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采访我们的报道发了
前情请见《媒体的编剧老师们辛苦了》和《趁“防疫钉子户”问题，我们采访了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事情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真实故事计划”成功在国内第二波感染来临之际，掐着点儿用一篇被几乎所有采访者实锤的虚构故事引发群嘲，舆情发酵后引来了美国三大报之一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的关注。我和余亮老师接受了《华邮》记者的采访，顺道也采访了《华邮》记者。6月6日，《华邮》的相关报道出来了，题目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报道中关于我的桥段。
首先对我介绍的“防疫钉子户”的行事大原则——能不得就不得、能晚得就晚得、能少得就少得——的描述大致是准确的。
其次对我介绍的带着“打游戏做攻略的心态搞防疫”这一点的描述，也是大体准确的。
我们那天的访谈持续了两个钟头，很可惜，全文里主要关于我的段落就这两段，我成了一个背景板。
在采访之前，《华邮》的记者承诺是不会搞断章取义和污名化的：
我之前的文章也写过，曾经就今日美媒记者和编辑谁能把控报道的准确性询问过，得到了一个暧昧的回答（《趁“防疫钉子户”问题，我们采访了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从最后的成品来说，两位记者确实没有像“真实故事计划”搞得那么离谱，不过我发现选择性叙事肯定还是有的，而且不少。
有一句老话叫读书不能只读他写出来的东西，还要读他没写出来的东西，今天的文章我想结合当时的访谈录音和腾讯会议的自动整理录音稿，谈谈那些这次《华邮》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不写。这非常有意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读一下《华邮》的这篇报道。我们以前也说过，《华邮》在疫情问题上跟其他美媒还有点不太一样，是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还会时不时发个社论谈一下美国长新冠后遗症问题有多严重的媒体，这是我当时决定参加访谈的原因，也是访谈后一直让我非常好奇的一个点，到底在美国如今的大氛围下，《华邮》会从哪个角度切入这次的话题。
我自己读下来的感受是，《华邮》全篇其实隐含的叙事是因为中国前三年太重视疫情，所以造成了对病毒认识的混乱，所以造成了现在很多人选择自我防疫，所以中国之前的工作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第一就是访谈中其实我们明确点过那些提供虚假混乱信息的媒体和个人的名字的。我自己提的是《财新》以及相关媒体人那段时间力捧的一些所谓专家，不管是“大号流感”还是“96%无症状”，我当时说这种明显跟你们英美“躺平”经验及研究成果相违背的反智言论是信息混乱的根源。《华邮》没有提这些，而是笼而统之地将其归为“官方叙事”。
《华邮》这么做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如果真的细细考究“官方叙事”和《财新》等的叙事的博弈过程，《华邮》这篇报道的隐含叙事逻辑就不能成立了。
第二就是其实在交流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介绍“防疫钉子户”这个概念说到底是个舶来品。比如报道中提到的空气净化设施，我们详细地给两位记者介绍了cr-box是美国教授的发明、由美国公司背书（《[留言讨论专区][深挖洞广积粮] 免疫钉子户养成记（第一集，净化器篇）》）：
事实上哪怕在访谈过后，两位记者对这部分内容依然很感兴趣，比如追问聊天中我提到的书的书名，还问英文里有没有对应“防疫钉子户”的表述：
对于为什么“防疫钉子户”是舶来品，我解释过原因：因为你们那边放开得早，所以坚持防疫的人最早出现在英美也是很合理的。
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内容，《华邮》最后的成品报道里一点儿也没提。其实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了，在报道正文里，《华邮》引用了对“钉子户”抱有敌意的人新发明的标签“清零营（zero covid camp）”，以此来反衬信息混乱的恶果，假使《华邮》忠实地记录了“钉子户”概念西学东渐的过程，岂不是说明英美的信息更混乱、反衬出英美的更失败吗？
从这个角度出发，所有的选择性叙事和双重标准，自然也就十分的顺理成章了。
在《华邮》这次的报道里，他们找了一位在美公卫专家评论中国“钉子户”，这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以前写过的美国西东大学（不是东西）副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在2020年底那个美国知识分子自己都在反思美国防疫工作失败的档口悍然出书、反其道而行之、论证懂王抗疫模式成功典范的Yanzhong Huang（《外交部为何此时重提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病毒溯源调查？》）。去年年底《财新》等国内媒体要带节奏时，也很喜欢请他。
在《华邮》的新报道里，Huang和另一位所谓专家一起，断言“钉子户”心中混乱，是因为信息混乱，不知道该信任谁。
这非常有趣，因为像我的老读者，这两年一直看过来的，都知道关于病毒，“钉子户”的信息一直是最不混乱的，谁发表了新的研究论文，谁发明了新的防疫设备，谁总结出了最新的高效方便的日常措施，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哪怕是在去年底，备药、提前熟悉症状、针对不同弱势群体和高危人群的准备工作，我们也都是快人一步、有条不紊展开的。所以说到底，《华邮》和《华邮》类的国内外媒体、以及他们爱请的砖家，其实是在预设的框架里填充材料，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空想和自说自话。
这次的报道发出来后，《华邮》的记者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了一些客气话。我也讲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Huang的。我对为什么媒体们都能精准地找到Huang表达了好奇：
请忽略截图中的笔误，把“外交理事会”写成了“大西洋理事会”
很久之后，郭记者回复了我，于是我们又聊了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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