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幅明：倖存的古代典籍
王幅明：倖存的古代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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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如果只喜歡仁德不喜歡學習的話，那就會被人愚弄；如果愛耍聰明不愛學習的話，他的行為便會放蕩；如果只知道信實不喜歡學習的話，那就會被人利用，壞了大事，反倒害了自己；如果只喜愛正直不喜歡學習的話，那麼就會說話尖刻，容易得罪人；如果只是勇敢而不喜歡學習的話，那就容，易搗亂闖禍；如果只是愛剛強而不愛學習的話，那就容易行為輕狂，膽大妄為。）
——（周代）孔子（前551—前479）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書就像藥一樣，閱讀得法，可以醫冶愚蠢的毛病。）
——（漢代）劉向（前77—前6）
一、簡冊，書籍的誕生
20世紀，中國文化因考古發現誕生了三門顯學：甲骨學、敦煌學與簡牘學。敦煌學的一部分內容，也與簡牘有關。
經歷了甲骨書、金文書和石書之後，真正的書籍——簡冊書誕生了。前者可稱為原始書，應用和傳播的範圍有限，這些「書」在當時也不能買賣流通。在紙張尚未發明之前，古人發現竹木可以用來作為文字的書寫材料，於是，簡冊書應運而生。根據考古發掘和歷史記載，春秋時代「書」的形態已不再是甲骨而是簡冊，但寫有文字的玉版仍有出土，如著名的晉國「侯馬盟書」。這些盟書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書，它仍然是一種檔案。甲骨文雖有「典」「冊」兩字，但商代只有龜冊和玉冊，並不存在簡冊，簡冊的出現在西周中期以後。
檔案與書籍雖然都是文獻資料，甚至有些書籍取材於檔案資料，但在性質上有明顯的區別，書籍是以傳播知識為目的，而檔案則是為了備日後查考而保存。中國的第一本書是周宣王時代（西元前827—西元前782）史官編的蒙童識字課本《史籀篇》，在此之前，所有的文獻都是檔案典籍。直到春秋時代，孔子利用檔案資料編成「六經」。
一根竹片稱「簡」，將許多根簡編連在一起稱「策」（冊），合稱「簡策」。加工後沒有寫字的木片稱「版」，寫了字的稱「牘」，木質的合稱「版牘」，竹木的合稱為「簡牘」。牘以木牘為多。把字寫在狹長的竹片或木條上叫做竹簡或木簡；寫在較寬的竹片或木板上叫竹牘或木牘。東漢王充在《論衡》中記載：「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槧，柝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所記即為此物。王國維說：「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簡牘檢署考》）從時間上看，竹木作為書寫材料相當久遠，並不比甲骨、青銅器、玉石晚，甚至還要更早些。
由於時代久遠，沉埋地下的殷周簡策早已腐爛，至今沒有發現實物，現在所能見的竹木簡牘有實物可證的，最早為戰國時代。但據史書記載，生於春秋後期的孔子已經在用竹簡編書了。與孔子同時，有一個鄭國人鄧析曾編過一部刑律，寫在竹簡上，稱為《竹刑》，想對子產的刑鼎內容作些改革，於西元前501年被鄭國執政者所殺。這也是春秋時期用竹簡作為書寫材料的有力旁證。
《史籀篇》是用大篆書寫，甲骨文中沒有「篆」字，只有「瑑」字，即在玉上刻字刻花之意，「篆」字的創造是仿照「瑑」的造字法，意思是在竹片上刻寫文字花紋。顯然，大篆的創造與文字移寫於竹簡有直接關係，而大篆的創造者史籀，理應是寫字于竹簡的創始人之一。《史籀篇》既是蒙童課本，當然不可能用龜冊、玉冊來刻寫，只可能以簡冊流傳，因此推斷：簡冊的普遍使用當在周宣王時代。傳播知識的讀本，只能採用竹簡這類便於書寫、又價格低廉的材料。
簡冊是東周書籍的一般形式。據《說文解字》介紹，「簡」即「牒」，「牒」也就是「劄」。聯簡成冊的繩子稱為「編」，編繩一般是用絲繩和麻繩，據說還有用皮繩的。皮的編繩，稱為「韋編」。「韋編」一詞出於《史記•孔子世家》：「讀易，韋編三絕」。說孔丘晚年很愛讀《周易》，翻來覆去地讀，竟使編聯竹簡的皮條斷了多次。
從已出土的大量簡牘看，古書的形制已越來越清楚了。牘是正反兩面書寫的，每面可寫多行，沒有編聯的痕跡。簡的編繩一般為二至三道，多至四五道。為了避免編繩滑脫，在簡的編聯處右側往往有刀削的三角形小缺口，便於固定繩索。有的卷首多編兩根空白的贅簡，起著保護書籍的作用，類似今天的扉頁。我們把書籍的結集和加工整理工作稱為「編輯」，正是與「編簡成冊」的簡冊制度有關。
由於有了以竹木作為文字載體的出現，才有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古代一些重要的著作，包括先秦的許多經典及西漢司馬遷的《史記》等，都是寫在竹簡上才得以傳之後世。
從古人的記述可以得知，竹簡的製作是先將竹截成一定的長度，再劈成一根根一定寬度的竹簡，還要在火上烘烤，以去掉竹中所含的水分，這就叫做「殺青」或「汗青」，這樣既便于書寫（易上墨），又可以防止變形和蟲蛀。「殺青」「汗青」兩詞在古時又被用來作為著作已寫成脫稿的名稱，「汗青」兩字又引申為「史冊」。南宋右丞相文天祥〈過零丁洋〉一詩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一詞，即是比喻為「史冊」。
簡冊書的分量很重。司馬遷用了17550枚竹簡寫成的一部《史記》，大概需要由12名武士來抬才能移走。秦始皇日批奏牘重達60公斤。惠施是戰國時期一位著名的學者，宋國人，曾做過魏相。在《莊子•天下》中記述有惠施的這樣一句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多方的「方」指方術，說惠施在治道藝術方法上甚多。「其書五車」說的是惠施好學而又博學多才，每次外出都要用5輛車裝載簡牘，以便隨時取閱。這便是成語「學富五車」的來歷。
