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如何核算、统计和分析——海通宏观分析框架第3讲（海通宏观梁中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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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 要 · 

• 总量：GDP的统计和分析
• 生产结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
• 需求结构：消费、投资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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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GDP的统计和分析

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数据，所以要把握经济形势，我们就不能以偏概全。多种多样的经济指标中，大家最常用的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DP 这个概念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当时缺乏量化分析的工具来衡量大萧条对经济的破坏程度，1934年，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GDP这一概念，这个指标能够核算国家经济的总体情况。在此之后，IMF、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始采用 GDP 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主要工具，并且把它当作国家间经济比较的一个重要指标。由此，GDP就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之一。我国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延用的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其主要刻画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情况。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核算开始放弃这种以物质产品衡量的体系，开始转入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 GDP 来衡量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统计局从 1985 年开始对年度 GDP 进行核算。在我国，GDP指的是经济单位在我国经济领土范围，一定时期内进行的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汇总。这个生产活动既包括了市场性的，也包括了非市场性的活动。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购买房屋后居住，每年会形成 GDP，虽然直观上并没有直接生产的动作，但是房子实际上提供了自有住房服务，这是需要算入 GDP 的，一般会以虚拟租金，或者年度折旧的方式来核算。第二个例子是二手交易，二手交易中产生的增值并不计入到 GDP中，因为这种增值并不是来自于生产，但是如果在二手交易中，有中介机构提供了信息咨询服务，这个服务是一个生产性的活动，是要进入到 GDP 核算的。我国目前公布的GDP分为年度和季度。年度GDP一般在次年1 月 20 日左右公布初步核算值，但是由于基础资料的逐步丰富，数据可能有更新调整，所以隔年的一月份，会基于更广泛的统计资料公布GDP的最终核实数。我国从1985 年开始进行GDP 的核算，从1989 年开始公布。对于历史年份的GDP，是依据1950年代以来的物质产品生产统计资料进行换算，补全了过去年份的GDP数据。季度GDP 一般是在季后 15 日左右公布初步核算数，从1992 年一季度开始公布，基于年度 GDP的最终核实数，也会对季度的 GDP 进行调整，并同样在隔年一月公布最终核实数。我国在核算 GDP时有三种不同的方法，这是从理解经济活动的不同角度来区分的。第一个是生产法，从生产过程中创造新增价值的角度，来衡量生产活动的总值。其计算方法是将各行业的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并进行汇总。第二个是收入法，从生产过程中各个单位得到的收入这一角度，来衡量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包括居民部门得到的劳动者报酬，企业部门得到的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政府部门得到的税收等。第三个是支出法，是从产品的最终使用这一角度来进行核算，产品的去向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消费，也就是最终消费支出，二是投资，反映为资本形成总额，三是出口，但是因为同时还有进口的产生，所以在核算中采用的是净出口。那么实际上，我国统计局在GDP 的核算中是如何操作的呢？首先要了解有哪些GDP的统计资料，从年度来看统计资料比较丰富，有国家统计局的各类统计资料，比如说各行业的汇总统计、住户调查资料等，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交通运输统计、海关统计等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政管理的资料，比如财政预决算、工商管理数据，以及通信、铁路、航空系统等上报的会计结算材料。由于年度材料比较丰富，对一些行业而言，能够直接通过基础资料计算出行业的总产出和增加值。不过仍有一些行业的基础资料不够丰富，只能计算总产出，而不能计算增加值，但是在经济普查的年份，会有充足的资料来得到精准的产出和增加值数据，那么就可以延用普查年份中产出和增加值的比率，推算出非普查年份的增加值。