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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關於生態環境詩

江天 新大陸詩刊 20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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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Henri Rousseau, 1910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2002年6月第70期


江天,原名江哲銀,1964年生於武漢,著有詩集《采薇》、《生命的感悟》、《楚人憂天》、《地球的痛》、評論《蕃薯頭的夢——臺語詩之父林宗源論》及《關於生態環境詩》等。編選出版了《地球村的詩報告——臺港澳暨海外華人生態環境詩選》。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會員,中國環境文學研究會會員,武漢作家協會會員。




關於生態環境詩



江天


 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在其《只有一個地球》一書中指出:“經過幾十億年,抵擋太陽輻射的屏障和中間介質逐漸形成,它使一個無生命的星球上出現了一個生物覆蓋層。”這個覆蓋層,就是地球生物圈。在這個生物圈裡,物競天擇,美麗富饒。此後,類人猿出現了。大約5萬年前,人類開始在地球上繁衍。其後,人類發展了農業技術,大大提高了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大約450年前,現代人類發動了工業革命。施里達斯.拉夫爾爵士(Shridath Ramphal)在其《我們的家園──地球》一書中指出:工業革命“是一個立即產生奇妙的創造性和不可置信的破壞性的變化過程。……工業化人類在最近三個世紀中所做的事情就是破壞這些地球的屏障。我們打斷了將地球從一個無生命的星球變成一個支持生命的星球的過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始于18世紀末,隨著紡織、煤炭、鋼鐵、化工等重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產業革命基本完成,生態與環境問題也拉開了歷史的序幕。19世紀下半葉,人口的膨脹與工業化的發達和現代化的發展,導致了地球生態頻臨失衡和環境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問題急劇地改變著地球和威脅著地球上的所有物種,包括人類的生命。
 
 1962年以前,現代人類因享受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豐碩成果,而忽視了其副作用。雖然已有一些生態維護與環境保護的組織和團體開展活動,但都缺乏廣泛的影響。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爾遜女士(Rachel Carson)反對大規模使用農藥的名著《寂靜的春天》出版,喚醒了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推動了生態環境科學的建立和發展。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召開,現代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運動開始興起並日益活躍,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提到了全球議事日程的重要地位,並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伴隨著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運動的開展,生態環境文藝也日益繁榮,湧現出了許多優秀的報告文學、小說、散文、詩、電影、戲劇、漫畫等文藝作品。相對于報告文學、小說、散文的厚重而言,生態環境詩的份量還略顯輕微,個中原因,其一是生態維護和環境保護部門以及文學界和報刊對此重視不夠;其二是詩人對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的關注與認識不夠。比較而言,在華人詩界,台灣詩人關注生態維護和環境保護的較多,創作的熱情較高,作品的水平也較好。在大陸,生態環境詩自1990年以來在報刊上僅有一些零星之作,近幾年,這方面題材的作品在《詩刊》等一些報刊上多了起來,而且已有一些詩人創作並發表了不少的優秀作品。

Scout Attacked by a Tiger, Henri Rousseau, 1904

 
一、生態環境詩的本質和內涵
 
1、生態環境詩的名稱
 
 生態環境詩在其短暫的發展過程中,已有幾個名稱作為其標識,包括有生態詩、環境詩、環保詩。這些稱謂,各有所側重和偏頗,缺乏整體性和涵蓋力。這同生態與環境互通互融、共枯共榮是相違背的,也不符合生態維護與環境保護的宗旨和理念。
 
2、生態環境詩的本質
 
 廣義的生態環境詩應泛指描寫山川草木、花鳥蟲魚、風霜雨雪、朝霞暮靄等表現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與熱愛之情的作品。這一類作品,詩史已作細分和定論,不在現今所稱的生態環境詩之列。現今所稱的生態環境詩,是狹義的生態環境詩,它是詩人在工業化時代和現代化社會對生態狀況與環境面貌的客觀觀照和心理體驗的反映,是詩人的自然情結與社會良知以及責任感的表現,它以關注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為顯著標志。
 
3、生態環境詩的內涵
 
 生態環境詩作為一個新的詩體,除了具有現代詩的共性以外,還具有其顯著的個性。有的專家將其納入科學詩的範疇,作為科學詩的一個分支,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創造了人類文明,又導致了社會公害,而且維護生態平衡、防治環境污染,也仰仗于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但生態環境詩又有別于科學詩,科學詩側重于反映科學的新發現、新發明和新成就,而生態環境詩側重于反映生態與環境問題。因此,生態環境詩具有其相對的獨特性。
 
