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土猪拱城里的白菜，谁之过？》里写过：教育应该是唤醒，唤醒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教育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对人生无限可能的向往；教育是获得一种力量，悲悯与同情，理性而平和。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有另外的一种定义。有本权威著作《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该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对于教育的看法，这种看法也是教育经济学最主流的观点：教育的经济价值是这样体现的：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对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这一命题的含义是：人们拥有的经济能力绝大部分并不是与生俱来，也并不是进入校门之时就已经具备；换言之，后天获得的这方面能力非同小可。其能量之大，可在根本上改变通常的储蓄与资本形成的现行标准。它们亦改变了工资结构以及劳动与财产收入的相对数额。人们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工资结构变化和个人收入变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困惑，经过引进人力资本概念后，便可迎刃而解。主流经济学对教育的定义很清楚，简单粗暴的说，把一个人变的更值钱，能够找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文科生可选专业范围窄，只能选择经管、文、史、哲、法、教育学，除了极个别的医学类专业，绝大多数的理工农医不能选。而理科生却可以选择大多数的文科专业。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文科生的就业也不如理科生。据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大类就是哲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先说说历史和哲学。
我发现大多数的国人都喜欢历史，比如看历史小说和电视连续剧。
但恰恰，这些都不是历史。
顶多算是历史八卦，甚至历史神话，和历史八竿子都打不着。
前不久，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9岁。这位老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最先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后来弃理从文，选择学历史。西南联大只存在了8年，但其高度至今无学校可以超越，因为她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和174位两院院士。如果何老先生不换专业，他大概率会成为一位院士，在基建狂魔的时代，成为中流砥柱。
历史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好比千依百顺的女人，谁有权就可以随便蹂躏。何老先生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最黄金的时代，碰巧就遇到了WG，大多数时间都搞运动和劳动去了，仅有的时间搞研究，才发现，大多数的观点既不能表述，更不能书写。现在亦如此，公号发篇历史文章，动辄就说你“篡改，扭曲”历史，或者叫历史虚无主义。何老先生专攻领域是思想史，那基本上就只能彻底闭嘴。所以他人生中的主要精力就只好翻译国外思想家的作品，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就出自他的手笔。即便如此，因为翻译西方作品，他依旧被打成了“现行反GM”，后侥幸捡回了条命。当然，他也有选择，那就是丢掉人性良知，沦为走狗，像二月河那样，将一个饥饿的时代，黑暗制砖的时代，歌颂为康乾盛世。我有位同学是D史博士，一搞研究才发现，处处是坑，要么说假话，要么闭嘴。最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冷门与郑智无关的小领域搞研究，反正吃皇粮，发不了财也饿不死，至今依旧单身。我问他研究的东西有价值吗？他回答说有狗shi价值，混口饭而已。当然，如果当老师照本宣科也没问题，但如果想说几句真话，被开除，全网风沙的袁某就是前车之鉴。现在我国只有一个哲学，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简称马哲。所以我建议最好不要去专门学历史、哲学，年轻学生长期处于压抑中，既不能写又不能说，对健康不利。喜欢史哲，当作爱好就行了。学法律的毕业生，据说，不是在考公务员，就是在考的路上。法学生就业率很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想考进公检法，但僧多粥少，大多数都进不了。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2018年本科离校未就业学生433人，有138人准备考公务员；94名离校未就业硕士中，有50人准备公务员考试。法学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考证当律师。从律师事务所的小助理做起，开始慢慢混江湖。有些后来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些成了企业的法务专员。这个时候，你的学历和专业能力毫无用处，能不能出头，就看你能不能玩转社会上的那套潜规则。未来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法治国家，一切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都必须在法律之下，没有谁可以拥有法外特权。而且，未来的中国，基层和中上层的执政者，应该大多数都是精通法律的法学毕业生。律师也会成为高收入者，并且能够随时跨入政界。总之一句话，学法学前途是光明的，就看你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为防走散，关注微博@我是难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