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笔记：每一道异样的火光都像电击着心脏
塘沽大爆炸采访手记，2015年8月首发于香港端传媒。
“唦，唦，唦…”
我能听到自己脚下那双耐克跑步鞋和野草摩擦的声音，以及包裹在口罩里，沉重的呼吸。
这是在8月13日深夜11时许，天津滨海新区的物流港，一天前，这里发生了危化品仓库大爆炸，死伤惨烈。
英文媒体普遍用了 China Explosions 这个词组来定义该事故，是的，这次爆炸引发的关注，远远不止一个滨海新区，或者天津市，甚至中国。 但此时此地，已死一般沉寂。
没有了灯光和霓虹牌，分不清黝黑的建筑物们，之前是哪个港口单位丶哪个住宅小区。
草丛里突然窜出了3丶4条中华滨海流浪犬，冲我大叫。
大爆炸後，不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12日当晚得知此爆炸事故，再难安睡，在网上看直播丶刷微博和推特，一直到天亮。 大约睡了1个多小时，接到了编辑部的电话。
妻子帮我收拾着行装，“你有心理准备麽？”她问。
“嗯。”我支吾了一声。
其实哪有。
汶川丶玉树和雅安，三次地震，我都在灾难发生的第一天或第二天，赶赴了现场。
真谈不上早就准备好了，在大灾难面前，什麽人都是被动的，记者有“使命感”，但更多的动力也只是职业身份罢了。
“注意安全”，妻子又叮嘱。
“一定。”
前几次地震采访的次生危险主要是馀震丶山洪或泥石流，这次是尚未被制服的巨量危化品。
我的小声嘀咕的那个词儿没让她听见，
“尽量”。
围着还在抢险的危化品堆场，已经走了快三个小时。
没有突破封锁线进入还在燃烧的堆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想尽可能接近事发地，在警方允许或者默许的范围之内。经验告诉我，这里有缓冲区，有警方睁只眼闭只眼的空间，巨型灾难下，何事可为何事不可违？
在交叉路口，我两次被设了路障的警察拦下，他们态度都很客气，拒绝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这个区域隐患仍存，暗藏杀机。
我想对记者说，正是因为情况不明，记者才希望能实地观察记录，这和警方要控制现场一样，都是职业要求。但没说出口。不说，他们也应该知道。这次毕竟不像以往，记者没被当成捣乱分子甚至阶级敌人遣送丶控制起来。
走过几栋没有亮光的建筑，前方远远地忽然出现了一排消防车。
大约有6丶7辆，车身上有“供水车”丶“泡沫车”等字样。
疲惫不堪的消防队员或半卧在车厢侧面的挡板上，或乾脆躺在人行道上，大多赤裸着上身。
他们是天津港务局聘用的消防队员。
打开手机的地图定位，发现已经到了“跃进路”，路的对面就是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化品的爆炸现场。
沉郁的夜空里，能看见对面的集装箱堆积场，仍然笼罩在巨大的黑烟下。
远处突然闪出一小片红光，像是谁用铁钳子，搅动了奄奄一息的炭火。
带班的消防队领导发现了我，过来打招呼。他也赤裸着上身，满脸疲惫。“他们很累，情绪也很不好，希望能理解，”领导说。
寒暄了几句，领导说，堆场里还不稳定，危险随时存在，要不用车送我回市区。
端茶送客，理解。
不想惊搅他们短暂的休息，互道珍重後，开始步行离场。
黑暗中，冷不丁窜出一个人影，拍了下我的肩膀。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老家在东北，现在北京上班。他的双肩包上绣着一块铭牌，是五星红旗。
他是刚到塘沽的志愿者，去了港口附近的两家医院，发现志愿者太多，根本帮不上忙，於是选择来这里“看看”。
“渴死了，还有水麽？”他问。
我拿出包里的半瓶矿泉水，喝了一口，递给了他。
後来在大路边，发现到处散落着没有开瓶的矿泉水，应该是白天救灾单位来不及收拾的。
路边还有随处可见的各式被大爆炸震毁的车辆，面目狰狞。脚踏在玻璃渣子上发出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时刻，有些刺耳。
年轻人面对这反常态的街景，似乎很兴奋。
爆炸区域周边有很多碳化的木板碎片，他捡起一片，像飞盘一样掷出，嘴里嘟哝着东北青年常见的粗口，“XXX，太XX吓人了！”
远处的堆积场又闪出一道红光，随即黯淡下去。
“XXX！”小伙子惊呼着冲到我身边，“你看到了麽？我X！听新闻说还有两个罐子没引爆，这要再炸了都得完！你怕不怕？你怕不怕？”
我没有心思回答他。
但哪能不怕。每一道异样的火光都像电击着心脏。