 概言之,所謂生態環境詩,是指以自然生態狀況和人類生存環境為題材,以反映生態危機和環境污染為主題,倡導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詩。
 
二、生態環境詩的興起與發展
 
1、早期的生態環境詩
 
 施里達斯.拉夫爾在其《我們的家園──地球》一書中指出:“事實上,對自然的進攻開始于工業革命的初期。”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在其名詩〈貨物〉中就生動地描述了這種對自然的進攻:“從遙遠的俄斐駛來了尼尼韋人的船隊,/在烈日下從家鄉巴勒斯坦駛向天堂,/滿載著象牙、無尾猿和孔雀,/還有檀香木、杉木和白甜葡萄酒。//從巴拿馬地峽駛來了富麗的西班牙帆船,/駛過海灘被棕櫚染綠的熱帶,滿載著金鋼石、綠寶石和紫水晶,/還有黃玉、樟木和金塊。//骯髒的英國航船上矗立著鹽跡斑斑的煙囪,/在寒風凜冽的三月駛過英吉利海峽,/滿載著泰恩煤、鐵軌和鉛塊,/還有薪柴、鐵器和廉價的錫盤。”
 
 200年前,當人們對工廠的拔地而起普遍喝彩時,英國詩人布萊爾(William Blake)卻滿懷激憤地將它們描寫為“黑暗的惡魔般的工廠”,因為這些工廠不僅破壞了自然,而且也給人類帶來了災難。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在其著名詩集《草葉集》中就透過這種災難看到了地球的生態危機:“大地……給予所有人的是物質的精華,而最後,它從人們那裡得到的回贈,卻是這些物質的垃圾。”19世紀末,另一位英國詩人吉卜林在訪問了印度重鎮加爾各答後,對林立的煙囪裡噴吐而出的濃煙瀰漫天空的景象更是憂心忡忡,在其後所寫的一首詩裡這樣感嘆道﹕“就像蘑菇鑽出了地面,/眾生混沌地在繁殖;/惡疫雲集的城市,/死亡之神正在天空盤旋。”拜倫在其《恰爾德.哈洛爾德》中斷言﹕“人類給地球帶來的毀壞──其影響,/只能到海濱為止。”然而,不到200年,這一道防線早已被人類所突破,人類對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的污染已滲透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無論是布萊爾,還是惠特曼、吉卜林,他們都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無畏的膽略,剖開了工業革命的毒瘤和人性的沉痾,他們無疑是生態環境詩的先驅。
 
2、生態環境詩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地的工業化程度迅速發展,工業化、現代化以其突飛猛進的態勢掀起了一股股巨大的浪潮。潮起潮落之際,森林消失、土壤侵蝕、荒漠化、物種滅絕、溫室效應、酸雨、水污染、核泄漏等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地湧到了人類的面前。以美國東海岸為例,20世紀70年代,那裡的煙囪不到100座,而到了20世紀末期,那裡的煙囪就超過了500座,這些煙囪所屬工廠排放的廢氣、廢水對空氣和水源的污染無疑是嚴重的。美國一位詩人就因此寫了一首題為〈公害〉的詩:“假如你遊覽美國的城市,/你將發現它非常的美麗,/只有兩件事必須注意,/不要喝這裡的水、/呼吸這裡的空氣;/……/看著這些虛弱的人們,/他們喝這裡的水,/呼吸這裡的空氣,/就好像羔羊被趕向屠場/──川流不息。”
 
 在亞洲,台灣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一個縮影。台灣經濟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在從“中央”到地方“工業發展優先”政策的推動下,許多製造污染、破壞環境的工廠在毫無污染標準與防治措施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由此埋下了環境污染的禍根。但當時的台灣民眾毫無環境意識,一心想搭上工業化快車,對一些製造污染的工廠像歡迎財神爺一樣,打鼓敲鑼地祝賀其興工開業。台灣工業化所收穫的成果是跨入了“亞洲四小龍”的行列,所導致的後果是空氣污濁、酸雨頻降。另方面,由于大量人口的上島,使台灣的生態資源不堪負載,因此也導致了台灣自然生態系統開始失衡。
 
