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鸡汤丨厕所少，女厕更少：叫我们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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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文章开始前，半城先做一个调研：

厕所少，女厕更少：

叫我们憋吗？

来源 | 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

撰文 | 董穷涂        编辑丨阿东

现代厕所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光荣发明，却往往也是我们羞于谈及、难以启齿的话题。2009年，Olga Gershenson与Barbara Penner主编的《淑女与绅士：公共厕所与性别》一书，开篇便抱怨少有厕所文化的专门研究。当他们以“厕所论文”为题向大众征文时，媒体轰然嘲笑学者竟然“靠厕所来混饭吃”，也有读者藐视评论道：“这代表人类知识和道德可怜的破产！”

《淑女与绅士：公共厕所与性别》（Ladies and Gents: Public Toilets and Gender）

编者：Olga Gershenson; Barbara Penner

版本：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7月

可实际上，厕所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是帕斯卡尔所说“会思想的芦苇”，却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动物。回看历史，人类玩泥巴的时代以自然和土地为厕，但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厕所成为现代城市建设及医疗卫生设备发展的关键一环。

不论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曾有过“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岁月；尤其是公共女厕，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艰难演进。实际上，相较男厕，全世界的女厕从来就不够用。厕所文化缠绕着性别、阶级与种族的难题，对于女性、有色人种、穷人与跨性别人士而言，正如争取平等如厕的权利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事业。

公厕的政治：区隔与私密

无疑，公厕塑造着个人与集体的城市经验。《淑女与绅士：公共厕所与性别》一书写道，公厕是当今社会所剩不多的性别区隔的空间了——没错，这恐怕是最后一个人们仍希望保留性别区隔的空间。

公厕的数量、地点与设计无不传达着社会规则的信息。城市中的公厕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规训空间，一个代表了“保存现有社会等级的无意识的文化策略”，它维护现行秩序“最珍视的分化”——不论是阶级、性别或是种族的。

《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

作者: 迈克·戴维斯

译者: 林鹤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土生土长的作者，富含感情地评论了洛杉矶这座美国人既爱又恨的城市消失的过去、失败的梦想和无法变成现实的远景。

城市历史学家和理论学家戴维斯（Mike Davis）观察到，缺乏开放的公厕已成为“一所城市真正向流浪汉宣战的前线”。另一方面，女性公厕的数量，则标识着女性在一所城市之中自由移动的能力——近年各国新闻中都有女性因找不到女厕而进入男厕“方便”，进而引发争议或控告的事件。此外，种族问题同样体现在公厕的设置上，在1950到1960年美国的民权运动之中，储物柜和洗手间仍然是消除种族隔离的重要障碍。

剥夺人接近厕所的权利，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排斥方式，可以有效地将人社会边缘化。因此，厕所也是社会边缘族群争取可见性的关键场所。

另一方面，公厕又是公共监视系统之下我们所享有的私密时刻。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说悄悄话的亲密、团结或是反抗的地方；这也是人们藏匿那些摧毁社会常规的行为与幻想的地方——墙上充满性表述的涂鸦，同性的公厕炮。公厕摇摆于体面与不堪之间，这也解释了何为权威与平民总是对公厕充满疑虑。

现代厕所：长途跋涉的普及工程

现代厕所的革命，首先是现代排污系统的工程革命，而这与西方城市扩张之下政府的公共卫生治理术密切相关。《厕所：两百年“革命史”》一文指出，以19世纪的伦敦为例，当时排污设备很差，有一半的婴幼儿因此而夭折。当时，清洁工工资的上涨造成排泄成本的上涨，百姓们发现直接把粪便倒入掩盖住的下水道里更方便省钱。这些排泄物在下水道之中流向了泰晤士河。1840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为实施《城镇卫生法案》作证时说：“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了，而不再需要每人一个粪坑了。”

工业革命时期的泰晤士河。

霍乱在粪便中传播，粪水池一般的泰晤士河，于是成为霍乱的温床。1848~1849年的伦敦因此爆发了大瘟疫。期间，整个英国死亡50000人，其中伦敦就死了14000人。污水管道和现代公共厕所于是在这一时期被提上议事日程。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水晶宫的公共厕所共有827280名游客付费光顾，然而大多数建筑物仍处于成本考量而未建厕所。

英吉利海峡的对面的法国也是如此，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厅仍然还没有卫生设施。1982年出版的《纪念巴黎市政厅重建100周年》详尽介绍了这座雄伟建筑的方方面面，包括暖气、照明、电话、电梯等等，唯独对卫生设施只字不提。

19世纪西方大都市缺乏公厕的文化现象，这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化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是对身体的自制力。在学校，孩子们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如何摆脱“身体下等机能”，以便应对日后的沙龙社交。在上流社会里，片刻逃离沙龙被认为是最为失礼的行为。一些沙龙往往会有这样的标语“忍得一时，多年不爽。”人们在剧院享受高雅艺术时，不得不憋几个小时或自备尿壶——当时极为普遍，如今看来荒唐极了。