还有一些行业既没有总产出也没有增加值，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反映行业发展的相关指标，那么也可以利用相关指标的发展速度，来作为行业总产出或增加值的发展速度，再根据普查年份中相关数据和增加值的关系，推算出当年的增加值。而在季度核算时，统计资料相对欠缺，不太能直接计算得到增加值。统计上在总产出比较容易得到时采用增加值率法，一般基于去年年度统计得到的增加值率，就是增加值除以总产出，来乘以总产出，从而推算出本期的增加值。而在总产出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时候，也会采用主要指标外推法，即指找一些能够反映行业生产的相关指标，以之作为增加值增速，然后基于去年的增加值来推算本期增加值。如果计算得到的增加值是名义值的话，还需要计算不变价增加值，也就是使用价格指数对名义增加值进行缩减。那么，我们该如何分析GDP呢？首先可以从时间的维度来看 GDP 的变化。对于年度的宏观数据，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分为趋势和周期两个部分，对应到经济学中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增长，一个是围绕增长所产生的波动。通过统计学的HP滤波技术，我们能够将经济的趋势项跟波动项区分开来。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至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1992 年，由于当时国内经济的变化因素较多，波动是 GDP 变化的主导因素；第二阶段是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增长成为新的主导因素。党的十九大做出过重大判断，指出我国经济当前处于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从 2014 年开始，经济进入“新常态”。从 GDP 的数据来看，呈现出“趋势下移，波动减少”的特征。不过到了2020 年，由于受到疫情的外部冲击，经济中的波动有所加剧，但经济增速中枢下移的趋势仍在延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枢下移和波动减少？首先，增速中枢是由潜在 GDP 增速决定的。潜在 GDP 指的是，在给定资源禀赋的情况下，能产出的最大产出。其决定因素有三个，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技术进步；第二个是劳动，既包括劳动的质量，还包括劳动的数量；第三个是资本。对于我国来说，当前潜在产出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随着整体人口增速的下降，人口数量带来的红利逐步消退，但是与此同时，人口质量的增长并没有弥补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缺口，所以整体劳动对于产出的贡献是在减弱的。第二，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对经济产出的边际拉动作用在减弱，所以资本对于潜在产出的贡献也在下降。第三，由于短期的疫情冲击，全要素生产率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下行。根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进行的测算估计，在2021-2025年，劳动力数量和固定资本的贡献都是在逐步下行，这就是可以解释潜在 GDP 增速，或者说经济增速中枢的缓慢下移。波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稳定和市场趋于成熟。一方面，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中，有一些相对稳定，另一些则是波动比较大的，例如，相对于服务业，工业生产受到外部的影响可能更大，从而波动更大，而相对于投资，消费的波动明显相对偏小。那么当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的占比，或者消费的占比提高，经济总量的波动自然也就减少了。另一方面，市场趋于成熟后，行业集中度提高，相关法规更加完善，非理性行为减少，这会使得整体经济的波动有所下降。除了纵向看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来判断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为了统一口径，一般会选择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统计的数据。从总量来看，在对各个国家货币的购买力进行调整后，可以发现在 2021 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总量的繁荣并不代表人均的繁荣。从人均看的话，我国人均 GDP 在 2021 年才刚刚突破 1 万美元，与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与美国、欧洲的高收入国家间还存在较大差异。从增速来看，我国可以与其他经历过经济转型的国家进行比较，例如日本、韩国。可以发现，我国在经济增速从高到低转型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增速下移的速度更加平缓。在面临疫情冲击的 2020-2021年，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相对较高，这反映我国经济的韧性仍然较强。除了从总量的角度，也可以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 GDP 的变化。首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逐步提高。到2021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一半，达到54.5%，第一产业占比不到10%，第二产业占比接近 40%。从具体产业来看，第二产业中占比最高的是制造业，制造业占总 GDP 的比重超过1/4，其次是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中占比较高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其次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大概都是在 5%-10% 之间。