20世紀中期以來，在日本、朝鮮、中亞地區、埃及、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都有古代的簡牘出土。可見以竹木為書寫材料的書，不僅我國古代曾長期存在，也曾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使用。
二、楚簡
20世紀初，最早在西北地方新疆多地發現晉代木簡、在古樓蘭遺址出土漢代木簡。1907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發掘千枚漢簡，後集為《流沙墜簡》（王國維、羅振玉合編）出版。1930年，貝格曼在居延地區發掘出漢簡一萬餘枚。後編為《居延漢簡甲編》和《居延漢簡釋文》出版。1950年代以後，由於國家政府對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視，全國各地先後出土了大批古代簡牘，數量和內容都遠遠超出了過去，主要在西北甘肅、青海、內蒙一帶。另外，山東、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地也有新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發掘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我國的古絲綢之路上的甘肅，是古代簡牘最為豐富的地方。此處已發現的和地下埋藏的漢代木簡，數量占全國首位。
新出土的簡牘將年代提前到戰國時期，包括少量的秦簡和大量的楚簡。這些文獻有屬於檔案資料的，有些則是不折不扣的書籍，有的堪稱失傳的經典。
信陽楚簡，1957年從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出土，戰國早期文物，竹簡共119支。簡文數見對話用語，有周公、君子等語。其內容與傳世的先秦典籍非常相似。史樹青分析了更多的用語，推斷說：「它可能是春秋戰國有關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篇著述，其中心內容為闡發周公的法治思想。」在郭店簡和上博簡出現之前，信陽楚簡是唯一可讀的戰國竹簡，被稱為「最早的戰國竹書」而轟動一時。因為這批簡中講到了「先王」「三代」「周公」「君子」，並引用了《詩》，所以在1960年代，學者們多指其為儒家典籍。1970年代，中山大學學者最早發現簡文與《太平御覽》卷802引《墨子》語相像。1990年代，李學勤對簡文進一步探討後得出結論，簡文應是《墨子》的佚篇，並認為，長臺關這座墓屬戰國中期偏早，所以書的著作年代應與墨子相距不遠。廖名春認為，信陽長臺關竹簡有《墨子》佚篇，也有與儒家著作子思、孟子思想相仿佛。李零認為，簡文雖與傳世本《墨子》的佚篇或佚文有關，但原來卻並不一定屬於墨子，而很可能只是周公、申徒狄問對中的一種，因此將篇名直接定為《申徒狄》。
包山楚簡，1987年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包山二號戰國楚墓，計有278枚竹簡和1枚竹牘，包括司法文書簡、蔔筮祭禱簡和遣策三種。這些竹簡內容豐富，紀年明確，對研究戰國時期楚國乃至其它列國以及秦、漢時期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歷史地理，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包山司法文書簡填補了司法文獻的空白。戰國史料本就有限，其中楚史甚至楚國的司法史料更是寥寥無幾。在包山簡出土之前，我們只知道楚國法律有春秋時候楚文王制訂的搜捕逃亡臣僕的「僕區之法」和楚莊王制訂的禮制方面的「茆門法」。除此之外，就是戰國時候楚悼王任用吳起進行變法的事件。包山司法文書簡不是經過史家加工提煉的史書，而是直接記錄戰國中晚期楚國司法活動的檔案。與讀史書相比，我們離歷史的真實又近了一步。文書裡記載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把我們帶入到活生生的楚國司法生活當中。這批司法文書還涉及很多地名和官名，對研究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疆域、職官制度提供了新的資料。
郭店楚簡，是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紀山鎮郭店一號楚墓內的竹簡，1993年10月出土，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原裝書。郭店楚簡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簡有726枚，字數有13000餘個，全部為先秦時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還些竹簡的公佈於世，在海內外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簡牘熱潮，許多專家學者為之著書立說。郭店楚簡經過專家們長達五年的艱辛整理，確定為16篇先秦時期的文獻，其中道家典籍兩篇，分別為《老子》3篇，《太一生水》1篇；儒家著作11種14篇，分別為《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各1篇，《語叢》4篇。這批典籍除《老子》《緇衣》見諸於傳世本，《五行》見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外，其餘皆為兩千多年前的先秦佚籍。學者們認為，郭店出土的資料，可以認為是先秦時期的一個精緻的圖書館裡的材料。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應為「東宮之師」，也就是楚國太子的老師，他應該是當時水準很高的知識份子。因此，郭店出土的竹書，與包山的、馬王堆的出土材料不同，而是一個知識水準極高的老師對儒家早期最精的圖書的選擇。它們可能比王馬堆的簡帛更有價值，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可能為早期儒家的認識提供新的資料。