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影像笔记之71 | 独立→自由→行动

Original 草场地工作站草场地工作B站 2022-07-15

（2021.6，北京民间X放映，吴六部片子联展）

吴文光影像笔记71独立→自由→行动

风华来邮件说她正在编辑“华语独立电影观察”第三期，焦点是“30年中国独立电影关键词”，风华邮件附上的编辑说明列举一连串关键词，其中有：“地下”、“独立”、“民间”、“DV”、“个人”、“直接电影”、“现场”、“伦理”、“作者”、“行动主义”、“电影节”、“档案”、“边缘”、“底层”、“审查”、“档案”、“酷儿影像”等。我数了下，有26个。

这26个词我对其中大部分都非常熟悉，每一个词我都可以写一篇与之相关的故事，而且很长，比如“电影节”（之一是“国际电影节”，这是整个九十年代独立电影的唯一出口；之二是“国内独立影展”，这是2000后直接刺激“独立影像”创作之熊熊炉火），比如“直接电影”（因为喜欢怀斯曼电影，“直接电影”成为我九十年代追随之纪录片方式），比如“酷儿影像”（我理解这是“同性恋电影”的另一种说法，我也拍过同性恋，2000年前后，男同女同都拍过，后来没有拿出片子，源于我对自己“小偷一样捕猎题材”心态与行为反思至自我厌恶）。还有个别词我听着很熟悉但和我不是直接发生关系，比如“审查”，因为我拍的片子从不“送审”。当然，“不直接发生关系”也避免不了“间接关系”，不“送审”不等于片子躲过审查，更不等于你逃得脱无处不在的人生审查监视器。

风华发来的这些关键词，我觉得涵盖了整个30年中国独立电影之路，每个词都可以说是这条路上一个醒目标识，背后写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风华约稿说，可以选择一个关键词写文一篇，我的第一直接反应想选择的词是“行动主义”（事实也是我回复风华说我选择该词），我最近15年（2005以后）与影像之事，让我对这个词情有独钟，有一肚子话想说。

当我开始写时，本能回头想我1988年懵懵懂懂中开始拍《流浪北京》，30余年过来，走至如今成为拥抱“行动”者，是一连串关键词贯穿其间。我改主意了，打算挑选三个关键词来写，它们是：独立，自由，行动。

第一个词“独立”，这是我在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拍摄《流浪北京》之初，始于“拍自己想拍但不知道怎么拍”的朦胧冲动，那时不知道“纪录片”一词及概念，更无从知道“独立影像作者”这一身份或标识存在。1991去了山形影展后，我学到的常用英文单词有一个是“independent”，英文常用语中有“I’m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

1991年底，张元在准备他的第一次出国电影节之行，他拍的第一部片子《妈妈》收到法国南特电影节邀请。那时我刚和张元认识不久，张元去南特前约我在他当时西单二条胡同家附近一个小饭馆吃饭。张元说他出国英语不行，我说讲最关键的英语就行，比如自我介绍：I’m an independent filmmaker from China。这个故事我写在《1990》书中，我讲述它是觉得，当初我如何拥抱independent这个词，并以它自我界定——“我是什么样的人”及“我不是什么样的人”。

“独立影像作者”这个词对我重要到，可以说是支撑我在九十年代持续“拍自己想拍片子”的信心与信念来源之一。我现在回头想当时的认知是，从体制媒体“逃窜”出来，需要一种新的、富有意味并响亮好听的身份标识，我是这种心态，我理解周围那帮哥们也如此，比如张元、蒋樾、段锦川等。也因为这个词让我和这帮人当时成为同路人。

“独立”仅仅只是一种身份标识吗？或者逐渐地演变成一种口号一面旗帜一件披在外面的皮夹克？“独立”如何成为一个落实下来的创作持续而不只是身份标识？我在1993年拍了第二部片子《我的1966》和1995年第三部片子《四海为家》后，创作陷入沼泽：纪录片如此拍下去的势头是，找更多的钱做更大的制作去更多电影节更多曝光并获奖……顺着滑下去我是不是被捆绑在“另一辆战车”？内心在问：当初离开体制媒体是为“拍自己想拍”，如何把这种愿望变成一个持续动作呢？

追问下去，“独立”的实际核心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我认定。

这就是我接着想谈的与我有关的第二关键词——“自由”。这个词没有出现在风华发给我的26个关键词中，但我认作是我的影像创作中继“独立”之后的一个关键词，理由上面已经表明。这个关键词和我发生关系是在1998年，即我第一次使用DV拍摄《江湖》。

由此，“独立”回归其实质——“自由”；由此，“独立”不再只是一面旗帜，“自由”也不仅仅是口号或愿望；“自由”落地成行，转换为一个具体的动作。

因为DV，再无投案选题谈钱尾款等等这些屌事揪扯，手持DV，一个人的影像，随心所欲拍想拍之所拍，“自由影像”不再只是梦中追求，可以成为脚下行走。我在《江湖》之后，再有：《日记：1998年11月21日，雪》、《公共空间》、《和民工一起跳舞》、《寻找哈姆雷特》、《你的名字叫外地人》、《操他妈电影》。

如此走到2004，再被新的困惑纠缠：为什么创作？什么是创作最终追求？

这个时候，我人生迈入50门槛，“老同志遭遇新问题”。或者也属于我的“创作中年枯燥疲惫期”。

困惑之源也与拍摄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江湖大棚”“底层民工”有关，遭遇道德指责与伦理纠缠——是否对被拍摄对象有所帮助？拍摄者与被拍摄房谁获利谁被剥削？影片作者对此有否警醒反思并到何种程度？

我没找到解药。拍片停滞。2005-2009没做出片子。

此期间较多介入“社会工作”，2005年建立“草场地工作站”，一个涉及影像与剧场学习交流空间，同年接手一个“村民自治影像计划”项目，把DV发给村民拍片，十个村民报名参与。次年，十个村民十部短片完成，为期一年项目结束。此事给我的极大刺激是，目击那些握惯锄头镰刀粗糙的手现在握住DV并拍出无法被“专业影像人”复制模仿拷贝的生动镜头，我悟到“影像生命力所在”。刺激促成的是，2006年以后村民拍片这个事没有结束，转为“村民影像计划”继续下去。

一个石头滚下坡并卷动另一块石头。被村民影像计划带动的另一块石头，就是2010年夏天，10多人返回村子，采访“三年饥饿”记忆，并在其间拍摄纪录片。参与其中多为80后纪录片作者及美院影像学生，村民影像计划作者也在其中。我也是10多个回村者之一，我“返回”的村子是我文革时当知青的村子。这就是后来定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肇始，当时命名“饥饿计划”，源于对“历史记忆”以及“创作”的“双重饥饿”。

“民间记忆计划”因“村民影像计划”卷动而起，至2020持续10年，27个作者完成61部纪录片。

十年行走路上，新问题接踵而至——

采访的老人记忆不只是“创作的敲门砖”的话更应该有的价值是什么？

如何面对村子孤寂老人留守儿童现实？

回村如果不只是为了影片拍摄还可以做些什么？

“艺术”是否（如何）成为“介入现实改变行动”？

有关“艺术行动”指向，以往多体现为“反对”“抗议”。这种行动永远值得尊敬，继续想下去，如果“艺术行动”目的是朝向“未来建设”的话，除“战斗者”是不是也需要“建设者”？

“艺术介入村子现实并做可能的改变”，成为民间记忆计划回村者行动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