年轻人回到市区後，投奔一家医院外志愿者搭建的帐篷区了。
8月13日我刚到塘沽时，发现市区里出租车比平时少了很多。 “出租基本都跑那边（爆炸事故现场周边）帮忙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白师傅告诉我。
据白师傅介绍，他们车队自发参与了救援，“那边有交通管制，我们这些司机商量好了，每辆车只能去帮半天忙，我上午在那边拉人，下午就就不过去了，那边的交通压力也很大。”
白师傅说，在他知道的出租车司机里，只要是伤员丶家属或者家住爆炸点附近的，不论出入他们都不收费。
“出这麽大事儿，人家要给你钱，我也不好意思收啊，不能发这国难财。”白师傅说。
离事故现场几公里的泰达医院外，到处都是志愿者的物资发放点，矿泉水丶饼乾丶方便面等堆成一座座小山。
离开封锁区後，走了近一小时，被一辆车截住了，司机姓冯，塘沽本地人，这两天一直在当志愿者，他执意要免费送我回宾馆。
路过泰达医院时，已晚上12点过，医院外的志愿者的车依旧停得密密麻麻，有些车的後备箱开着，装满了免费发放的矿泉水和快餐食品。
“昨天（事故当晚）夜里其实是最需要志愿者的，太多的伤员和家属需要运送，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家都知道啦，这下不得了，想献爱心的市民太多，但事态已经相对稳定，想做好事？排队都不一定能够赶上。”
在滨海新区的商业街上，不时能看到免费发放口罩的爱心人士，虽然有些是企业行为，但大多没有附加条件，到了就领，在第三街的一个商业区的口罩发放点，每个人可以领十个，“回去可以带给家人用。”
8月14日凌晨两点，我和摄影师打上车，又去往港口。
出租车司机姓郝，听说我们是去拍摄救灾现场，执意不收费，作为本地人，还主动要求帮我们跟警察交涉。
在第一个路口，执行封锁任务的警察不愿放行。
“里面情况很复杂，危化品还在燃烧，你们最好离开。”一位年轻警察说。他透露检测显示该区域“苯超标”。
“还有阿姨带着孩子来看，都什麽事儿啊，还看热闹，我让他们赶紧回去。”
和绝大多数执勤的民警一样，他也没有戴口罩。
我们转去了另外一个检查点，说明了来意，就是拍几张照片就离开，我们指了指封锁线不远处的消防车，现役武警编制。
警察拉开了警戒线，“你们快点。”
摄影师快步冲向远处的消防车，进入了工作状态。
没有打搅那些躺在路边休息的战士，他重点拍摄了仍在工作状态的一辆消防车组。 这辆车的“头儿”姓赵，入伍9年的上士，职责是司机。
赵班长让穿着作战服的战友们配合拍照，还打开了车外侧的应急灯。
“我们的队长昨天进到了火场的最前线，”一位小战士告诉我。
“能跟队长说两句麽？”
队长在驾驶室里休息，战士请示过後告诉我，“他不想说什麽。”
一位高大英俊的消防员走过来，“抱歉，部队有纪律。”
我希望警队能留个电话，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後再做采访。
赵班长说，你就把电话给记者吧。
“27330119，我们总队的电话，”这个身材像游泳运动员的小伙子说。
“您是不错的宣传干事，” 我笑了。
小伙子也笑了，满脸稚气。
与赵班长以及他的战友们告别，再三作揖求他们保护好自己後，我们在离开现场时碰到点小麻烦。
在路口执勤的另外一名年龄稍大的警察拦住了Billy, 要检查他的相机。
警察一边翻看相机拍摄的内容，一边说，“按规定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进去，我们没有接到放行的通知。”
“特殊时期，互相理解，您就通融一下吧，毕竟我们的拍摄经过了消防队的允许，还有你们本地司机陪同作保，我们不可能越界进作业区域的。”
警察不置可否。虽然还是黑着脸，他把相机还给了摄影师。
直到8月15日凌晨，人们依然不能确定天津港那片废墟里还有多少引而不发的“暗物质”，空气中丶水管中，有多少能危及市民健康生命的毒素。
8月13日中午奔赴天津前，我能想起的保护措施就两条。
一是翻出了一个3M的口罩随身携带，那不是为灾难采访准备的，是为抵抗北京雾霾的存货。还有就是把常穿的CROCS凉鞋换成了跑步鞋。
当独自一人戴着这个口罩走在天津港那片废墟上时，当看到不远处危化品仓库还在闪着红光时，当看到那位说“苯超标”但自己也没戴口罩的年轻警察时，我想起了电视剧里的那句话：“中国人，死於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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