著名學者杜維明認為：「初步閱讀了郭店楚簡後可以認定，其中14篇儒家經典，正是由孔子向孟子過渡時期的學術史料，是向內探尋人心人性的開始，儒家早期心性說的輪廓，便隱約顯現其中，實在是一份天賜的珍寶。」「我認為郭店楚墓竹簡出土後，整個中國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需要重寫。」大量先秦書籍遭到焚毀，而郭店楚簡則倖免於難，提供了很珍貴的歷史資料。德國漢學家瓦格納教授評價說：「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書可與郭店楚簡的出土相提並論」。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購進了一批簡冊書籍，經科學測定與文字識讀，斷代定域為戰國時代的楚國竹簡，共約1200余支，簡上文字總數高達35000餘字，內容涵括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總80餘種，包括原存書題20餘篇，全部是西元前213年至西元前212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戰國古籍，多為傳世本所無。有些雖有傳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這對先秦文化思想的研究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2001年至2012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出版，馬承源主編，共收入戰國佚書《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等67篇。重要的發現有：一、《孔子詩論》。這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二千數百年來，它的再現為研究者認識《詩》的編次、詩的本義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實的史料，為研究者瞭解孔子思想、孔子對《詩》意的評價、孔子授《詩》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證據。首次發現了的《頌》《大雅》《小雅》《國風》的類次。二、發現了一部最早《周易》。為瞭解、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資料，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三、發現了一部最早字書。四、發現了戰國道家佚書。《恒先》是一篇完整的有篇題的戰國道家佚書。《彭祖》是所發現年代最早的彭祖書。五、發現了戰國的曲目竹書。六、發現了戰國記載的中國遠古時期的帝王，孔子所述的遠古帝王系統。七、發現了同時代不同傳本的竹書。八、發現了戰國逸詩和賦。九、發現了戰國有篇題的佚兵書。十、發現了除《周易》、《緇衣》以外，不同於傳世本的《民之父母》、《競公瘧》等，對認識歷史傳本及其流變情況，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實例。
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文化經典價值。經典當指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在於它是先秦文獻的主要文化依託、千古歷史之謎的重要文化載體。新的文獻發現，鬆動了約定俗成的文化板塊。文獻編次和本意的坦露，引來了對傳本文獻的變革性的認識。早本文獻的提供，在比較學的意義上使後人杜撰之處顯而易見。不少文獻的面世，在填補文獻空白、完善精闢論述和便於今本篇目對照的結合上顯示了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清華大學於2008年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約2500枚。經過專家鑑定，這批竹簡全為書籍，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其中有與《尚書》相關的篇目，與《竹書紀年》相近的編年史書，與《禮記》相關的禮書，與《周易》相關的占書等。講述周初至戰國初期史事的編年體史書《繫年》，完整書寫於138枚竹簡上，簡背並有編號，全篇共約4000字，是目前已知戰國竹簡文獻中最長的一篇。
三、秦簡
1975年12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了戰國後期一批秦國竹簡，其內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制度、行政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於吉凶時日的占書，為研究秦帝國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醫學、等方面的發展歷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竹簡共1155枚，殘片80枚，分類整理為十部分內容，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問答》《封診式》《編年記》《語書》《為吏之道》《日書》。