 最早透過現代工業文明洞察台灣生態環境危機並以詩來表現這種危機的是台灣著名詩人沙白和台語詩人林宗源。沙白于1960年4月在《純文學》發表了一首題為〈都市沒有春天〉的詩,詩中寫道﹕“春天的輕舒衣裳,/為林立的煙囪污染;……春天的清溪,為濁臭的逆流吞食;”首次以詩的形式反映了空氣污染和水污染。1963年6月26日林宗源寫了一首題為〈天秤〉的台語詩:“這是一只黑色的天秤/喉嚨變做柄/食道變做彈簧/用來度量一袋的胃液/胃酸/拄好咧消費今仔日地球/拄好咧消費今仔日人類/胃酸/失去平衡的文明”。這兩首詩充分表現了沙白和林宗源對生態環境遭到現代文明踐踏危及人類生存的思考與良知。這種思考與良知和大陸詩人相比至少早了20年。因為從建國初期至80年代末這段時間裡,大陸詩人都在將煙囪當作工業發達、社會進步的象徵來歌頌,將煙囪比作巨筆描繪出祖國的宏偉藍圖,郭小川有詩雲“煙囪吐豪氣”,郭沫若更有詩雲“一支支煙囪都開著了黑牡丹呀”等等不一而足。
 
 70年代初,由于台灣各地建成投產的工廠不僅對周圍環境的污染日趨顯露,而且工廠員工的職業病也開始發生,使地方民眾對污染問題開始有所覺察,但礙于工廠提供的就業機會,且受害程度尚不嚴重,所以未有強烈反應。但也有先覺者,李昌憲的〈煙囪〉寫于1970年8月,當時的台灣已是世界上四個下酸雨的地區之一,而且以工業重鎮高雄為最。李昌憲的這首詩就是以高雄為背景,深刻地描述了煙囪所排廢氣對人的危害以及人們悲憤無助的心態:“超級大工廠的煙囪/以短促急迫的哮喘/佔領我們的生活空間/白天不見藍天/入夜放出酸臭廢氣/百萬人口醒或睡都在嗆咳//泥塵自天沉沉垂落/這冷硬的覆蓋/呼吸也都哽塞/餓壞了的夜空/為何找不到一顆星/唯淒號的風證實/百萬人口正日夜焦慮/苦于雨季來時/酸雨夾帶泥塵而降/百萬人口的面貌銹蝕/到處爆滿/醫典也查不出/無法下藥的諸多絕症/在手術台上剖開/剖開的內臟立刻得到/見證/被污染的環境謀殺/招搖的泥塵與廢氣/誰能控訴?”同期,李昌憲還寫了一首反映水污染的〈河喪〉﹕“盛妝淡妝一樣污黑著臉/腐臭襲人的愛河/映照兩岸詩意的燈盞/幽魂般招呼/怯步的情侶//今夕的燈火已闌珊/誰來唱動聽的情歌/送遠航的行船人/愛河是泣不成聲了/被繁榮與進步遺棄/廢物噎住河道/流不動的愛河水/怒目向誰//除了高架廣告牌/面對百萬人口/顫慄不安”。辛牧的〈第二酒廠〉寫于1971年9月8日,是他看到第二酒廠的煙囪所排放的煙塵像雪一樣降落時無奈心理的寫照:“第二酒廠像個過時的闊佬/歪歪斜斜的倚靠忠孝路邊/從天亮到天黑/叼著一根大煙嘴//孩子們在黑雪中玩耍”。
 
 到了70年代中後期,污染加劇,島上民眾受害日甚一日,開始認識到污染的危害性,各地相繼發生要求工廠當局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請願、抗議事件。在這一台灣環保運動的萌芽階段,台灣詩人向明于1975年發表了他的名作〈煙囪〉:“沒有聲音/一條冒火的喉嚨/沒有聲音/一條污染了的喉嚨/沒有聲音/一條僵直了的喉嚨/也許下面在醞釀著什麼/總之/正正經經地/呼吸了這麼久/就是/沒有聲音”。這首詩的題旨雖然是含蓄的,但也不難發現詩人對煙囪無休無止的污染問題得不到解決的困惑和隱含的憤懣情緒與危機感。
 
 70年代末期,世界貿易蓬勃發展,動物毛皮交易日益火爆,導致了大批動物的慘遭殺滅。每年冬天在紐芬島浮冰上出生的小海豹,長到兩三個星期的時候,渾身毛色純白,極具商業價值,由此引來大批獵人大肆捕殺,每天每條拖網船的捕獲量高達1500頭左右,這種捕殺通常持續一周,直到小海豹的毛變成褐黃色。1979年的《芝加哥論壇報》上發表了兩張照片:一張是一只小海豹無知而好奇地抬頭看一個獵人高舉木棍;另一張是木棍落下後的血腥場面。這兩張照片使旅美核科學家、著名詩人非馬久久不能忘懷,並于1979年11月8日寫了一首生態環境詩的經典之作〈獵小海豹圖〉:“它不知木棍舉上去是幹什麼的/它不知木棍落下來是幹什麼的/同頭一次見到/那紅紅的太陽/冉冉升起又冉冉沉下/海鷗飛起又悠悠降下/波浪湧起又勿勿退下/一樣自然一樣新鮮/一樣使它快活//純白的頭仰起/純白的頭垂下/在冰雪的海灘上/純白成了/原罪/短促的生命/還來不及變色/來不及學會/一首好聽的兒歌//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這首詩發表後,使台灣許多青少年深受感動,並在1995年由音樂家雷光夏譜曲,製成CD在台灣發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Tiger in a Tropical Storm (Surprised!), Henri Rousseau, 1891

