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特稿 | 范雨素: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半城大话】“我是范雨素”作为现象级爆款牛文,被各色人等消费。社会舆论引向底层物语、阶层冲突,我想这是被XX部封杀的原因之一。读完此文,面对范雨素这个月嫂,我这个大学教授没有丝毫优越感。
范雨素从12岁开始不断去尝试拓宽生命的体验,我看不到她对命运撕心裂肺的抗争愤怒。她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女人,有着矫情中产阶级女人达不到的精神高度。她的母亲更是一个有生命热度的农村妇人,两个残疾女儿、唯一健康的女儿却是乡村里很作的文艺青年,但范文里从来没看见她母亲抱怨过什么。范母和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是我最喜欢的老太太,通透且仁慈。人要有一种和当下和命运的抽离感,对一切结果安之若素,又积极努力做好自己能做到的。
范雨素及她笔下的母亲让人想到尼采的酒神精神,具有酒神精神的人跳着舞越过人生大地上的沼泽和凝重的悲愁,有着“坚硬的骨头和轻捷的足”,是人生的伟大肯定者,有着丰饶的生命力。
看了范雨素的文章,我突然想起半城在去年刊登过一篇16岁高中女生写的百年家族女性史。旧文重发,向那些坚韧而温良的中国农村女性致敬。
——朱虹
老贾家的女人们:
时代浮沉中的中国女性命运
文 | 贾志遂
1942年农历三月的一个夜晚,整个村庄都沉寂在睡梦中,只有王家的院里有些嘈杂忙乱——是王家媳妇临盆了。忙活了大半宿,屋子里终于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然而,这个新生命的降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多少喜悦。
“怎么又是个女孩?!”
“老大是女 35 41719 35 14988 0 0 2400 0 0:00:17 0:00:06 0:00:11 2793,老二也是女儿,这都第三个女儿了!扔了算了!”
接生婆觉得晦气,帮婴儿剪了脐带,草草地包了一下就走了。家人也在得知是女儿时纷纷散了,只留下婆婆。
婆婆有些嫌恶地把婴儿扔进门后的尿桶里,看着她在尿水里挣扎了几下就因为窒息而没了动静,然后把她放进一个粪筐中,递给家里的放牛娃,嘱咐说:“去,把这死东西找个地方扔了。”放牛娃对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应了一声就背着筐出了门。
三月尚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又是晚上,风凉飕飕的。放牛娃走着走着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于是把衣服裹紧,加快脚步,急着向前赶路。待走到一处山岗上时,忽然,从粪筐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那放牛娃以为婴儿早在桶里淹死了,却突然听到哭声,倏地一下就被吓傻了,随手把筐扔到一边,跌跌撞撞地逃了。原来,因为一路颠簸,婴儿“哇”地一声吐出了肚中的尿水,活过来了。
婴儿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村里一个独居的老奶奶收养了她。
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奶奶。
奶奶活了下来,在这个小村子里,嫁给了爷爷,生了姑姑、爸爸和叔叔。
大跃进时期的女劳模
“大跃进”的时候,因为既是孤儿又是贫农,奶奶入了党,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但是由于没有文化,她终究还是留在村子里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那个时候溺死女婴的事情并不少见,但并不都如我奶奶那样能幸运地活下来。这是奶奶的村子里发生的另一件溺婴事件:家人想把女婴从粪筐扔到粪池里,女婴凭着求生的本能抓住筐边不松手,为了让她放手,旁边的人用长柄的粪铲捣她的手。小小的手被捣烂了,女婴松了手,被淹死在粪池里。
1981年的中考,姑姑,花子,差一分没有考上高中。
张榜那天,她的班主任特意来到了家里,苦口婆心地对爷爷奶奶说:“差一分不要紧,还可以复读,一定要让她复读啊!她复读肯定能考上的!”