其中法律部分記載了秦代施行的二十幾個單行法規的條款原文，共記載法條六百條。記載了秦律的多種形式，如調查、勘驗、審訊法律文書的具體程式；還包括一些諸如現代的執法人員行政管理制度（《為吏之道》）等。統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在雲夢秦簡中也有明確的記載。其中有一篇秦國南郡頒發給本郡各縣、道的文告。文告發佈於秦王贏政二十年（前272年），主要是強調法律的重要性，要求所屬各縣、道嚴格守法、執法。在其文告中明確指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安邦。即運用法律的手段，強行限制和規範人們的言行，嚴厲懲治危及統治和危害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但要營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單憑法律的嚴苛，靠高壓式的統治還是不夠的，還必須使法律具有公正性，以便於人們接受和遵行。對於違法後能自首，或自己認識錯誤者，秦律有減輕處罰的規定。管理財物的官吏如出現帳目錯誤，有專門的處罰規定。若系自己查出錯誤，可罪減一等。這說明秦律對於能自己認罪和自查問題，與拒不認罪是區別對待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律》首現保護罪犯人權的條款。《封診式》規定：審訊罪犯，必須保證罪犯說話權利。先讓嫌疑人述說情況，要將嫌疑人說的話都記錄下來，要讓其把話說完。審訊嫌疑犯，應儘量不用鞭打刑訊來獲取口供。
至今人們尚未見到完整的秦代法典，所見最多的法律條文即睡虎地的秦簡所載。這些法律體現出雖嚴且公，雖苛且正的特點。其體現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術之先進，讓後人歎為觀止。
里耶秦簡，2002年6~7月發現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里耶古城1號井，共36000多枚。主要內容是秦洞庭郡遷陵縣的檔案，包括祠先農簡、地名里程簡、戶籍簡等。對於里耶秦代簡牘發現的意義，學界認為它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其研究成果將大大填補史料的缺佚。它的重要性在於將極大地改變和充實人們原有的知識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里耶秦簡對於秦史的重要性不亞於甲骨文對於商史研究的意義，它將從根本上改變秦史研究的面貌。里耶秦簡的整理結果已經證明，它不但是一本秦代的百科全書，更為我們瞭解秦代歷史，提供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實錄，提供了一個全息式的思維空間。在里耶秦簡中發現了我國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訣表。乘法口訣，是啟蒙兒童必須背誦的數位運算基本工具。而2200年以前的乘法口訣表，竟與現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訣表有著驚人的一致，它給世界算術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實物資料。其中，古人的乘法口訣表裡還涵蓋了二半而一這樣的分數運算，這是不同於現代教科書的地方。里耶秦簡改寫了世界的數學發展史，西方最早的乘法口訣表是在1600年前發現的，這就說明我們中華民族發明乘法口訣表比西方早了600多年，燦爛的中華文明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證明。
此前，史書中有關秦朝行政制度的記載僅寥寥數語，里耶秦簡的出土，很有可能將要改寫秦王朝的那段歷史。有這樣一封信，在今天讀來還饒有趣味。秦始皇三十二年的某一天，遷陵縣縣長是一位名叫色的人，謙卑地向上級報告說，您的來信已經收到了，信中出現的「敢言之」一語是一種禮貌用語，相當於今天的「此致、敬禮」。「快行」，就是讓送信的郵差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相當於特快專遞。「欣手」，就是抄寫公文的祕書的名字叫欣。這些都是與現代漢語迥異的地方，反映了那時的語言風貌。在湘西，隨處可見一種叫蘆茅的植物，用它的莖可以做蠟燭的芯。2200年以前，在蘆茅杆做的蠟燭光下，一條條公文被這樣抄錄下來，再由專門的信使沿著酉水河送往其他的地方。「郵人」，就是郵差，在秦朝時屬於國家公務人員，可以享受減免賦稅的待遇，因此，這個職位雖然辛苦，卻也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位。有一枚竹簡上所記述的內容，就是啟陵鄉鄉長向上級請求，任命一位叫成的人當郵差的請示報告。也許是上級領導看出了這位鄉長保薦自己親戚的企圖，也可能郵差在上級領導心目中已有人選，請示報告被駁了回來。秦簡中有一張遷陵縣衙的罰款的單據，其中的「一盾」、「一甲」是指數額，意思是讓犯錯的人繳納一副盾牌或是一副鎧甲。「數耐」就是刮去鬍子和鬢角，這可不是美容，在2200年以前，這是一種近似毀容的刑罰。把錯誤寫在臉上，讓別人都知道他是個受刑罰的人。許多出土的青銅剃刀至今仍然鋒利，不知他們在當年刮去過多少人的鬍子和鬢角。官員犯錯則是不可容忍的，根據秦簡的記載，在一年的時間裡，遷陵縣的縣長就由色變成了都。
秦王朝在中國的歷史中僅僅存在了15年，里耶秦簡出土之前，能夠觸摸那段歷史，對於史學家來說是一種奢望。36000枚秦簡，幾十萬字的文獻資料，塵封了2000多年的那段歷史已經觸手可及。這批埋藏了2200多年的秦代簡牘，紀年從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記事詳細到月、日，十幾年連續不斷。而在此之前，中國古代正史中關於秦朝的記錄不足千字。專家認為，里耶秦簡是極為重要的百科全書般的日誌式實錄，它是繼兵馬俑以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驚世發現，蘊涵著巨大的學術價值。2002年11月，里耶古城遺址被國務院增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6月，里耶鎮被授予全國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稱號。2009年6月10日，世界上最古老的乘法口訣表、秦代遷陵縣衙的文書檔案、寄往洞庭郡的特快郵書……用這些出土的秦代簡牘所修築的文化牆，在里耶古城正式建成。里耶秦簡文化牆沿著里耶古秦城遺址的邊緣而建，形狀如同展開的秦簡卷軸，全長558米，由4280塊仿製里耶秦簡構成，將城垣、護城河等遺跡全部圈進來，成為里耶秦城遺址本體保護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漢簡