 
3、生態環境詩的發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全球環境污染的狀況更進一步惡化,生態系統更進一步失衡,各國民眾反污染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各種民間環保組織相繼成立,一些知名作家、詩人的生態環境意識也高度地覺悟,如1981年8月,台北地區文藝界人士和學者在台南恆春半島發起了“保護過境候鳥”行動,掀起了台灣除反污染以外的保護野生動物運動。表現在創作上是詩人對生態環境的觀照更為全面,主觀感受更為深刻,思想傾向更為鮮明,生態環境詩的創作進入了一個較興盛的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非馬的〈羅網──為伯勞鳥請命〉和〈溫室效應〉、余光中的〈控訴一支煙囪〉、沙白的〈腌掉地球〉、黃恆秋的〈抗議的鳥〉、李敏勇的〈人間公害〉系列、李昌憲的〈生態集〉系列等作品。
 
 在台灣,每年冬天都有成群的伯勞鳥過境,一些人大量用網捕殺,街頭巷尾到處是賣烤鳥的攤子,許多人手持烤鳥在那裡喀喳喀喳地咀嚼。看到這種為滿足口腹之慾而濫捕亂殺、暴殄天物的奇觀,非馬懷著為伯勞鳥類請命的心態和對人性貪婪的憎惡,于1984年1月23日寫了〈羅網〉:“一個張得大大的嘴/是一個圓睜的網眼/許多個張得大大的嘴巴/用綿綿的饞涎編結/便成了/疏而不漏的天羅地網//咀嚼聲中/珍禽異獸紛紛絕種/咀嚼聲中/人類竟發現/自已成了網中/唯一的異獸”。1988年8月22日,針對全球氣候變化,非馬寫了一首〈溫室效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作了一番詮釋﹕“自從在溫室裡/培育出了不朽的塑膠花/使春天過敏的鼻腔不再發癢/自命為上帝的人類/便處心積慮/要用不銹鋼/打造一個/空前絕後的嶄新世界//你看呼呼作響的火爐/正越燒越旺”。
 
 1986年2月,余光中通過對煙囪的悉心觀察,以精巧的構思、奇麗的意象和生動的語言,寫了〈控訴一支煙囪〉:“用那樣蠻不講理的姿態/翹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無忌憚/對著原是純潔的風景/像一個流氓對著女童/噴吐你滿肚子不堪的髒話/你破壞朝霞和晚雲的名譽/把太陽擋在毛玻璃的外邊/有時,還裝出戒煙的樣子/卻躲在,哼,夜色的暗處/向我惡夢的窗口,偷偷地吞吐/你聽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風在哮喘,樹在咳嗽/而你這毒癮深重的大煙客呵/仍那樣目中無人,不肯罷手/還隨意撢著煙屑,把整個城市/當做你私有的一只煙灰碟/假裝看不見一百三十萬張/──不,兩百六十萬張肺葉/被你薰成了黑懨懨的蝴蝶/在碟裡蠕蠕爬動,半開半閉/看不見,那許多朦朦的眼瞳/正絕望地仰向/連風箏都透不氣來的灰空”。這首詩採取控訴書的形式,形象地歷數了煙囪的流氓罪、誹謗罪、欺騙罪、吸毒罪與投毒罪等“罪狀”,可謂別出機杼。
 
 沙白的〈腌掉地球〉發表于1987年11月11日的《民眾日報》,詩不長,卻表現了詩人對地球被污染後人類命運的憂思:“蒼老的地球沉思著/思污染的毒物何時會把他腌掉/思核子彈何時會把他變成瘡爛的標本/像那片樹葉/昨天是活生生的綠色/不久就成為褐色無生命的標本/而人類在香檳和尖端科技裡歡笑/不知自已何時將被腌掉”。
 
