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风《光变》：中国工业有多热血丨读中国计划（22）
傍晚时分，我坐在一间逐渐暗下去的屋子里读完的北京大学路风教授的《光变》。这本讲述北京电子管厂如何涅槃重生为京东方的著作，在当下这个时代，具有特别的深意。
书分八章，从建国开始，介绍了京东方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遭遇的困境、所取得的成绩、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夸张地说，它颠覆了我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认识，颠覆了我对过去四十年文化圈描述的“改革开放”标准阐述模板的认识，为我审视当下的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局势，审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与视角。
作为一本出版了很久的著作，网上关于《光变》的书评和介绍已经汗牛充栋，所以今天我这篇读书报告不追求大而全，主要谈一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章节，另外就是我会尽量结合2023年的现实，聊聊书里那些“历史映照现实”的故事。我会试图串起一条线，一条连结1949、1978和2023的线。
第一章讲的是京东方的前身——军工企业北京电子管厂在建国前三十年的兴衰。北京电子管厂是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的一个代表，当时既要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又要在技术援助方面和老大哥苏联斗智斗勇，突破苏联另一种层面上的“封锁”。
第一章有三个故事让我印象最深。分别是1950年代面对西方的卡脖子，为了“不被镍材憋死”，北京电子管厂的领导和员工们如何通过新中国的工业体制，在全国寻求帮助，最终想到替代材料，找到替代技术。以及第一任厂长周凤鸣虽然不懂技术，但是在实践中学习，提出设立研究新技术和新机器的部门，这可能是新中国第一家R&D研发中心。还有最终北京电子管厂是怎样因为没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衰落。
这些故事与后来京东方的崛起息息相关。它们首先反思了企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用路风教授的原话说就是：“在计划经济比较‘谦虚’的阶段，企业的首创精神因为可以帮助计划体制的形成而被允许甚至鼓励，但当计划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并进入‘傲慢’阶段之后，它就成为窒息企业创造性的‘绞索’。”
这个提炼总结和我们过去许多年在许多书和文章、讲座中听到的常规论述大同小异，《光变》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停留在这句话上，而是看到了下半句：“计划体制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但自力更生的年代并非没有宝贵的东西……‘没有现成的材料、设备都不是障碍，障碍是没有帮手。’”
这下半句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后来京东方在发展方向上的选择。简单说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坚持探索技术，还是进军利润更高的房地产；第二，是追求独立自主掌握专利，还是走成本更小、收入看似更稳定但被外资排除出技术核心的合资道路。
路风教授这里有一个一语点醒梦中人的发现：市场化成功的另一面是去技术化。改开前二十年，一个旧企业想活下来，不得不追求利润，这对民族工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想要利润必须引进先进技术，而外资并不是来给你化缘的，它们为中国的定位类似于1950年代的苏联，你是世界工厂，是流水线的一环，但只是流水线的一环。
《光变》中讲过一个故事，当时某家和京东方几乎达成合作的台湾省企业，在背后想方设法地破坏京东方和另一家韩国企业的技术合作，试图把京东方绑定在代工的角色上，最终合作告吹。《光变》中还有更多的小故事，讲述韩国企业如何防着京东方，最终京东方员工通过技术上的努力，获得韩方尊重。
形成于前三十年的北京电子管厂的军工企业基因，铸就了京东方追求技术的企业基因，这一点在第二、第七章里有充分的论述，具体情况各位可以去看原书，这里不赘述了。我们接着上面两个选择讲。
激荡的三十年里成长壮大的若干企业，有些后来投向了房地产，有些后来瞄上了金融业，因为北京电子管厂的基因，京东方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这个选择，京东方当年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没有进军房地产，也因为这个选择，京东方幸运地逃过了彩色显像管工业的技术替代风暴。