漢簡為中國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早在北周時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區發現過漢竹簡書，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1906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次年，他在甘肅敦煌一帶的一些漢代邊塞遺址裡發現了700多枚漢簡。這是近代初次發現的漢簡。此後陸續有新的漢簡出土，至今共發現4萬餘枚。除了尼雅漢簡等少量比較特殊的例子，已發現的漢簡可以根據出土情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裡發現的，可簡稱為邊塞漢簡。一類是在漢墓裡發現的，可簡稱為墓葬漢簡。
邊塞漢簡包括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羅布泊漢簡（樓蘭漢簡）。邊塞漢簡通常發現於邊塞地區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遺址裡，為屯戍吏卒所遺留。從內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種文書和簿籍﹐還有與吏卒生活有關的私人書信﹑衣囊封檢﹑曆譜﹑醫方﹑占書﹑九九乘法表﹑字書以及其他書籍等等。邊塞漢簡所反映的並不僅僅是邊塞地區的情況。在很多方面，西北邊塞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是一致的。而且邊塞漢簡的有些內容，如某些詔書和中央機關發的公文，本來就是面向全國的。因此無論是研究漢代的西北邊塞地區，還是全面地研究漢代史，漢簡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過六七十年來對漢簡的研究，在漢代的邊防設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書制度）以及漢代社會的經濟、文化和階級關係等方面，都獲得了很多新的知識。
武威漢簡，1959年在甘肅涼州武威郊區一西漢墓中出土。涼州漢簡統稱武威漢簡。包括《儀禮》簡、涼州王杖詔令簡和涼州醫藥簡牘等。涼州漢簡數量多、保存好、內容豐富、史料可貴，其中儀禮簡、王杖簡、醫藥簡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銀雀山漢簡，1973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中出土。竹簡4900多件，以兵書和陰陽書為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解決了1800年來究竟有沒有《孫臏兵法》這一歷史懸案。該地二號墓中出土的竹簡32枚，是漢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曆譜，較古羅馬儒略曆還早80多年。
阜陽漢簡，1977年安徽省阜陽雙古堆西漢前期汝陰侯墓中出土。經整理編纂分為10多種古籍，因原有書名標題無一殘存，今名或用傳本原名，或據內容另擬。其中有《蒼頡篇》《詩經》《周易》《萬物》《呂氏春秋》等。《蒼頡篇》120餘片，存540餘字，約有40個較完整的小節或句子。殘簡包括李斯所作《蒼頡》、趙高所作《爰歷》、胡毋敬所作《博學》，可能是比較接近秦人原作，尚未經過漢初「閭里書師」刪改修訂的本子。這是此書亡佚千年後最重要的一次發現。《萬物》130餘片，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術性質的書籍，主要為醫藥衛生及物理、物性方面的內容，為研究中國醫藥學發展史提供了重要資料。阜陽漢簡的內容十分豐富，但是不少簡殘損甚重，無法辨認，給人帶來無盡的遺憾。
張家山漢簡，1983年底至1984年初從湖北江陵張家山三座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竹簡一千多支，內容為漢代典籍，涉及漢代法律、軍事、曆法、醫藥、科技諸多方面，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中的《算數書》，是早于《九章算術》的古代數學佚籍。
漢墓所出古書，有很多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是尚有傳本的書，由於年代早，往往可以糾正今本的訛脫，有時還能確定書的著作時代，所以價值很高。同時，也是研究漢代史的珍貴資料。
五、吳簡
吳簡，即三國吳簡，1996年10月在長沙走馬樓一處工地的古井內發現，現收藏於湖南長沙簡牘博物館，數量有14萬枚，它們記錄了中國古代三國時期吳國的檔案資料，被譽為中國二十世紀一百項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國家投入鉅資興建了全球首座簡牘博物館。
三國時代，由於兵戎相見，戰亂不已，文獻史料傳世極少，吳國尤甚。本世紀以來出土了大量兩漢簡牘，也發現了一些魏晉簡，獨缺吳簡。因此，長沙走馬樓吳國簡牘在長沙的出現，頓時豐滿了三國孫吳那一頁短缺的歷史，令行家們激動不已。據估計，長沙吳簡約有300萬字內容，不但超過《吳書》數倍，而且大大超過《三國志》的總字數。這批簡牘為三國吳嘉禾元年至六年長沙郡的部分檔案。按形制可分為大小木簡、木牘、竹簡、封檢、標識簽牌等。按內容可分為券書、司法文書、長沙郡所屬人名民簿、名刺和官刺、帳簿等。由於出土地點集中，又為同一政區、同一時間內多種性質的文書，可據此進行一個政區內社會基本情況的復原研究。這種研究對於瞭解三世紀時的長沙郡和吳國歷史乃至我國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難怪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興奮地說長沙簡牘「宛如天賜」。