 黃恆秋的〈抗議的鳥〉發表于1989年3月的《自由時報》副刊,借鳥的抗議表現了空氣污染的嚴重性:“無法在都市污濁的/空氣裡容身的鳥族/誓願飛上公園內/一尊銅像的頭頂/理直氣壯的拉屎/並為這個世界/哀鳴三分鐘”。全詩短短7行48個字,內涵卻極為豐富,一是揭示了都市空氣污染的程度;二是隱含了空氣污染的肇事者;三是暗示了空氣污染的嚴重後果。
 
 李敏勇的《人間公害》一系列生態環境詩包括〈自然現象〉、〈迷霧〉、〈煙囪〉、〈溪流〉、〈噪音〉、〈故鄉〉、〈風景〉、〈山花〉、〈溪流心影〉、〈那些死魚在說話〉等10首,相繼發表于1981年至1989年,後悉數收錄在1990年3月出版的李敏勇詩集《戒嚴風景》之中。這一系列生態環境詩,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森林減少、物種危機、水土流失、水污染、噪聲污染、核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在這些生態環境詩中,最為著名的是〈噪音〉:“他們來自四面八方/他們佔據大街/他們盤踞小巷/他們沖破寧靜的防線/他們毀壞平安的護網/他們的凶器在陽光中閃爍/他們的殺機在月光下潛伏/他們明目張膽追趕人們/他們偷偷摸摸凌遲人們/他們否定音樂的法則/他們取消任何形式的歌唱/他們罪證十足不留下把柄/他們無所不在”。這首詩形象地羅列了噪音的十大“罪行”,與余光中的〈控訴一支煙囪〉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笠詩社于1990年5月以“被蹂污的綠色台灣”為論題,將此詩與李昌憲的〈返台觀感〉和江自得的〈童年的碎片〉一起作了一次生態環境詩的專題討論,獲得了普遍的讚譽。
 
 李昌憲可以說是整個80年代最為活躍的生態環境詩人,從1981年至1990年,他在《台灣時報》、《自立晚報》、《笠》詩刊等報刊發表了〈山鳥的浩劫〉、〈酸雨打在高雄市民臉上〉、〈返台觀感〉等40餘首生態環境詩,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返台觀感〉:“一九六五年春天/我離家遊學/最後一瞥台灣/祖先留給我們的/美麗的鄉土/美麗的大自然/在我心底烙印//一九八五年初夏/我返國歸鄉/仔細研察台灣/被肆無忌憚破壞/變色的鄉土/變色的大自然/在我心底哭泣//一九九九年/我歸回不得/只能夢中追憶/曾經美麗的台灣/嚴重的大污染/嚴重的大災難/已成廢墟之島”。這首詩發表于1985年8月的《文學界》,詩中的預言是否實現,從台灣經濟的持續惡化和島內工廠大批外遷可以想見。
 
  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面對頻臨失衡的生態和日趨惡化的環境,搦管為生態環境詩的詩人日漸多了起來,除了非馬、李敏勇、李昌憲等一批生態環境詩的開拓者繼續鼓與呼以外,一些知名詩人紛紛發表了一些上佳之作。比較具代表性的有台灣洛夫的〈灰面鷲〉、高準的〈哀鯨魚〉、李魁賢的〈山海經〉、羅門的〈摩托車〉、蓉子的〈我們的城不再飛花〉、黃智溶的〈我把一條河給弄丟了〉、利玉芳的〈屏鵝公路的秋天〉、簡政珍的〈剃〉、劉克襄的〈觀鳥小記〉、〈希望〉、白靈的〈庭院〉、焦桐的〈核能進行曲〉、陳斐雯的〈地球花園〉、〈養鳥須知〉、〈帶你們離家出走〉、舒暢的〈明日之可能〉、許悔之的〈我們神秘的悲傷〉、吳明興的〈預言〉、麥穗的〈森林浩劫〉、汪洋萍的〈大地在哭泣〉、台客的〈聞海豚撞牆自殺有感〉,香港夢如的〈走向預言〉、藍海文的〈動物園看鷹〉,澳門高戈的〈天鵝之死〉、陶里的〈失調的冬韻〉,新加坡張熾的〈夏日殺手〉、淡瑩的〈戰霾〉、康靜城的〈三支煙囪的沉默〉、芊華的〈不凋的夢〉、方然的〈再造青潤的美景〉、林錦的〈訣別永遠的藍天和青草地〉,馬來西亞田思的〈地球是一只大海豹〉、〈豚殤〉、〈紅樹林哀歌〉、禿橡的〈樹化〉、周錦聰的〈有誰聽見河川在嗚咽〉,泰國陳丹雁的〈遺憾清明〉,菲律賓和權的〈找不到花〉,日本田原的〈島,籠罩著一層憂傷的霧〉、〈城市〉、〈窗外隨想〉,美國懷宗的〈聖嬰〉、沈致遠的〈母親河〉等等(因資料不詳,難免有遺珠之憾)。這些作品,從不同的著眼點、不同的層面,以風格各異的表現手法,揭示了地球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表現了對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的嚴重關切和深遠思考。
 
