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比较历史分析》书评（Haydu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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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

Haydu, Jeffrey .2017. " Book Review of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6, Issue 1, pp. 101 - 102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提倡这样一种学问：通过对少案例的深研究，分析重要且大规模的社会现象之原因，强调制度的诸时间维度。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Thelen有意通过此书来接续2003年的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Mahoney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编）

不像2003年那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们主要是政治科学家。他们直指主流的政治科学，向其发声——通常的“靶子”包括理论选择理论（将个人从社会情景中抽象出来）、大N的量化研究（用以掩饰特定案例的细节）以及形式建模和实验研究（忽视了历史脉络）。社会学家读这本书，将会感觉为自家的学科而沾沾自喜，感觉自己大有可为。正如Paul Pierson提醒他的政治科学家同仁们，权力如此重要，以致只能历史地理解，或者正如Jacob Hacker, Paul Pierson, and KathleenThelen对他们同仁的建议：少花点精力关注个体投票者，多花了精力去关注组织化了利益吧。

但是，采取泛制度主义取向、首要目标是关心因果分析的社会学家们，也会认识到这本论文集的价值。首先，该书有力地捍卫了因果复杂性（causal complexity）。在他们视之为论方法论的案例中，如是声称：特定的后果普遍是以多重和汇聚的诸种原因(multiple and conjunctural causes)作为特征；过去的事件被认为是有重要且持续的后果；强调时间安排/时机（timing）的诸种偶连性——在何时发生、以什么样的序列、以什么的步调（when things happen, in what sequence, and at what pace），将能够改变历史的结果。这些因果声称所得到的解释，缺少很多社会科学家想要的——广泛的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然而，就这本书来看，细微的解释以及深度的理解挑战了作为测度优秀研究的宽泛应用性。

为了引导研究者去建构更丰富的分析，这本书也提供了比较和历史研究中关于因果推论技术的有用的清单。“高阶”（advances）这个标题词所承诺的，并不要在任何特定技术中所呈现，而是要体现在诸种逻辑式动作的清单——这些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是由技术娴熟的实践者们而为之的。这个清单中的一些条目来自于对特定文献中使用的方法论的综述(Part II, “Agenda-Setting Work”)。这些特定的文献包括发展国家(Stephan Haggard)、福利政策(JaneGingrich)、威权体制(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也有一些是来于这个行当里更为程式化的诀窍(PartsIII and IV, “Tools for Temporal Analysis” and “Issues of Method”)不管读者是思考历史变化的多样性，还是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去检验和评估他们对因果上预感，都肯定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对自己的研究有用的一些诀窍。

说到“历史变迁的多样性”，这本书也特别关注了制度上的遗产和制度再生产的机制。举例来说，Pierson写的那一章，爬梳了在某一时点上的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引起了历史路径的减耗。Giovanni Capoccia探索了关键时刻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命定式的作用。他将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s）界定为：不仅是在导向不同方向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时刻，而且是行动者相对不受限制的时刻。由此，要紧密关注在关键历史时刻中的政策企业家的工作、政治联盟的集会、政治偏好的重建。同时，Hacker, Pierson, and Thelen也考察了制度在和变迁着的情景（settings）互动时的影响能够产生“漂移”（drift）。或者这些制度“转换”成为由富有权力的群体所重新定向、重新解释了的操作与规则。

再说说“评估因果上直觉”。这本书提供了对于单一案例和比较案例分析的建议。比较主义者提倡考虑负面案例（negative cases）：Capoccia所说的“近乎缺失”（nearmisses）——在关键时刻制度变迁并没有呈现出来。Tulia Falleti and Mahoney所说的系统性比较两个或更多案例中诸事件的特征、序列和时机（character, sequence and timing），看看是否他们遵循理论上的预测。至于单一案例呢？——要过程追溯（process tracing）：仔细考察在时间跨度上发生了什么，寻找那些能够有机会得出因果推论的契机。这里可能涉及到Falleti and Mahoney给出的建议：将案例“解开”成孤立的诸事件的诸种序列，并分析他们（注：事件？序列？）之间的关系，或者将这些序列安排、步调安排（sequencing and pacing）本身作为潜在的且重要的变量。这些的比较与单一案例研究，当然是需要串联在一起。举例来说，一方面，策略性比较能够用来作在单一案例中进行更严格的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另一方面，多案例中的诸事件的众多序列有利于指导比较的选择。

Evan Lieberman写的那一章则发出了富有乐观主义的呼吁——大N式的定量研究和精细检查式的少案例研究，能够给彼此带来益处。正如Lieberman所承认的，这样的协同性只有在研究的目标是要超越少案例的概化。鉴于此，案例研究能够在大N分析力不及之处提供关于替代性假设的资源。他们能够澄清概化的适用条件（scope conditions），也能够提供关于潜在的、在大N量化研究中虽有暗示但不可观察的因果机制的证据。这样的协同可能需要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和大N量化研究者提出同样的因果式问题，即使他们的论方法是不同的（并且在此已经归类好了）。对于那些致力于重构意义而非因果分析的社会学家来看，这本书可能较少有实际价值，但是它仍然是有用的——提供了关于具有历史意识的政治科学家同仁们所使用方法的综览。

（译者：高行云）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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