吳簡出土給人們留下的最大懸念是，14萬枚簡牘為何會如此集中地掩埋在一口距地表約九米深的枯井中？一種意見認為，從簡牘埋放的形式看，可能與三國末年的戰爭有關。西晉初年，司馬炎舉兵伐吳，兵臨吳國都城建業，吳主孫皓投降。此時的吳國上下，人心惶惶，地處偏遠的長沙郡官員有意將這些竹簡埋藏起來，以圖東山再起。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按照古代檔案的管理制度，對於早期的、過時的一般性檔案，若干年後便要進行處理，居延及敦煌漢簡中也曾發現過類似現象，不少殘簡被當作柴薪，殘留在灰燼中。因此，將簡牘埋入井中極有可能是吳國長沙郡官員對早期文書的一種處理方式。而一個最具故事性也最為眾多專家所認同的說法，是認為這批埋藏的竹簡與東吳政權發生在西元238年的誅殺呂壹事件有關。呂壹是東吳的中書校事。猶如眾所周知的「克格勃」頭子。孫權的政治是暴政，呂壹為孫權的心腹。他憑藉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眾大臣相繼向孫權參劾。結果終成刀下之鬼。長沙郡的那位沒有留下姓名的文獻主司，面對最高主管呂壹被殺這突如其來的政治地震，「穩妥」的將這些文書檔案集中掩埋於郡府廢棄的井窖中。漢代發明了造紙術，為何吳國還用數量如此之大的簡牘呢？說明紙張當時還沒有完全普及。
從已經整理的簡牘看，這批吳簡是黃龍元年至嘉禾六年，即西元229年至238年吳國長沙郡的檔案文書，這一時期正是孫吳政權最為興盛的時期。傳世的東吳史料極少，這些簡書對長沙郡社會、經濟、法律、行政等方面的檔案記錄反映了三國東吳的社會基本面貌，補史籍之不足，向我們展示了東吳的社會人生。
六、帛書
把文字記載在帛上（包括帛圖、帛畫），稱為帛書。各種絲織物如「紳」「繒」「縑」「素」「絹」等，統稱為帛。從帛書的出土情況和史料記載來看，它至遲在春秋時已產生，盛行於西元前4世紀到西元3世紀，即戰國到三國這一段歷史時期裡。縑帛面積大於簡牘，便於書寫；帛書在書寫、裝幀和收藏方式上均優於簡牘；帛書之所以不能代替簡冊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最根本的原因是價格過於昂貴。縑帛寫書局限於帝王、官宦、富貴人家。
我國迄今出土過兩次帛書：第一次是20世紀40年代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唯一一件完整的帛書被賣到了美國，國內只剩一些殘片；第二次就是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不僅量大，而且保存相對完整，具有研究價值。
1942年9月，在湖南長沙子彈庫紙源沖的一座楚墓中，盜墓者盜出一件楚帛書。後被古董商蔡季襄得到。他將研究成果結集為《晚周繒書考證》，成為研究楚帛書的第一本專著。還部書為學界提供了楚帛書的第一個臨寫本——是蔡氏命長子蔡修渙依照原本所做。抗戰結束後，1946年蔡季襄到了上海。一個曾任長沙耶魯中學教師的美國人考克斯找到蔡季襄，洽談將帛書賣至美國事宜，隨後以拍照片做宣傳為由將帛書原件攜至華盛頓。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帛書重新現世，所有者已變成賽克勒博物館。楚帛書寫在一塊長47釐米、寬38.7釐米接近正方形的繒上，上有文字三篇、圖像多幅．且結構特殊：帛書中部兩篇文字，一篇正寫一篇倒書。四周每邊有三幅彩圖，共十二幅，各圖均配有文字是為第三篇。李學勤在《再論帛書十二神》一文中說：「這些神的形象，有的可與《山海經》等文獻記載相比，有些可同某些出土遺物相比，但共同的只是一些特徵，如鳥身、三首之類，作為一組系統的神，只見於這件帛書。」饒宗頤認為：「繒書十二月神像乃戰國時楚俗圖繪，尚保存較古之形態，及代表南方思想之一類型，更足寶貴。」（《楚繒書之摹本和圖像》）三篇文字屬於陰陽數術古籍，透露了楚人的信仰之謎，對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了新的帛書，已屬於漢文帝時代的遺物了。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大都是寫在48釐米高的整幅縑帛上，書面畫有極細的朱絲欄。這批帛書，有兩種《老子》的抄本，內容不盡相同，稱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此外，還有《相馬經》《醫經》《左傳》《周易》等20多種，計12萬字以上。帛書中抄漏、抄錯的地方，錯亂字數往往是一支整簡的字數，這表明帛書原是抄自簡冊的，縑帛可能是較簡冊後起的一種書寫材料。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帛書的應用逐漸廣起來，但由於價格太貴，畢竟不能代替簡冊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帛書可以用卷軸的形式存放，也可折疊儲存；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早期帛書，大都是折疊起來放在漆盒裡的，一些並不太看重的帛書才被卷在竹軸上存放起來。帛書往往將幾本不相關的書抄集在一起，並不裁開。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是繼漢代發現孔府壁中書、晉代發現汲塚竹書、清末發現敦煌卷子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古文獻發現。帛書的內容相當豐富，涵括眾多學科，是一批久佚的珍貴歷史文獻。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帛書大致可分為如下五大類「六藝類」「諸子類」「術數類」「方技類」「帛圖」共50餘種。