可是姑姑终究没有复读,并且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上过学。
之后姑姑就开始跟着爷爷奶奶下田种地,每天起早贪黑:插秧、除草、除虫、施肥、割稻……夏天太阳最烈的时候她顶着日头在田里锄草,冬天积雪三尺的时候她守在大雪里不停地扒掉大棚上的雪;除了种植小麦、油菜、水稻这些常规农作物,她还种着西红柿、黄瓜,收了这个忙那个,忙完了那个再种这个。种完了还要拿到菜市场上去卖,吆喝得嗓子都哑了,回了家还要继续烧饭做菜。女人的活她干,男人的活她干,男人和女人都不干的活她也得干。
累吗?当然累,可是她能和谁去说呢?只好在干活间隙,偶尔坐在田埂上哭,哭完了抹抹眼泪接着干活。
姑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自己摸索了一套种菜的方法。商贩点名要进她家的菜。如果她当初继续读书的话,今天的生活想必大不相同。她自己也是很想读书的;即便是辍学以后,干完农活回家,她还常常忙里偷闲,偷偷地看些弟弟们的书。
然而,对于不能继续读书这件事,姑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甚至觉得比起村里那些根本就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来说,自己能读完初中就很幸运了。没能上成高中是怪自己没考上,要是考上了,爷爷奶奶肯定会给她上。姑姑是这么认为的。
殊不知,在张榜前,爷爷奶奶早就在私下里商量好了:无论姑姑考上考不上高中,都不会让她继续上学了。
姑姑是爷爷奶奶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爸爸和叔叔。由于四爷爷夫妇残疾,家里还养了四爷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姑姑的两个堂弟。在当时的农村,男孩读了书才好娶媳妇,而女孩读了书也没用,终究还是要嫁给别人的。所以男孩是一定要读书的。彼时家里的境况,光靠爷爷奶奶干活,实在支持不了五个孩子上学。所以只好牺牲姑姑,让她跟着爷爷干活。
叔叔复读了一次才考上了高中,姑姑的一个堂弟复读了两次才上了高中,而姑姑,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
2001年,爷爷出了车祸,虽然没有危及性命,脑子却被撞得不再清醒了。他躺在病床上还跟奶奶说:“要让花子上学,让她继续读书啊!”没有让姑姑上学这件事情,或许是爷爷心中一辈子的心结吧。
姑姑的婚姻也是有故事的。原本爷爷辈们是想让姑姑为了大爷家的一个残疾儿子,即姑姑的堂兄换亲的。为了这位残疾的堂兄能娶到媳妇,需要姑姑嫁给这个媳妇的哥哥或弟弟。在当时农村,由于家境不好或孩子有些问题,儿子娶媳妇比较困难,双方家庭有时会互换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结成亲家。后来姑姑的堂兄自杀了,换亲的想法没能变成现实,姑姑也因此逃过一劫。
姑姑最终嫁给了同村的农民,生了两个儿子。多年的操劳让五十岁不到的她,看起来像个六十几岁的老太太。她仍然日夜操劳着:为了养家糊口,更要挣钱给两个儿子娶媳妇。
从我记事起,二伯家只有姐弟两个孩子。一次闲谈中,二妈却提过她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哪来的四个?而且,二妈生孩子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已经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了。她怎么会有四个孩子?
二伯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就是我现在的堂姐,银子,她生于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的话,就允许再生一个。所以二伯二妈很果断地再生了个孩子,一个家没有男孩怎么行?可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刚出生,他们就偷偷把她送人了。
很快,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又是个女儿。出生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希翼的面色都冷了下来,大家默默离去,只剩下二伯一个人。二伯自然知道大家的意思,所有人都不愿意下手,只有他来当这个恶人。他拿起自己的亲生女儿,把她溺死在了房间的尿桶里,然后,把她的尸体丢弃在一处山岗。
那一年,1983,国家已经改革开放,法律体系已经稍有完善,可是发生在40多年前出生的那些女婴身上的悲剧,也降临在了她的身上——不惊动任何人地出生,不惊动任何人地离去,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周围的世界,尚在襁褓之中,就被自己的家人扼杀了。二妈在生产之后,生了半年的病。事隔30年,当我小心翼翼地问起这个孩子的时候,二伯说:“我把她杀了”,一个60岁的老农民眼圈红了,声音哽咽了。
再过了两年,二伯二妈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现在的堂哥:金子。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的出生,是以两个女孩的牺牲为代价而换来的,而这两个女孩,都是他的亲姐姐。
堂姐银子是唯一在她们家里生活、成长的女儿。因为她是老大,所以她幸运地活下来。更幸运的是,二伯二妈都一直供她读书。她考上了艺术学校的摄影专业。她很喜欢摄影,毕业以后一直在影楼工作。
在影楼当学徒的日子,各种艰辛很难用语言全部表达: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而且各种或琐碎或麻烦或困难的事情,都要她做。她非常热爱这个行业,所以除了老板交待给她的事情,她还主动帮了其他许多忙。她从中学习了很多,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年学徒出师后,她回到家乡创业。二伯二妈拿出了三万元,她的影楼开张了。三万元,是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因此,他们的事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她坚持下来,当然,个中艰难险阻自不必说——同行竞争、服务客户,还要不断去学习新的技术……
堂姐很勤奋,也很能干。现在,她带着弟弟一起做,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影楼越办越红火。她成为了二伯二妈的骄傲,后半生的依靠。
和我爸爸同辈的伯伯叔叔们,都生了儿子,或者因为曾经希望生儿子而生了两个女儿,只有我是独生女。据说,妈妈怀我的时候,爷爷找人算过了,说肯定是儿子。我是个女孩的事实无法改变后,爷爷也多次说过让爸爸妈妈去美国再生一个。我可以想像得到,爷爷对于他的大儿子没有生个儿子而失望的心情。
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城市,我的爸爸妈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是女孩而感到异样,从来都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做过什么重活粗活,一直受着最好的教育。