“从2007年开始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中国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就被技术替代风暴所摧毁，几乎是片甲不留。技术变化本来是现代工业发展中的常态，个别企业因技术变化而发生兴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曾经在规模上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彩电工业面对显示技术变化时如此无能为力，反映出依靠引进现成技术进行价格竞争的工业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引进外国技术的合资路线，在那个年代不止盘踞在企业界人士的头上，也是很多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财经记者脑中的圣经。原因一方面在于引进外资看上去成本更低、利润更稳定、模式也更成熟和便捷，用路风教授的话说就是“坐在沙发上剔着牙就完成了”。另一方面一向让人一言难尽的学术界也源源不断这种神话提供各种“充分的理论论证”，相关细节可以读《光变》第八章。
对于京东方突破常规的选择，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就是轻飘飘的几句话，但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十几年间，其实是每一步都惊心动魄的历史。
第三章到第六章，路风教授一点一点讲述了京东方从与外资合作、到自主研发新技术、到抢占TFT-LCD技术巅峰和产业领先地位的经过。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是从讲述日本工程师和工人改进美国技术开始的。相关技术其实最早是美国企业开发的，但是美国企业的野心太大，视野太长远，所以没能应用成功。相反，日本企业买下了技术，“愿意并且敢于在美企看不上的边缘产品领域应用与创新”，将良品率从10%以下一步步提升到80%，最终促成了“杀手应用”——笔记本电脑的产生。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热血的中国工业”，其实像上世纪这段日本工业的故事，也非常热血。
《光变》第三章里的日企，以及遵奉从殖民地历史中来的“发展精神”的韩国企业，再加一个台企，是京东方在TFT-LCD工业发展道路上主要的老师与竞争对手。对手的厉害，侧面体现了京东方一路走来的不易。《光变》中有很多小故事，讲述京东方从老总到员工的“羞耻感”，要么是合作伙伴“酒后吐真言”式的对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瞧不起，要么是出国学习的年轻工人对“韩国师傅不教”的感慨，京东方的“再技术化”之路，是从忍受“羞耻感”开始的。
当年要忍受的远远不止“羞耻感”，还有亏损。技术突围之路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必然伴随着失败。一个人、一个企业的精力也是有限的，选择了难的那条路，不止要承受一路荆棘，还要放弃简单道路上的收获。2006-2007年间京东方遭遇重大亏损，公司内甚至出现了“先烈说”的说法——哪怕京东方将来死了，至少为后人趟过路。
比“羞耻感”和亏损更可怕的是“聪明人的冷言冷语”。《光变》第四章有一个故事，2000年代中期，京东方曾经为了适应TFT-LCD技术进步速度快、规模效应显著的竞争规律，计划海外上市，筹资扩大规模。但就在上市前夕，《新京报》发了一篇报道，质疑京东方的人才持股计划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虽然后来相关部委查了9个月没查出毛病，但京东方的上市计划被喊停，更可怕的是银行因为担心风险，即刻告知京东方不能如约贷款，京东方不仅折损了上市项目的律师费，而且当时已封顶的北京5代线也直接面临无法支付设备订单款项的问题。
《光变》里这一段是这么描写当时的京东方老总王东升的：
生死存亡的时刻，是通过北京市领导的介绍，京东方说服了国开行等国资银行，紧急借给京东方过桥贷款。在详细审查了京东方的情况后，国开行认为液晶显示器是工业的粮食，京东方的5代线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允诺全面支持。
当时这条5代线有多重要呢？“它说明了技术转移的实质：不是硬件或生产线，而是以工业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与技能”。有了建设这条5代线的工业经验，才有后面的8代线，才有今天的京东方。
2004年向死而生的经历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工业企业的发展，可以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这一点到2008年尤其明显，这一年国家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参与进这个产业，京东方正式开启扩张之路。
“从2003年年初通过海外收购进入TFT-LCD工业到2009年开建高世代线，京东方度过了难熬的6年多时光。这段时光是孤独的，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总是难被理解。但这种‘孤独’到2009年夏末结束了……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跟各地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那一阵，中国媒体不断流传着源自台湾企业的有关京东方的负面谣言。京东方8代线的上马更像是一场‘地震’，使国外企业对中国封锁技术的‘长城’一夜之间崩塌……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大陆工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中国大陆工业进行劳动密集型的下游组装并由外国工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谁还坐得住？（《光变》第四章）”