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了《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該書共分七冊，前兩冊為整理圖版，中間四冊是釋文注釋，第七冊是原始圖版。在出土的帛書中，大部分書早已失傳，有些書如《周易》《老子》，雖然有今本傳世，但馬王堆出土的是古本，內容與人們現在看到的版本有不少差異。通過對馬王堆簡帛的釋讀，可以校正今本的錯誤，使人們更準確瞭解我國古代的哲學家們的思想。帛書不僅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還提供了《史記》《漢書》等史書記載以外的資料與觀點。
據史料記載，西漢著名經學家劉向曾負責為皇室典校宮廷藏書20多年，每典校一部書，就撰寫一篇敘錄，先書寫在竹簡上，定稿後再抄寫在縑帛上。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論》，以素、紙分別抄寫贈人。東漢以後，皇室所藏帛書又有大量增加。到了東漢董卓專政時期，強行遷都，洛陽變成一片廢墟。大量帛書圖籍慘遭毀滅。
七、始皇焚書與項羽燒書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華夏民族結束了鬆散的分封式的貴族政體，成為一個高度統一的實行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政體是統一文明後的結晶體。作為主要文明形態之一的文字，實行了「書同文」改革，並且及時頒佈了新文字的範本《倉頡篇》。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遺憾的是，在統一全國八年之後，發生了大規模焚書事件，使大量的遠古典籍慘遭劫難。焚書的起因是博士淳于越的「以古非今」，建議出自丞相李斯，但在奏章上批下「可」字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歷來受到後人的非難，但仍有少數思想家為它辯護。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朱彝尊在《始皇論》中說的一番話了。他認為孟子所講「邪說誣民，甚於禽獸」是很有見地的。「夫，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嘗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禁《詩》《書》為快哉？彼之所以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曝書亭文集》卷五十九）
秦代的焚書有沒有將藏書全部燒毀？這是縈繞在文化人心頭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李斯的建議中有這麼幾句至關緊要的話：「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苟有藏《詩》《書》及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這段話的大意是：博士官可以例外。他們由於職務關係，還是允許收藏《詩》《書》及百家語的。另外，這些禁令是對大臣和老百姓的，皇家書庫的藏書當然也不在燒毀之例。據《史記•樂書》中載：秦二世好靡靡之音，「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這就是說，《詩》《書》是皇帝必須學習的，否則政權將發生危險。由此可見，內府必然藏有《詩》《書》之類的典籍。不但內府藏有《詩》《書》，博土官自己也可以保留一份。漢初伏生所傳的《尚書》，便是他在秦朝任博士一職時，所保留下來的今文抄本。當初，他手頭保留的那部《尚書》原是完好的，在楚漢戰爭期間，濟南一帶爭奪很激烈，屢遭兵燹，他只得將《尚書》藏在壁縫裡，外出避難。等到戰爭結束回家，於斷牆殘垣之中只找到了半部《尚書》。可見秦代博士收藏《詩》《書》是被允許的。
綜上所述，秦代焚書的規模和範圍雖然很大，焚毀的典籍也很多，可是並沒有把書籍全部燒毀，特別是皇家書庫所保存的那套最完整的文史典籍並沒有受到損失。既然秦始皇沒有愚蠢到燒掉自己的庫藏圖書，那麼中央內府所藏的那套完整的典籍又是怎樣被毀掉的呢？
清代學者劉大槲對這段歷史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分析：「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何則？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則所以若是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寶貨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為灰燼。昔蕭何至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於秦博士所藏之書，獨未見其收而寶之。設使蕭何能與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焚書辨》）