现在想来,我算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最幸运的一个女孩了。
历史感悟:
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族里,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四个普通女人的真实故事。每个女人的出生、教育、事业、家庭都因她们所处的时代而截然不同。
第一个故事是奶奶出生的故事。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地区,根本没有法制观念可言;封建的旧思想广泛而深入存在,重男轻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再加上当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因而丢弃女婴并不令人奇怪。女性的地位,在当时极其低下,可以说,和牲口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要嫁出去的,养也是帮别人养。解放后“大跃进”和“文革”的时候,女性的地位相对得到了提高,奶奶从而当上了干部,这又是后话了。
第二个故事是姑姑的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虽说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依然严重,主要依靠劳力耕田种地养家糊口,生活拮据,不让女孩读书,回家务农是常有的事。很多女孩辍学或根本不上学,在家务农到一定年龄,找个人嫁了。而在那时的农村,为了儿子能娶到媳妇,让女儿去换亲也是常有的事。一个家庭需要儿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当儿子没有能力娶到媳妇时,这家的女儿就要牺牲自己的婚姻与幸福了。
姑姑是一位很憨厚、朴实也很聪明的人。哪怕受再多苦、再多累、再多不公,她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抱怨过,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看着姑姑,我由衷地感到敬佩,还有一点点惋惜。
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堂姐的故事。当我知道堂姐家的溺婴事件的时候,十分惊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制社会,就算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也顶多不让女孩上学,怎么还有淹死女婴这样的荒谬的事情?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有其道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普及。故事里已经提到过,在农村,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那可以再生一个孩子。正为了能等到一个儿子,二伯和二妈选择了隐瞒第二、第三个女儿的存在。
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变相地催生了这种弃婴溺婴事件的发生。堂姐是幸运的,她是第一个孩子,没有被丢弃,家里也供她上了大学。她后来的奋斗和成功创业(2000年以后),就是在一个男女不平等得到改善的环境下进行的。
第四个不算故事的故事,是我的故事。我的父母、我出生的地方和我所处的时代,都是对我极其有利的。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很开放。我出生在1997年的南京。当时在这样比较大的城市里,生小孩时重男轻女的思想随着法律的约束和人们观念的进步已经较少产生严重的伤害了。
最初听到奶奶讲述她极具传奇色彩的出生故事时,我相当震惊——这种向来只有电视剧和小说里才有的故事,居然发生在我的生活中。况且,没有奶奶就没有爸爸,没有爸爸就没有我,故事中奶奶命悬一线,就仿佛我也命悬一线。这样深切的感触促使我对有关女性的话题开始感兴趣,并且接下来访谈了家族里的其他几位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女性。
西方女性的地位提升,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女权运动,靠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争取而来的。而中国女性的地位全然不同,是由政策、变革和大时代背景的推动而逐渐提升的,比如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时代背景改变着社会观念和女性地位,而每一代女性的故事又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
中国女性地位改变的被动性,虽然导致了一些女性的观念仍然没有觉醒,“认命”地顺应了自己不公平的命运,如我的姑姑;但同时,也有女性在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抗争着,试图改变着——就像那个抓住粪筐边缘紧紧不放的女婴,就像福大命大活下来的我的奶奶,就像坚持创业的我的堂姐。她们太平常了,她们是历史长河里最不起眼的一粒粒沙砾,随波逐流,虽说没有人看得见,但谁说河流的流向不会因为这一粒粒沙砾而稍有转变,谁说历史不是因为她们微渺的抗争而渐渐改变的呢?
2016年5月拍摄于加州海边
贾志遂,1997出生于南京,后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录取。本文(原名:老贾家的女人们)于2013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一等奖”。当时贾志遂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为高二学生。
对于中产的教育梦,作者贾志遂的母亲余秀兰教授去年在永慕庐论坛讲演时也曾经做过解读,戳这篇:「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带你重温半城读书这篇曾在全网创下累计800万次传播量的热文。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也可直接浏览余秀兰教授在永慕庐论坛的讲演实录。
本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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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 | 车俊铭
美编 |陈茜茜 高露
音乐 | 范丽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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