倡导现代厕所的卫生战役中，厕所的普及成了一项激进的革命。“每套住房都必须有自己的厕所”在19世纪仍是不为人所接受的观念。在当时，随便翻开一本卫生报告看到的数字往往惊人：“塔内利街22号，70人共用一个厕所。意大利大道135号，40人共用一个厕所。埃斯基罗尔街41号，60人共用两个厕所。”类似伦敦的情形，1892年，19世纪最后一次霍乱爆发时，塞纳省死了1797人。政府终于在承认厕所与排污系统对于市民健康的重要性。

相对于现代住宅厕所的缓慢发展，公共厕所因经销商的大力推销而遍地开花。不过，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公共男厕。当时市政机构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女厕所的问题。

19世纪的西欧，

没有财力的妇女只能控制膀胱

绅士与淑女的区隔决定了公厕的设计。实际上，私密的、性别区隔的厕所是一种现代的和西欧的发明，这与城市化、卫生改革的兴起、身体机能的私有化以及空间区隔的性别意识形态有关。

当时，社会公共设施大多是给男性设计的。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观念中，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举止得体的妇女应该知道克制自己，街头不是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淑女的空间，只有妓女和底层女工才会无所顾忌地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

1879年一位厕所承包商提议“在巴黎的街道上设立不仅仅供男性使用，而是男女都可使用的厕所。”事实上，第二帝国时代起，有钱的女士已经可以使用巴黎街头的收费女厕所了——那些女厕建筑非常优雅，屋顶是带有叶尖和精灵装饰的小塔。然而，没有财力的妇女只能控制膀胱，而无法进入公厕“奢侈”一下。

在当时，并非没有申请修建免费女公厕的提议与报告，然而这项“进步”的计划却遭到道德人士的质疑说：“男女两性在过于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往往，不可能没有肢体接触，而这肯定会冒犯女性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羞耻心。”

批准女性公厕，就意味着批准女性在街头露面，这无疑侵犯了19世纪中产阶级的端正礼仪，以及静态、家庭化的理想女性形象。阶级同样是个重要问题——在公厕中，资产阶级淑女与女工和卖花女混在一起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公厕令女性的身体与私密暴露在公共之中，女公厕的使用者具有变成“公共女人”的危险——事实上，“公厕”与“妓院”的确是一对双关语。

直到20世纪初，女厕所问题借着巴黎开建地铁才得到真正解决

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

女厕所从来就不够用

不过直至今天，我们也很难说女性公厕的问题已经解决。在旅游景点、学校、商场、火车站等人口密集的场所，我们经常看：女厕所门前排长龙排，男厕所却是空空。这显然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父权制社会的秩序遗留。

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已意识到空间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意义。女作家吴尔夫写《一间自己的房间》，强调女性拥有自己的空间十分关键，女性在公共空间能使用自己的厕所更是紧要——然而，这个进程比想象中要慢得多。

《一间自己的房间：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

作者:  弗吉尼亚·吴尔夫

译者: 贾辉丰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

比如，美国参议院的第一间女洗手间是1992年才建立。此前，女议员要冒着错过投票的风险，跑到楼下一间与游客共用的公厕来方便。这显然表明参议院传统的合法占领者一直是男性。

1990年，北美还曾发生过一件震惊全国的厕所事件。休士顿女子WELLS在一场乡村音乐会之后见女厕排队太长，尾随一位男士去了男厕，因此而遭到起诉。这位女性闯入者在男厕“蒙着眼，不断道歉”，目睹现场的一名男性表明自己“很同情她”。事后，WELLS收到上千妇女的来信，表示愿意为她支付罚金。一位陪审团成员如此总结：“我觉得女人的需求已经被忽视很久了。现在是我们重返公共建筑物，要求为妇女提供更恰当的设施的时候了。”

可以说，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女厕所从来就不够用！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当今世界上还有26亿人仍缺乏卫生设施。比如很多印度女性仍需趁天黑时起床去隐蔽处排便，有时甚至冒着被强奸和被毒蛇咬伤的危险。

针对这一情形，世界各地的女性行动主义者争取女公厕、占领男厕所的抗争并不罕见。尚在我们印象之中的，是2012年广州女大学生上演的一场“占领男厕所”行动。“请镇定，不要惊慌。我们不是女‘暴徒’。这次‘占领男厕所’，一不为财，二不为色。只为帮助广大女同胞解决内急问题。”她们呼吁解决男女厕位不均衡问题，建议扩大女厕位比例、多建无性别厕所。

网传“占领男厕”漫画。

类似的先例也有很多。比如1996年台湾女大学生发起的“抢占男厕所”运动。一帮女生在商场、学校“抢男厕”，组织男女“尿尿比赛”，最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男性单次使用厕所的时间是女性的1/4。由是证明男女厕位比例失调即是性别歧视，促使台北市修改公共厕所相关规定，不管改建新建一律按男女1：3的比例来建设。再比如，2004年比利时发起过“别让我的膀胱沉默”运动。通过高调的海报宣传、媒体曝光以及出版、请愿、游行等等，女性有效地抗议了根特市的女公厕不足现象。

争取公共女厕的行动愈发引起重视。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12个州通过了“将女厕所数量增加两倍”的法案；香港在2006年年初，也将男女厕比例从当时的1∶1提高至1∶1.25。这几年，中国政府也致力推行“厕所革命”，至2017年住建部出台新的《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国已在公共女厕不足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过，女性的厕所革命始终在进行，厕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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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丨赵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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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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