从行业的增速来看，在2020- 2021 年，平均增速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以及制造业，这主要是受到了稳增长政策利好等影响。增速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饮业，而这主要是受到了短期疫情冲击的影响。除了分析产业结构，我们也可以分析经济的需求结构。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占比是最高的，从支出法看，消费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一半，投资大约占 GDP的40% 左右。净出口只占2%左右，不过其中出口占GDP 的比重约为20%。从需求结构的变化来看，在2000年前，消费在大部分年份占GDP的比重是高于 60%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的占比有所提高，在四万亿计划提出后，投资的占比也在逐步地提高。不过到了2009年之后，随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国内产能趋于过剩，政策开始刺激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使得消费占比再度提高。而从三大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来看，2012年前，投资是GDP 增长的主要拉动项，但是 2012 年之后，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断上升。过去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居民的线下活动、出门旅游等受限，这一阶段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减弱，贡献更大的是出口跟投资。展望下一个阶段，随着海外需求见顶回落，基数抬高，出口面临着回落的压力；地产基本面偏弱、基建发力不足，投资的动力也面临着减弱；而受到疫情的影响，居民收入和就业目前仍是偏弱，消费或会呈现弱复苏的状态。那么，如何预测 GDP ？ GDP 是低频的季度数据，但是如果分结构来看，GDP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可以用月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刻画。例如，从生产法角度来看，第二产业GDP和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GDP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均密切相关。从支出法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对应着月度经济数据里的社消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进出口金额。不过季度GDP的分项指标和月度经济指标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例如，对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需要包括土地购置费，但这并不纳入资本形成总额的统计范围。不过，虽然指标间存在一定统计口径的差异，但是从总量和增速上来看，两者还是高度趋同的。我们可以用月度指标的变化来刻画GDP分项的变化，从而推测月度GDP的变化趋势。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权求和，以各分项对GDP的占比作为权重，对各分项的增速进行加权求和，就可以大致推算出 GDP 的增速。由于季度数据频率偏低，可以用近似的月度指标增速来代替，从而推算出月度经济的走势。在分析了如何核算、分析、预测GDP后，我们还需要判断GDP这个宏观指标，能否全面刻画国家的发展水平。对这个问题当前有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来自于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通过使用GDP这一宏观指标，能够比较不同经济体之间、或者一个经济体不同时间的经济总量的变化，所以认为“GDP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例如，有观点认为GDP 的统计基于基础资料的汇总，那么过程中可能经常会有重复计算或者遗漏的现象，所以GDP的可信度不是很高，另一种批评则认为GDP只刻画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并不能刻画居民的幸福程度，居民生活的质量等。因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又编制了其他刻画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例如人类发展指数，其将健康、寿命、教育等指标也放入了核算范围之中，同时也包括了GDP，从而综合分析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一指标和GDP之间存在差异。例如科威特这样的资源型国家，如果单从经济指标来看排名较高，但是如果考虑到居民的健康还有教育水平，它的排名就会出现明显下降。反之，加拿大、芬兰这样的福利国家，虽然其经济排名可能并不非常高，但是其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要远高于经济排名，说明居民的幸福感很强。综合来看，GDP作为一个宏观指标，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可以概括地描绘国家的经济水平，也能用于不同国家间的比较，但是我们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时，也需要参考更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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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结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可以分为第一、二、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低，而且波动相对较小，所以在从生产端分析经济时，往往更关注第二产业跟第三产业。