這一推斷應是可信的。秦始皇焚書使中國古代典籍遭到了第一次浩劫，散落在民間的古籍破壞殆盡；而項羽入關，火燒秦宮，又將中國惟一的一套最完整最豐富的內府典籍化為灰燼，遭到徹底毀滅，造成中國文化史上一次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秦代制度很嚴，典籍的保管各有專職。史官保管列國史籍，博士保管《詩》《書》及百家語，丞相府收藏的是律令，御史府收藏的是天下郡縣圖籍，所以，當「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俱得秦圖書也」。顯而易見，蕭何在戎馬倥傯之間，只能去收拾一些各處的輿地圖和重要的官文書，因為這些資料對他來講是頗有實用價值的，至於用成百上千輛大車去搬運內府書籍，這在鴻門宴前夕那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下，是不可想像的。從漢朝初年並不重視文化建設來看，蕭相國也不是很關心文史典籍的人。自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年）下達焚書令，到漢元年（西元前206年）破咸陽，項羽縱火阿房宮，前後不過七年，內外典籍蕩然無存，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奇禍。
西漢初年，因開獻書之路，大收篇籍，古文經（秦以前用六國文字寫成的儒家經典）陸續發現。景帝時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優惠購求圖書，所得與漢廷相等，都是先秦墳典。他並且在自己的屬國設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古文經學由此開始傳習。到漢武帝時，經濟發展，國力鼎盛，但書缺簡脫仍然嚴重。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武帝末年，魯恭王為擴充宮室，拆除孔子故宅，得「壁中書」凡數十篇，都是古文經書。天漢年間，孔安國獻給漢廷。由此可見，漢初百年間大量古文經籍為官方所搜羅，藏在祕府，隱而未發，只有史官可以參閱。當時漢廷內外、朝野上下今文經學盛行。孔安國家有古文《尚書》，他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但因巫蠱案，其學寢廢，所以古文經學只在民間私相傳授，慘澹經營。
八、壁中書與汲塚書
其實，戰國時代的簡冊典籍，早在漢代和晉代，就有過兩次極為重要的發現，遺憾的是，由於後世戰亂，原件全都失傳了。1925年7月，王國維在清華大學作過一次著名的講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他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塚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載《靜安文集續編》）王國維所說的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的前兩項，即漢代和晉代發現的戰國時代的簡冊典籍。
孔子壁中書，亦稱「壁經」，相傳於漢代出自孔子宅壁中的竹簡古文經傳。事見《史記》《漢書》等書。《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委得其書（指《尚書》），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中華書局標點本）這些書籍應該是在秦代焚書時藏匿壁中的，其內容以《尚書》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沒有的，由於係以戰國古文書寫，稱為《古文尚書》。《古文尚書》和當時出現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樣，長期未能列於學官，沒有取得官方認可的地位。西漢晚年，劉歆為此移書責讓太常博士，開啟了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成為學術史上的大事。有關今古文，特別是今古文《尚書》的討論爭辯，一直延續下來，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束，孔子壁中書發現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東漢許慎作《說文解字》時所收的「古文」，大多來自壁中書。
汲塚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戰國時代簡牘資料。西晉咸寧五年（279），在汲縣（現名衛輝市）一個名叫不準的人盜掘了一座戰國晚期的魏王墓，獲得寫在竹簡上的各種書籍數十車。這些簡書被後人稱為「汲塚書」或「汲塚竹書」。由於盜墓人曾燃燒竹簡用以照明取寶，不少竹書被燒毀，還有許多被拆散折斷，使所書古籍遭到嚴重破壞。太康初，汲塚竹書為官府收得，晉武帝令祕書監負責整理，「校綴次第，尋考指歸」，並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把竹簡上的「科斗文」（即「古文」──戰國時三晉使用的文字）過錄轉寫下來。經過苟勗、束皙、衛恒、王庭堅、和嶠、王接等學者的整理和考證研究，得到古書凡75篇。據《晉書•束皙傳》記載，計有：《紀年》13篇。大約為魏國的史書，上記三皇五帝及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等三代史事，下記晉史，用晉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紀年，直至魏「今王二十年」。大略與《春秋》相應，但也有不少史事與《春秋》所記不同。汲塚竹書在南北朝時即逐漸散失。流傳下來的只有一部《穆天子傳》。
汲塚書發現的意義重大。王國維前述講演說:「惟晉時汲塚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即杜預）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實際上《竹書紀年》的影響遠不止此，當代學者錢穆、楊寬等人都是利用《竹書紀年》來校正《史記•六國年表》的，這是王國維所未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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