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防疫钉子户”问题，我们采访了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之前梳理过“真实故事计划”编假事迹写国内防疫钉子户的十万加《还在硬核防疫的人》、然后被受访者齐刷刷锤的故事（《媒体的编剧老师们辛苦了》），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也关注到了这个事，在网上询问各个钉子户大V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保证不会夸张和污名化。因为过去很多人被美媒扭曲原意的报道恶心过，所以不少大V都拒绝了，但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志。
余亮老师说想要和《华邮》的记者交流一下，两边就联系上了。因为我对外媒的报道比较熟悉，同时也想抓住机会询问几个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所以也去凑了热闹。
时间是上周约的，约在了昨天晚上。《华邮》那边除了微博上联络的吴记者，还有一位中国分社的社长。听口音两位记者都来自宝岛台湾，她们现在人也在台北，一开场就说台北在下暴雨。后来自我介绍的时候社长说她父母都在美国，所以我猜她也可能是美籍华裔友人。
现场大家聊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各自对对方的倾向性也都心里有数，这样就聊得下去。实话实说我对《华邮》的观感还真跟其他美媒不太一样，至少去年10月13-15号《华邮》是连发过三篇讲述美国严重的长新冠问题的报道的，进入2023年《华邮》也发过关于美国长新冠问题的社论。这点上是甩开很多美媒一大截的。
在她们问我们的问题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四个。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是问我们平时的防疫措施。我主要介绍了出门戴口罩、随身带酒精洗手液、进门外套挂玄关、买了个外卖箱粘了两个紫外线灯装快递等几个。后来又被问准备把防疫措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回答无所谓坚持，因为太太有洁癖，有些措施是疫情前就要照办的，另外因为我平时比较关注外媒，所以可能会参考白宫的防疫措施判断疫情有没有结束。
聊天过程中我发现她们不知道钉子户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从英美等国传到国内的。因为国外放开的比国内早，所以国外“坚持防疫钉子户”群体出现的也比国内早不少，比如我们去年在《新冠后遗症家庭自助指南》里介绍的牛津诊所《长新冠自助指南：管理症状的实用方法》的作者Anton Pick。
另外我发现她们之前可能把防疫的设备想象得有点夸张，比如说不知道cr-box这样便宜好用又强大的神器，当然更不知道此种神器的发明者来自美国，还得到了3M公司的背书（《[留言讨论专区][深挖洞广积粮] 免疫钉子户养成记（第一集，净化器篇）》）。
用社长的话说，她本人比较“懒”，所以一直不怎么关注个人防疫。聊天过程中我听到她说自己的父母在美国，也没有打疫苗，正好就问了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
之前我们在《中国要为美国的鸦片泛滥负责？》里介绍过21世纪初普渡药厂等以“疼痛革命”的名义推广包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最终造成美国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的故事，我们当时说这段往事或多或少跟疫情期间部分美国人不信任疫苗有关，毕竟以前被药厂骗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问社长，老人家不打疫苗，是因为年纪和身体原因不适合打，还是跟对药厂的不信任有关。
社长回答说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跟止痛药滥用有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比较倾向于共和党，所以意识形态上一向就不大信任大公司之类的。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二个问题是问身边人有没有因为防疫措施而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刚听到这个问题时我是有点奇怪的，但稍稍想了一下也有点理解了。我告诉两位记者，并没有什么意见，身边的家人朋友互相尊重彼此的选择，也不影响正常的交往。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真实故事计划”为什么要炮制一篇虚假故事出来，这背后的含义可能更值得挖掘一些。我有句话没来得及说，就是那篇十万加里的敌意，倒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感受到过的。