在分析第二产业的情况时，我们可以观察工业增加值这一月度指标。工业增加值分为月度和年度两个频率进行核算。在年度核算时，由于企业会上报大量的财务数据，可以对所有工业企业进行汇总，得到全口径的工业增加值。根据行业的性质不同，会分布采用生产法或收入法进行核算。例如，对于产品可以量化、标准化的行业，一般采用生产法进行核算，通过计算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再加上应交的增值税，得出工业增加值。对于一些产品无法标准化计算的消费品制造业，可以从会计项目中提取信息，通过收入法来核算工业增加值，在月度核算时，由于统计资料相对欠缺。仅统计规模以上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 2000 万的企业的工业生产情况。由于月度数据不够完备，往往无法直接核算工业增加值，所以需要借助其他可得的数据来进行推算。第一种方法是增加值率法，相对而言，总产出比较容易核算，即将产成品、半成品的价值加总，同时可以根据去年年度数据可以计算出增加值率，即增加值和总产出的比值，根据月度的工业总产值和上年度的工业增加值率，可以推算得到月度的工业增加值。第二种方法是相关指标推断法，如果总产出也不容易得到，那么可以用与生产相关的其他指标增速，来推算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要注意的是，如果通过增加值率法和相关指标推算法核算的增加值是名义值，还需要扣除价格缩减指数来计算不变价的工业增加值，一般来说可以用PPI作为价格缩减指数，之后再计算同比和季调环比。在分析工业增加值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第一，月度工业统计的统计范围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规上企业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直接比较今年和去年的工业增加值绝对值，可能存在口径上的差异，所以统计局在公布同比时，使用的是可比口径下的同比。第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定义会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平均规模是在增加的，所以对于规模以上的定义需要调整。我国在1998年、2007年和 2011 年都调整过规模以上企业的门槛值，这是需要注意的。而具体分析工业增加值，首先可以从总量的角度来看。从 2017 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就不再公布绝对值，只公布同比和季调环比。同比刻画的是与去年同期的差异，如果将前后月份的同比进行比较，可以分析生产在边际上是改善还是走弱。同时也可以关注季调环比，如果完全剔除掉了经济数据中的季节性，并且工业生产未受外部冲击的话，历年同月的环比应该是比较类似的，如果出现异常值，就值得关注。例如，2022 年 6 月的季调环比较历年同期相对偏高，这说明疫情后各行业积极复产复工，生产修复明显加快。除了总量外，我们还可以分析工业增加值的结构。首先可以关注重点行业的变化情况，当前统计局并不公布工业增加值的绝对值，仅在每五年一次的投入产出表统计中会提供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绝对值。基于 2018 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发现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达到了95%，其中有11个行业的占比相对较高。比如非金属矿物、化学制品、黑色金属、电子设备和汽车等行业增加值的占比高于 5% ，那么这些行业的生产变化就相对更值得关注。其次，可以根据影响因素的不同，将各行业进行分组，对各组的生产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例如，可以根据产品中用于出口的比重高低，将各行业分为出口组和国内组；或者可以根据是否受到限产等政策的影响，分为受到影响的政策组和没有受到影响的对照组。通过比较不同组间增加值的增速，可以分析各个因素如何影响生产。以2022年 6 月为例，我们将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超过 20% 的行业列入出口组。而出口占总产出比重偏低的列入国内组。可以发现在6月时，出口组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国内组。这主要是由于海外需求较为旺盛、出口偏强，对于出口组行业的生产形成支撑。工业增加值作为一个月度指标，在次月15号才公布的，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不能反映当前生产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提前预判工业增加值，以便及时分析生产的变化，我们主要依靠分析高频数据来实现对工业增加值的预测。通过分析发现，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与一些行业相关的实体经济高频指标之间相关性非常高。而这些实体经济的高频指标公布时间较早，频率也比较高，能够更早地指示分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例如，汽车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变化与汽车轮胎开工率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而汽车轮胎开工率作为一个周度指标，能够较早地反映汽车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如果我们针对不同的行业都能找到对应的高频指标，就能够大致判断整体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不过，由于行业多、指标庞杂，而且各行业高频指标的丰富程度也不一样，甚至有的行业没有对应的高频指标，所以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汇总计算工业增加值的预判指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这就需要有一个刻画服务业GDP的月度宏观指标。