 灰面鷲是一種候鳥,每年秋天即成群飛到台灣中南部過冬,與其它珍稀鳥類一樣,不免遭到貪婪之徒的捕殺。洛夫的〈灰面鷲〉採取擬人化的表現手法、意象紛呈地揭露了這一暴行﹕“我們的臉竟然如此重要/世界/因它而灰/更重要的是/這幅臉有時被解讀為/死亡的符號/一種晰蜴裸屍的冷漠//我們從很遠的家園飛來/在此棲息。驟然聽到樹林中/獵槍醒鼻涕的聲音/我們的顏面/便頓時灰了起來/而變黑,是在子彈穿過肌膚/將我們領到一個不知名的幽境之後/羽翼的孤寂/從此傳染給每一次飛翔//故鄉,只是秋風中/一聲聽不清楚的呼喚/過客。過客。過客。/被瞄準,被誘捕/被視為‘非我族類’的過客/槍聲乍響/便全身萎頓如泥/如一首沒有骨頭的詩//在城市中我們使自已日趨腐敗/老去是其方法之一/期待明日的風景/將如何如何璀燦勢必是另一種徒勞/對泥土的痴戀/則是我們由卑微中提升的信念/我們從不革他人之命/也不做自已的浮士德/我們不想顛覆高空的過雁與寒蟬/也不願墮落/為一雙在路旁破口罵人的棄鞋//寒風中/我們只用一只腳/便穩住了/地球的搖晃/剩下的力氣就只能做一件事:/以小小的死/陳述/小小/的愛”。

Apes in the Orange Grove, Henri Rousseau, 1910

 
 台灣後現代派代表人物之一黃智溶的〈我把一條河給弄丟了〉則採取疑問式和辯證回環式的手法,將一條河是如何消失的這個看來似是而非的問題拋給這個各據其理的社會去思量:“相對于一個巨大的人體,失去一條河,不過切斷了一條細細的微血管,手術後,只留下一條小小的疤痕。A、那當然是我的錯/我不該離開那條河/足足有十年之久/直到我回去時/那條河 已經/消失了//B、其實是地圖的錯/是繪圖者一時疏忽/把一條綠洲的動脈/無端地/抹掉了/我的河 才傷心地/從原野上/消失了//C、是河自已要走的/或許是 我的河/等候我太久了/才絕望地/離開了//D、其實誰都沒有錯/其實/我也沒有錯/河也沒有錯/推土機也沒有錯/是童年/把我記錯”。
 
 利玉芳的〈屏鵝公路的秋天〉則針對現代社會以破壞為革新、以瘋狂為時尚的文明病癥進行了痛心疾首的嚴厲批判,表達了對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的憂思:“患輕微職業病的/怪手/遵照醫師開的藥方/大口大口地吃掉故鄉的千株翠柳/吞服南國的萬貼熱情//不剩一片椰影//不幸我的愛人/也在這個早來的秋天裡/著魔似的剝光了衣裳/在瀝青延伸的屏鵝風景/狂奔/強調赤裸裸地生活的趣味//是誰 使他罹患了文明白痴/猥褻了故鄉的泥土/誰來為我的南國/把脈”。
 
 簡政珍雖然對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也有切齒之恨,但卻不用痛訴之詞予以抨擊,而是採取反諷的表現手法,以一柄鋒利的解剖刀作冷峻的揭剝,其詩〈剃〉即是如此:“到了這個季節/又該剃頭了//看看滿地的落髮/想起多年前還俗的事/頭上匯集的紅塵/可供環保局/作為化驗人世的標準/累積的頭垢/可以刮下/供十大建設填土/至于這光禿禿的腦袋/每天用酸雨潑洗/就可以/阿彌陀佛”。
 