第三个问题问反不反对放开政策。我说理解为主。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关于美国防疫政策，以前跟美国的朋友聊过，朋友的解释是美国有特殊国情，第一美国人大多没有积蓄，不像中国人能撑一阵子；第二美国很多人领周薪或者双周薪，停工真的会饿死；第三美国没有中国那样强大的物流网，供应什么的也跟不上——对美国人来说，生病和饿死属于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并不难做决定。而做完决定之后，不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应对反应，有些人会选择成为防疫钉子户，而有些人会为了宽慰自己选择无视疫情，假装它不存在。这种事想到最后，也只能理解为主。朋友的话一定程度上是说服了我的。
一个有趣的点是，我说这段时，两位记者“是、是”的附和出现得最频繁。
最后一个让我有印象的问题是问疫情期间相较以前失去了什么。这个问题我还在想的时候，余老师已经答了，他答的我也挺同意的，简单说就是有一些朋友反口罩、坚持认为是小感冒、坚信“大部分无症状”，疫情中会失去对这些朋友的信任感，以后最多只能做泛泛之交了。
总的来说《华邮》不愧是《华邮》，问题层层递进、暗藏机锋，还是很厉害的。最后结束前抓住机会，我也问了几个想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才是我这次来参加交流的主要目的，普通人并不是总有机会直接问美媒记者行业问题的。
我的问题跟这里过去写的文章有关。
第一个问题关于去年11月拜登过生日时《纽约时报》采访哈佛等高校十位医学专家后写的“拜登属于超级老人（super-ager）”的马屁文章（《热烈祝贺拜登总统八十大寿》），我问她们怎么看同为美国三大报之一的《纽时》这种行为？我顺带还提了去年9月14日《纽时》在中期选举初选结束第二天掐点发出的帮民主党“国会山股神”洗白、猛锤共和党“股神”的报道（《腐败的媒体如何假装监督权力》），问怎么看现在《纽时》都是这种操作。
两位记者笑了，然后说现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有些媒体靠走极端吸引读者。
这里出现了我现在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一幕，就是我们过往的文章中喜欢把《华邮》归类为民主党喉舌、把《华邮》的社论部分看成民主党机关报内容，但两位记者称《华邮》是美国偏中立的媒体。
我还问了第二个问题，我问美媒现在怎么做fact check（事实核查）。这是我好几年前就开始好奇的问题。我举的例子是何伟在《Manufacturing Diplomacy（制造业外交）》一文中为《纽约客》读者量身定制的“中国封CNN却不封FOX”的谎言（《何伟式“外国友人”，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
社长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对吗”，我解释说“这俩都可以直接上”，社长好像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这个杂志fact check最严格啊”。
我又以欧逸文2020年初发在《纽约客》上的《Fight Fight，Talk Talk（打打谈谈）》一文为例，这篇文章为了唱衰“一带一路”，举了马来西亚项目暂停的例子，却故意不写2019年7月的项目重启（《用选择性叙事纪念选择性叙事，绝了》）。我说一个人的一个例子还可以解释成失误，两个作者都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问fact check工作是怎么做的了。
我进一步解释了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首先这种谎言不利于中美沟通交流；其次何欧在美国都是知名“知华派”，奥巴马还给女儿买过欧逸文关于中国的书籍，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这种谎言除了加深错误的刻板印象，也不利于美国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最后对于很多像我这样年少读书时曾对美国抱有过好感的人，这种拙劣的谎言等于美国人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我问这些驻华记者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会不会不是作者自己制作谎言，而是杂志编辑为了迎合美国当下的政治正确特意要求添加谎言。这个问题两位记者没有立刻回答。不过后来又聊了一阵子，余老师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问两位记者是不是文章都能按自己的意图去写，还是说上面有编辑，有一些议程设置。
社长想了想，回答说：总部的编辑就是都有他们专门的一个架构或者思路……有时候就变成一种谈判，记者和编辑的谈判。
她这么说我们就懂了。
余老师后来还问了一些问题，不过都不是我关心的。我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都被我问掉了，听得出来《华邮》的两位记者也尽可能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可能没有我期待的那么详细，但也足够解答我长久以来的一些疑惑、印证过去我的一些猜想了。
得到这部分信息，我参加这次交流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收获是有的。下面就等一波报道，看看会写成什么样子。之前我评论何伟的文章，曾经接受过澎湃Six Tone的书面采访，但可能是当时我的回答没有令编辑满意，后来采访的记者跟我说选题取消了。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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