2017年3月，我国开始正式发布服务业生产指数，这个指标主要刻画的是部分市场性服务业的生产活动。在核算时主要采用拉式算法，即确定基期各个行业的权重之后，再以每一期各行业的代表性指标推算该行业的增速，来核算分行业的服务业生产指数，最后加权求和得到加总的服务业生产指数。服务业生产指数目前只公布标准化后的指数值，并不公布真实的绝对值。分析服务业生产指数，主要关注其同比的变化。比如今年6月，服务业生产同比增速为1.3%，较5 月有明显改善，这与疫情后物流货运以及零售批发行业的改善有一定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货运、物流、航运、零售等高频指标大致判断服务业生产指数的变化。分行业来看，服务业生产指数目前仅公布信息行业指数及其增速。除了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生产指数，还有一些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月度经济指标，即工业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一般于次月27日前后公布，相对来说更偏微观。工业企业数据中包括的一些指标，比如企业营收和利润总额等，与A 股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可以认为工业企业数据是衔接宏观和微观的指标。工业企业数据的核算方法是，规模以上企业，即主营收入大于 2000 万的企业，在联网直报系统中上报月度财务数据，通过汇总财务数据得到月度工业企业数据。在多个工业企业数据中，比较受关注的有刻画企业经营、盈亏状态的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刻画企业杠杆情况的资产负债率，反映供需力量对比的产品库存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润和营收数据公布名义累计值，但是用公布的名义值推算当月同比或者累计同比，计算得到的结果往往和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各年规上企业的口径不同，但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是可比口径的。另外还要注意，部分统计指标在2019年发生变化，例如，营业收入替代了原来的主营业务收入。不过这些指标之间的量级比较接近，一般可以直接替代。要解读和分析工业企业数据，首先从总量的角度，可以通过分析利润的同比和环比增速来判断企业盈利状况的变化。从结构的角度，一方面可以看上中下游行业的利润结构，其中，上游主要是原材料制造业。中游主要是装备制造业，比如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下游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比如食品、酒水饮料、纺织服装等。利润结构的变化能够反映影响利润因素的变化，一般来说，如果盈利的因素来自需求端，往往中下游的利润占比会有所提升；如果主要是供给端的因素，往往上游的利润占比会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企业类型的利润增速，例如，可以比较国有和私营企业，内资和外企之间的利润增速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量价拆解来分析驱动利润变化的因素。首先，假设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之间是常数关系，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约等于工业总产值的变化。其次，工业企业营收与工业总产值密切相关，工业总产值的变化约等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加上价格的变化。这是因为工业增加值是一个实际值，而工业企业营收是一个名义值，两者之间的差异来自于价格因素，我们往往用PPI同比来替代。最后，工业企业利润和营收之间的比值即利润率。所以利润的同比，可以拆解为营收的同比加上利润率的同比。由此，利润的同比可以拆为三项：量的同比，即工业增加值的同比；价的变化，即PPI的同比；以及利润率的同比。根据这三个因素的变化方向。可以大致判断驱动利润变化的因素。如果影响利润的因素来自需求端，那么量和价往往同升同降；如果影响利润的因素来自于供给端，比如发生限产或者复工复产加速，往往会使得量价分离，例如量增价减或者量减价增；而利润率的变化一般受到上下游价格的影响，如果上下游之间的价格差缩小，一般利润率会出现上升。以今年6月为例，量升价跌的现象主要由于复工复产进度的推进，是来自于供给端的变化；而CPI和 PPI 的剪刀差缩窄反映上下游价差减小，利润率跌幅在收窄。除了观察利润总额，还可以观察营收跟库存之间的关系。需求跟库存的关系，能够反映库存周期所处阶段。以今年6月的数据来看，库存同比增速在缓慢下降，营收当月同比增速有小幅改善，说明供应链加速修复、需求缓慢回升，工业企业进入到被动去库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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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消费、投资和出口