 焦桐的〈核能進行曲〉以頌歌的形式,將反諷的表現手法運用得更加淋灕盡致,對只要經濟發展、不管核污染的現實進行了有力的嘲弄,令人反思:“今年的春天酸雨霏霏,/霏霏的酸雨安慰飄灰的台北;/沿著曲折溫柔的海岸線,/第四座核能電廠在掌聲中興建,/為了呼吸永遠的核子香味,/生態學家請不必傷悲也不要流淚,台灣經濟要再度起飛。//我們為此舉杯我們歌唱……/在五色魚群淺泳的家鄉,/熱廢水擁抱著陽光海岸;/在野雁猜怯的湖旁,/沐浴新鮮的輻射;/在森林昏睡的地方,/還有能源神話哄騙你成長,/最後的魚蝦在徘徊。/我們來到興建的核能電廠祝禱,/襟前佩戴塑膠白薔薇,/像青草爬上墳堆,我們/行過雲朵打盹的水湄,/爬上核子廢料山,/晚風氫氰吹,/反應爐快快轉,鼓號手到前面去領隊,/踏著瘋狂的步伐我們歡呼:/核能萬歲!//天蒼蒼,地茫茫,/我們舉杯站在除役的核能墳場,/輻射的芬芳在暮色中蕩漾,/來,再乾一杯,今天/我們不醉不歸,/這一杯祝大家多壽多福,/直到齒牙動搖,鬢髮飛霜,/願台灣和台灣的子子孫孫/全部健康。呃,全部健康。”
 
 陳斐雯的《養鳥須知》採取了虛實相結合的表現手法,以柔和的語調、內斂的鋒芒,對關養鳥類的行為進行了批評,並闡明了將鳥統統養在天空裡的生態理念和鳥的自由與人類自由的辯證關係:“常常看見你/在鳥店徘徊留連/終日素描一只籠中的畫眉/所以猜想你喜歡鳥//我也喜歡,不過/比你貪心一點/總共擁有幾萬幾千幾百零幾只/統統養在天空裡/從來不必擔心/誰會遠走高飛/我請大風陪它們賽跑/如果累了便躺在雲上喘口氣/如果吃膩了春天的食物/夏天自然會有新奇的菜單/夜晚如果困倦/每棵樹都可以高枕安眠/我一點也不擔心/如果真的十分想念/一抬頭便能相見//在鳥店徘徊留連/看見你買下那只畫眉/提籠悠哉散步離去/遺落在地上的素描簿裡/畫的竟是自已/所以我說你喜歡鳥/我也是/只是比你貪心一點點/總共也才幾億幾萬幾千幾百零幾只/養在天空裡/養在雨後的電線桿上/養在陽光午睡的草坪/養在你正提籠散步的小公園”。
 
 許悔之的〈我們神秘的悲傷〉則以清麗靈動的意象表現了台灣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兩大問題,以及對此問題的憂患意識與無力感﹕“錯過了風信子、水仙、鳶尾/和丁香的花期,我們遙遙跟在/夏天的後頭。最後一只台灣黑熊/逃亡在高海拔的森林之中/悶苦的吼聲震破了飛鼠的耳膜/那神秘的悲傷,他伸出十指/彈出了甜蜜的變奏//你去過北港溪嗎?我的家鄉/那一條被嚴重污染的彩虹/常常在黑夜之中無聲的淌流/像一個不可避免生而病弱的/女人眼看著園裡的薔薇枯死一百朵/除了等待那神秘的悲傷張開口/我們什麼,什麼也不想說”。
 
 生態環境詩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探索和實踐已日臻成熟,其作品明顯地少了一些生態狀況的詮釋與環境污染的羅列以及原始情緒的宣泄,多了一些藝術觸角的伸展與理性思考的發掘。一些精短、凝煉之作,常常給人以明目醒腦的頓悟。如:
 
 羅門的〈摩托車〉﹕“從20世紀手中/揮過來的一根皮鞭/狠狠的鞭在都市/撒野的腿上//一條條鞭痕/是田園死去的樹根/乾掉的河”。
 
 劉克襄的〈希望〉﹕“終有一年春天/我們的子孫會讀到/頭條新聞如下:/冬候鳥小水鴨要北返了/經過淡水河邊的車輛/禁鳴喇叭”。
 
 懷宗的〈春江〉﹕“一場雨/長江/動情了/躁動 渾黃//往日的淡青呢/寧靜呢/機動船也躁動了/突突突地不安呢//一場雨/長江/攜春而去”。
 
 沈致遠的〈母親河〉﹕“頂著重山濯濯的光頭/喝著五顏六色的污水/茫茫九派/去路越來越窄……/母親河/發威了/教訓一下不肖子孫/……不想傷害/是恨鐵不成鋼啊”。
 
 非馬的〈汽車〉﹕“放蕩不羈的浪子/一邊揮霍/大地母親的/心血/一邊在她臉上/死命地/吻”;〈聖嬰現象〉:“莫非連上帝/也厭倦于/這日復一日的/單調/竟玩起/顛覆解構的/後現代把戲來了//信手輕輕一撥/安安穩穩的搖籃/便翻天覆地哇哇驚叫”;〈煙囪〉:“被蹂躪得憔悴不堪的天空下/縱慾過度的大地/卻仍這般雄赳赳/威而剛”。
 