我们常说“产业升级”，常说“中国目前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根子上是产业矛盾”，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京东方和《光变》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例子。
路风
《光变》一书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片段，比如对中国科技体制的反思，对大学-企业-技术关系的探讨，对科学-技术-产品直线思维的批评，比如京东方在取得技术突破后，又如何顺势加深对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革，比如对“招商引资模式”进化为“创造产业模式”的阐释。书中时不时还有一些彩蛋式的人物出场，比如后来因为奥运会而评价出现两极反转、如今在网民中享有盛誉的前体育总局苟局长，在京东方的故事里，他的身份是前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
最后我们说几点结合当下的感想。
首先京东方的崛起之路某种程度上也很像新中国的发展之路，一路上不仅要经受住外部的考验，也要承受住内部“聪明人的冷气”。这里说的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纯粹的自以为是的冷嘲热讽和妄下断言。
《光变》第六章不客气地点名了诸多“不懂工业的财经记者”和“脑残学者”，是如何贴标签，如何帮助散播国外竞争对手的谣言，如何妄下断言，如何又在京东方扭亏为盈后对其迅速失去兴趣的。下面整理书中的这个过程，颇为有趣：
《光变》里说，在2011年，三星和LG因为自己的传统LCD生产线面临亏损，强推OLED取代LCD，国内的“聪明人”们赶紧抓住机会嘲讽京东方，预言中国企业将来一定会亏损、会被淘汰。但当年的OLED技术并不成熟，这成了“聪明人们”最后一次断言。
昨天我听郭正亮先生的节目，正好听到他讲尹锡悦访美，说到中韩目前的矛盾源自产业竞争，面板、汽车都属于韩国支柱产业，我突然发现，OLED领域京东方也开始挑战韩国两强了。路风教授说站在2014年看2000-2010年，“聪明人”们的预测全部失败。现在站在2023年看2014年，“聪明人”们的预测还是失败。
读《光变》，可以读出来路风教授是带着一股气的：“随着重视理财远超过工业发展的财经媒体的一片繁荣，记者行当的进入门槛降低……大多数中国财经记者不懂工业，而且也没有心思去学习。可以成为媒体的一个教训的是，只有那些涉及客观事实的报道可以逃脱被嘲笑的命运，而凡是带有记者和媒体自己判断的报道无一不成为垃圾，从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工业史的营养。”
京东方是一个样板，它向我们说明，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工业史，不是一段割裂的历史，新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并非完全前后割裂，政府和企业、计划和市场都是可以借重的工具，都是产业升级必须要借助的工具。
《光变》中有一段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反日风潮中想靠产业政策封锁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例子，这个例子很像今天拜登搞的芯片政策、产业链政策，这些不就是新版本的“美式产业政策”吗？
上个月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直陈美国的经济体制有问题，过度神话了市场的有效性，美国的市场机制已失灵，应该学习中日韩等国的产业政策等。这不就是京东方这样的中国工业故事最好的注释吗？
最后想以分享《光变》中的三段话结尾：
“以本书作者研究中国工业十几年的经验看，但凡大讲外国技术有多可怕而只能引进的人，大多是些油头粉面的娘娘腔，但那些敢于从弱势中奋起，掌握技术的企业领导人，无论是像王东升那样表面温和、透着精明的江南男子汉，还是像贺成明那样一点就着的北方汉子，却个个性格强悍，内心如铁。”
“80后或90后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那之前是经济停滞和贫困；国有企业代表了保护、垄断和低效率，只有将其私有化才会使其有竞争力；中国改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因为引进了外国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资本市场比任何其他途径都能够更有效率地配置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但本书所讲述的工业史却表明，这些看法至少是过分简单化：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是改开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传统国企可以在保持国有资产的条件下转变为竞争性企业，甚至进一步成为创新型企业；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力是敢于自主研发的企业，而依赖引进技术和依赖外资——至少从长期来说——实际上阻碍了中国技术进步；中国高技术工业发展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复杂互动的过程中取得的。”
“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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