除了生产结构，我们也可以从需求结构观察经济的变化。首先来看“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消费对应的月度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统计单位是卖方，即消费品销售企业，不区分具体的消费者。这与GDP中的消费有一定的差异，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居民消费是通过住户调查数据核算的，政府消费则是通过政府财政相关资料核算，统计单位是买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包括商品性经营收入，不包括服务性经营收入。例如，餐馆售卖饭菜本身的收入可以计入社零，但是如果是外卖费的收入，则不计入社零。社零的核算范围包括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中的企业和个体户，以及其他工业企业中与零售相关的消费行业，比如超市等。除此之外，社零统计时还会根据销售额区分限额以上与限额以下企业，在具体核算中，对于限额以上的单位布置统计报表进行全面调查，限额以上消费的数据质量较好；对于限额以下的企业，通过实施抽样调查和汇总来核算，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偏误。社零核算中还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第一，社零只包括售出后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不包括销售之后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如原材料、消耗品等，例如居民购买房屋、农民购买农具这些用于投资和生产的消费不计入社零。第二，社零的核算主体是卖方，所以分区域的社零数据并不反映当地居民消费的情况，而是反映当地商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社零数据，首先可以看总量。目前统计局公布社零的绝对值、同比与季调环比，不过由于社零总额是名义值，需要剔除价格因素来分析其实际变化。近几个月来，统计局不再公布直接社零实际同比，如果要判断其实际变化，可以用CPI作为价格指标剔除价格的影响。以6月数据为例，6月社零同比增速为3.1%，相对于5月由负转正，出现一定程度改善。不过6月CPI的同比增速也有所回升，这说明社零的改善有一部分来自于价格的贡献。其次也可以看不同行业的消费数据。在各消费行业中，必需品占比较高，但是必需品的波动相对较小，贡献波动较多的是住房相关消费、石油及其制品消费、汽车类消费以及其他可选消费。而在住房相关消费中占比最高的是家电消费，其他可选消费中占比较高的是服装鞋帽消费，这些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消费分项。我们还可以分不同分类来分析消费的变化。第一，可以对比城乡消费，其中城镇是消费的主体，其占比超过了85%。第二，可以对比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其中商品零售占九成，不过餐饮收入可以部分刻画服务消费，所以也值得关注，尤其是近两年由于疫情，餐饮收入受冲击更明显，所以关注度有所提高。第三，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兴起，大家开始关注线上消费的变化。当前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的比重大概是1/4，从同比增速来看，线上消费的增速在疫情前一直高于 30%，但在疫情后增速出现下滑，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消费的回落并不只是由于线下消费场景受限，影响消费的因素可能还有居民收入和就业等。与生产类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高频指标来判断消费的变化。例如商品消费中的汽车消费、住房相关消费、石油及其制品消费等，都能找到对应的高频指标来进行刻画。不过对于餐饮收入，目前还缺乏直观的高频指标来加以跟踪，目前我们一般通过跟踪人员流动的相关数据，如拥堵延时指数、地铁客运量等来刻画服务消费的变化。“三驾马车”中的第二个部分是投资，对应的月度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中，固定资产，是指为了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经营而管理持有的有形资产，其使用期限必须超过 12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指城镇和企业的法人单位进行的，限额5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以及没有限额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二类是农村住户固定投资。统计局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月度数据，农村住户固定投资仅公布年度数据。在具体核算中，一般建设项目（即5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都依据“先入库，再有数”的原则来进行核算。其中一般项目是以项目为单位，先确定入库的项目，再由项目单位通过联网直报平台报送数据进行汇算管理。房地产开发投资则是以法人为单位，先确定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库的名单，再由企业库内的企业在每月规定时间内在联网直报平台报送数据，再分级审核汇总。对于一些跨区域的项目，包括大型的军工、人防项目，会由主管部门负责统计，然后通过纸质媒介直接报送数据。年度的农村住户投资数据，则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核算。固定资产投资核算中需要注意，从2013年起，统计制度逐步从形象进度法转向更为精准的财务支出法。形象进度法的计算方式，是项目上报的实物工作量乘以预算单价，各项目单位统计完投资额后向乡镇汇报，然后再按照“县（市、区）-市-省-国家”的顺序逐级上报汇总，并通过下算一级评估来核实。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又提出了财务支出法这一新的核算方式，调查的对象从项目变为法人单位，由法人单位依据财务报表向上汇报数据。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通过联网直报系统上报数据，小微企业和一些不在调查范围内的企业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主管部门负责的方式来采集数据，相对来说，这种统计方法更加精准。