 在90年代末期,有一首生態環境詩在中國大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首詩就是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的〈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這首詩經由旅日詩人田原譯成中文,發表于《世界文學》1999年第二期,先後被《讀者》和《詩刊》轉載。這首語言平實而內蘊深遂的詩是這樣寫的:“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靜無語 屏住呼吸/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還在鋪路//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洶湧的波濤是枉然的呻吟/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還在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變得更熱鬧/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還在建造公園//自已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變得十分相似/自已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還在繼續相信未來//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靜靜地湧淌淚水/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還在無知地繼續歌唱”。 這首詩之所以能引起眾多的共鳴,在于其類似囈語的沉吟中飽含著對生態環境現狀的憂思和對人類的處境與未來深切的關懷以及喚醒人類生態環境意識的企圖。鋪路、修建港口、建造公園等等這些為人類謀福祉的活動本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人類的現實利益而置生態環境于不顧,甚至以犧牲未來的發展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為代價,那就另當別論了。如果人類繼續漠視小鳥的消失,那麼不久的將來,“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就會成為人類命運的讖語。

Black Man Attacked by a Jaguar, Henri Rousseau, 1910 


三、生態環境詩的現狀與前景
 
  1、 生態環境詩的現狀
 
 同其它體裁生態環境文學作品的影響面與影響力相比,生態環境詩總的來說只是一些綠色的萌芽,還有待于更多的澆灌與扶持。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劉克襄和李昌憲先後出版了生態環境詩的專集;在大陸,1998年與1999年先後出版了生態環境詩的個人專集《楚人憂天》和選集《地球村的詩報告──台港澳暨海外華人生態環境詩選》,填補了大陸在這一領域的空白。1999年10-12月,詩刊社和湖北節能環保公司聯合舉辦了“綠色地球杯”生態環境詩大賽,並在《詩刊》2000年第七期發表了查干、曉帆(香港)、魯文詠等詩人的獲獎作品專輯,為生態環境詩的倡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1年,中國人口文化獎組織委員會將第九屆中國人口文化獎詩歌類一等獎授予了拙著《楚人憂天》,而且將“有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作為中國人口文化獎的首要評判標準,表明了大陸對生態環境詩的肯定和重視。
 
 但是,這種重視還不是普遍的、足夠的重視。中國環境文學研究會每兩年編選出版一輯的《碧藍綠文叢》自1997年以來已出版了三輯,基本上囊括了有關生態環境的報告文學、小說和散文佳作,卻沒有收錄生態環境詩,這既是《碧藍綠文叢》的一大缺憾,也是生態環境詩的不幸。因此,有必要抓緊對生態環境詩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
 
  2、生態環境詩的誤區
 
 現代化的危機正以其誘人的姿態和無以復加的危險洶湧而來,現代化已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歷史道路的唯一選擇。然而,從生態學和環境學的角度來說,人類的希望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不能將地球作為一個取之不盡的供貨倉庫和任意棄置的垃圾堆場;人類必須要認識到地球生態的不可改良,陽光、空氣、水和土壤以及微生物和動植物與人類是相互依存的一個生命體系,人類必須堅持的是“活著並讓其它生命也活著”的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環境詩就不能是一味地揭露和批判,而是要站在哲學的高度和倫理的角度,以人為本,博古通今,融外匯中,構築以現代意識為主體的人文生態環境意識。只有這樣,生態環境詩才能真正發揮其維護生態平衡和保護生存環境的教化作用。
 
  3、生態環境詩的前景
 
 生態環境詩的興起與發展表明,生態環境詩具有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也是有生命力的。盡管其在重大題材的表現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從社會意義上講,它與其它體裁的生態環境文學作品一樣具有積極的作用。
 
 博爾赫斯在其《永恆史》中指出:“宇宙需要永恆……因此,他們說,保護這個世界就是永遠的創造。‘保護’和‘創造’兩個詞在我們這裡概念十分混亂,而在天堂,它們是同義詞。”在人類與生態環境尚未達到協調發展的情況下,“保護”和“創造”在地球上是難以一時變成同義詞的。因此,生態環境詩在促進人類提高生態平衡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方面,負有長遠的使命。
 
2002年2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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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陳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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