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点丨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强制力量研究（五）支持敌人的敌人

Original 2017-02-17 计宏亮 信息与电子前沿

支持敌人的敌人

美国可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并支援与其敌方对立的国家和集团。例如，美国可通过提供非军事援助或军事援助来实现这一点，而后者可被视为代理国家的硬实力。如果会对挑战美国利益的政治权威或一个政权的维系造成威胁，则可采用最大的强制性手段。新的社交网络及政治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亲民主反对派运动出现的突发性、频率和强度，如同我们过去五年在伊朗、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乌克兰所看到的那样，即使牢固的集权政体也有可能面临强烈的反对，很多此类运动属于民主运动。这些运动遭受了各种残酷的镇压（伊朗），在突尼斯、乌克兰导致不同程度的民主，在埃及导致一个集权政体被另一个政体取代，在叙利亚导致混乱，在乌克兰导致分裂。

对上个世纪所做的最新研究表明，导致稳定民主效果、基础广泛、经过良好策划的非暴力运动数量可能是暴力运动数量的两倍。虽然国内组织、抗议、游行、政权叛变、联合抵制等抵抗形式比外部支援更加重要，但与针对暴力运动的外部支援相比，针对非暴力反对派运动的外部支援更有可能达到良好的效果。针对暴力接管运动的支援导致的生产力较低，而产生的风险明显较高，甚至可能导致需要使用美国军事力量（这会挫败P2C的意图）。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影响了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动态，不论是否合理，美国都必须了解其后果控制能力的局限性。

虽然与武装冲突相比，非暴力反抗所需的外部支援较少，但美国等相关有能力的民主政府仍可尽力帮助他们，提供资金、自由新闻支持、全球媒体关注，谴责政权暴行，使精英阶层产生不满情绪，推动社交网络，使暴力日益受到挫折，这些都是熟知的有效措施。随着信息广泛传播、媒体全球化、社会网络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所有这些使最孤立的国家变得更加具有渗透性，从而增加在国外施加政治影响的机遇。

民主反对派发动起义的可能性以及向其提供支援的机遇为我们提供了美国P2C选择方案，不过，我们必须区分这种支援的三个目的：

鼓励改革

替代政权

迫使政权改变对外政策

第一个目的是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替代手段，软实力也有价值但价值较小，美国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鼓励很多国家（例如埃及、中国、伊拉克）的民主团体不要制定胁迫政府、推翻政府的目标。

第二个目的是取代政权，它不具有严格的确定政权反对派和美国推翻政权的强迫性：如果政权不积极改变其行为，则美国不会施加胁迫作用。除了退位之外，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似乎不能缓和与美国及其伙伴国的关系。

第三个目的是支持政治反对派，迫使政权改变其对外政策，这可能会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美国支持民主运动以向损害美国利益的敌方施加压力、强制敌方、或使敌方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方采取更加负责的国际行为，则美国不会轻易停止这种支持。如果将内部政治压力视为胁迫手段，则必须牢记的是，美国的终极目标与美国支持的集团不同：美国的终极目标是可接受的国际行为，而政权反对派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新的国家。

支持内部反对派是情报界的传统手段，它旨在起反对作用，这不仅因为情报行动是惯例，还因为向CIA或英国安全局军情六处（MI6）寻求支持会使反对派运动变得不受信任。实际上，这种运动通常被谴责为充当国外情报部门的代理，不论是否确实如此。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可能高估了美国支持民主反对派的能力，但这种意识使这些政权有充分的动机和政治借口来镇压特定或普遍的民主反对派。美国政府在海外染指民主运动的做法可对这些政府和美国政府起反作用，在确定是否支持政权反对派以及如何支持政权反对派方面，需要由他们引导制定严格的规则。

虽然美国政府的武装可以提供鼓励及援助手段，但这些不是唯一的手段。非政府组织也提供鼓励手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强烈感受到了激发他们积极性的原因。当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更加难以标定、设定目标并调节不在其权限范围内的政治压力。另外，非政府组织倾向于真正的改变，而不是胁迫，例如，俄罗斯的西方民主非政府组织并不准备停止对普京政权的批评，但会限制对乌克兰的干预。最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十分敏感，他们反对政府将其用作美国政策代理（尽管有国外猜疑）。

一个政权面临的政治挑战可能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因此，这可能是高回报胁迫手段，再次假定可根据政权行为进行相应标定。当然，它也可导致内部规则的强化，如同伊朗的情形。在俄罗斯，甚至可导致镇压非政府组织，使外部行为变得恶化，普京已开始在“近海外”煽风点火，煽动国内民族主义言论，这使其正在下降的声望得以反转。自相矛盾的是，政治反对派越强，其可控性就越小，或政府反应就越严厉。

总体上，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引人警戒的事件。突尼斯2010年开始的有前途的政治剧变仅在那里制造了民主。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经过充分组织，在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之后赢得了选举，这表明，建立穆斯林教规而非提供有效政府更加具有决定性，需要让位于独裁统治在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终结导致地理、部落、宗教等方面的深度断裂，而这些目前被所谓的伊斯兰国利用。在叙利亚，最初的民主运动已转变为国内教派战争，其特点是残暴、暴力极端主义、大规模人群出逃、外国干预、向一些邻国蔓延。虽然认为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不能在中东获得成功的想法是错误的，但由此爆发的力量提醒我们，首先，美国控制政治变化的能力比对政治变化的刺激要小。

通过播撒或支持不同意见的方式对美国潜在敌方造成胁迫态势的选择方案看起来差异相当大。伊朗最易受到内部异见分子的影响，对使用暴力手段进行镇压的做法产生的良心谴责可能最小。俄罗斯不受太大影响，因为普京呼吁爱国主义，不信任西方，而俄罗斯人偏好强势领袖。由于优异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政权并未面临广泛不满，而如果中国经济长期低迷则可能会使目前的状况发生改变，但美国可能在煽动与北京对立的国内政治分离势力方面会非常谨慎。

即使美国的敌对者可以制服其内部反对势力，他们仍需面临外部反对势力。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处理方式已在东欧、中东、东亚激起了邻国的反对，除了帮助“前线”国家改善国防、降低对美国军力的依赖之外，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的做法也可使敌方重新考虑他们面临的威胁态势。中国对于地区对立面和不断增加的美国影响力非常敏感，而俄罗斯和伊朗对此不太敏感。军事联盟能力可被视为美国硬实力的延伸，这些能力对敌方产生的影响力相当大。

总体上，美国向易受攻击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联盟）的做法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如果美国在重要地区使用武力，则会产生较多问题。不过，这种援助通常必须保持从而改善当地军事能力，因此它不适合用于强制敌方。具有强制价值的做法是向危机中的敌方反对势力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其目的是对敌方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人们怀疑当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和训练的做法是否会导致普京停止其强制性的不稳定策略-或相反导致事情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