除此之外，与规模以上企业的口径变化一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统计起点也发生过几次调整，比如1997年和2011年。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先看总量。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公布累计值和累计同比，但不公布当月同比数据。一般来说，可以根据今年的信息计算去年同期同比口径的累计值，再计算可比口径的当月值和当月同比。与社零一样，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名义指标，在分析实际同比增速时，需要剔除价格因素。历史上统计局曾公布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其与PPI 高度相关，所以，我们也在计算投资实际增速时，可以借助PPI作为价格指数。以6月为例，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6.1%，换算成当月同比增速为5.8%，均较5月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考虑到6月PPI 同比有所回落，价格贡献减弱，投资实际改善更为强劲。其次可以看投资的结构变化，投资结构有不同的划分方式。第一，可以按照建设性质分为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其中主体是新建投资，占投资总额的70%，近年来由于技术化改造、绿色改造等趋势，改建和技术改造的增速相对较高。第二，可以根据构成分为建筑安装、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投资三个部分，这种拆解方式主要用于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建安投资是主体，占70%左右，而其他费用中的土地购置费占比近两年逐步上升。第三，可以从投资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一般来说重点关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即民营、私营企业的投资意愿。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一般稳定在60%左右，不过近年来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分析投资。其中，最受关注的三项是制造业投资、基建（不含电力）投资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它们的占比（2017-2021年五年平均）分别是38%、26%和23%，其他行业占投资的比重仅有25%，且相对来说波动不是很大，所以一般不是重点关注对象。其中，基建是政府托底经济的手段之一，往往具有逆周期的性质，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一般来说是顺周期的，地产投资一般受房地产销售影响，而制造业投资则受企业经营状况影响。从6 月数据来看，在三大主要分项中，基建与制造业投资的贡献在增加，而地产是投资的主要拖累项。最后来看“三驾马车”中的最后一部分——出口。进出口金额由海关总署统计，其核算的是我国各种进出口货物的总金额，核算资料主要是外汇管理局编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不过，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和GDP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海关统计的贸易差额只包括了货物贸易差额，不包括服务贸易差额，但GDP中包括这一部分。两者的计价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是按到岸价格计算，而GDP统计中的进口则是按照离岸价格计算。首先，从总量角度，我们相对更关注出口的变化。出口的增速目前已经从高位回落，截至6月，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已回落到17.9%，且有继续下行的趋势。而且，进出口金额也是名义值，它的变动既受到量的影响，也受到价的影响。如果要刻画进出口的实际增速，需要剔除掉价格因素。如果剔除掉价格因素，我国进出口的数量增速目前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负区间。今年4月以来，出口数量增速已经进入负区间，正在负增长。从进出口的结构来看，一方面可以从国别的角度观察。我国的主要出口国是美国、欧盟和东南亚，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 14% 以上，合计占比超过50%。我国的主要进口国是东南亚和欧盟，这两者占总进口的比重接近三成。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商品的角度来分析。从今年1-6 月的数据来看，我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机电音像产品，比重超过四成，远高于其他种类；其次是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化工产品等，占比也相对较高，而食品、饮料、油脂等出口的占比则相对较低。从进口的角度来看，我国进口最多的商品也是机电音像产品，比重超过三成，其次是矿产品，比重略接近三成，除此之外，贱金属和化学制品的进口相对较高，而食品、饮料、鞋帽、油脂等的进口比重则相对偏低。而要预判出口数据，也可以通过观察高频数据和较早公布的月度数据。例如，可以观察主要出口国的制造业PMI来判断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也可以通过观察与我国同为出口国且出口结构类似的国家，其出口与我国出口往往也有高度相关性。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观察高频的海运运价、集装箱吞吐量等指标，来刻画出口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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