馬一鞭子抽離生活時，南方詩人將詩之羊放牧于生活的青草地。當北方詩人以形而上遺忘形而下時，南方詩人以形而下消解了形而上；當北方詩人“窮其枝葉”而“深蕪”時，南方詩人“得其英華”而“約簡”（《隋書‧儒林傳》）。較為輕鬆、簡便的生活使南方詩人的肩膀不能承擔道義上的重任和社會化的使命，他們很少為一個國家、一個省苦思冥想，最多只為他們所生活的城鎮操點心。南方詩中或許有理念，但缺乏理想；或許有熱情，但缺乏激情；或許有笑料，但缺乏譏嘲；或許有流派，但缺乏潮流。所謂“生活流”，流淌的只是形下的生活；所謂“意識流”流出的只是個我的意識。對于他們來說，寫詩可以像生活一樣寡淡，可以像吃喝拉撒睡一樣自然。

　粘滯于生活的詩具有以下特徵。南方詩人太迷信他們的日常感受，而且是零散的感受、片斷的回憶，他們懶得運作思想的強風，將這些散片吹聚成集團式的整體。他們關心的是集體中的個人，而不是個人之上的集體。南方詩中眾多的意象和句子都像散珠似的，等而下之的，則如同一堆瓦礫。南方詩中的物象很難被確認為意象，因為在這些物象中我們很難感覺到精神的浸泡和灌注，更缺乏文化的指涉、哲理的折射，多數為無“意”之“象”。南方詩人多喜歡用口語寫詩，而且還夾雜不少的方言土白、俚言俗語。他們很少關心普通話的標準性。也許他們內心裡是拒斥普通話的，他們擔心普通話會削減方言的鮮活和個性。因為普通話太平均化、太抽象化，與其說它是靈魂，還不如說它是肉體；與其說它是肉體，還不如說它是衣服。南方詩人有種衝動，即要甩掉衣服，以顯示肉體本身的凹凸、性感和顫慄以及靈魂的安詳或放浪。

　由于過分粘滯于生活，由于過分的口語化努力，詩日益成為一種擺設、一種遊戲、一種快餐式的東西、一次性消費的東西。當詩由“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存在，變成“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有”的存在，甚至于蛻變為“人人心中所無，筆下所有”的存在時，詩到底還能不能存在？即便存在，還能不能叫做詩？“生活詩”與其說是詩，還不如叫做生活。也許南方詩人更喜歡將生活詩化，而不樂于從生活中提煉出詩來，他們離生活太近，離詩又太遠，所以看不到詩與生活的距離。況且，我們還要質問，即使南方詩人看不到小環境以外的生活狀況，他們自己的生活就真地如此讓人心滿意足嗎？如果詩與生活沒有分別，還要詩幹什麼？如果生活已美好得不再用得著詩來美化，還要詩幹什麼？如果生活已完善到不需要詩來抗爭，還要詩幹什麼？我知道，會有南方詩人反問我，“難道詩一定要幹什麼麼？”那麼就算我這篇文章白寫吧。

2002年寄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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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陳銘華   
 編委 / 陳銘華 遠方 達文顧問 / 非馬 鄭愁予 葉維廉 張錯 羅青公眾號編輯 / 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