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童蒙文化研究》第四卷（2019年），人民出版社，第28-48页。
作者简介：高启安，兰州文理学院教授、历史文献学博士，从事敦煌学及饮食文化研究。
摘 要：莫高窟中唐第468窟、晚唐12窟、第156窟中，共有4幅敦煌地区学生拜谒先生、先生授课场景图，其中156窟的两幅图题记有“长者子初开童子时”和“长者子教学时”，透露了敦煌当时童子开蒙仪式、讲课环境和授课方式。这些画面显示，当时敦煌学校的基本构造是独立的院落中，至少有一庑殿，是先生授课时所在空间；西厢房（庑廊）是生徒学习的空间，生徒在先生的视线内，以便监督；东厢房是安置孔子和颜子塑像的空间；生徒所在厢房（庑廊）有台类建筑高于地面，方便生徒学习；生徒前，似有“几”的家具，为其阅读书写提供方便。
这样的授课方式，除对汉代以来的授课方式有继承外，还可能受到了寺院僧人学习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敦煌学校；建筑样式；课业方式
中古时期，在科举制度日渐完善和价值取向的指引下，汉文化圈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有关研究已经不少。但关于生徒授业具体方式怎样？学馆构造如何？虽难以论述却又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小问题。
难以论述，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形象资料。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却保存有数幅关于生徒授业场所、先生（老师）授课方式的图像。虽不多，却是珍贵的形象资料，差可帮助我们探讨那个时期的学馆构造格局和先生课业方式。
1986年，著名敦煌学家李正宇先生发表了《唐宋时期的敦煌学校》一文，①将敦煌地区设立学校的历史推到了西汉时期。至西凉时期，李暠在敦煌“兴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至唐代，武德七年（624年）二月，诏“州县及乡皆置学”。②李先生认为，唐代敦煌学校的历史从此起。的确斯言。李先生还进一步解释了敦煌从唐武德二年（619）到唐建中二年（781年）间，曾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五类。
同年，台湾学者高明士先生在《汉学研究》上发表了《唐代敦煌的教育》一文,③从官学（州学、医学、县学、庙学、检校国子祭酒、太学博士、州学博士、州学生、县学生、伎术院、乡镇学、社学、坊巷学、私学（家学、义学、寺学）、教材与学习过程、教育思想、结论5个方面概述了唐代敦煌教育的状况。
2007年，台湾著名学者郑阿财、朱凤玉二先生著作《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一书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④该书系统论述了敦煌的官学、寺学教育以及各类教材。难能可贵地专列《教育实施的现场重现》和《学郎生活的真情指数》两章，展示了学郎的体罚与写真、学生的作业和批改、学生的模拟与考试以及学郎的学习生活点滴，关于先生批改作业、学郎在学习过程中抒发情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敦煌教育史资料。
诚如李先生所言，从西汉开始，迁徙至敦煌乃至河西其他地区的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大族豪姓，沿袭家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因迁徙而放松对子弟的教育，从东汉到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以蕞尔僻壤弹丸之地，却涌现出了一批全国一流的经学家（张奂、宋繇、宋纤、郭瑀、刘昞）、书法家（张芝、索靖）、军事家（张奂）、教育家（郭瑀、宋纤、刘昞、索敞等）、谶纬学家（索袭、索紞、索靖等）、历史学家（阚骃、刘昞）等……可谓人才荟萃，星光灿烂。而这一切，除了敦煌所处东西交通要道，人们的思想意识比较解放、知识流通较为便利，信息交流较为便捷和比之于内地战乱频仍相对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家族雄厚的经济势力等条件外，基础教育的风气浓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早在十六国时期，河西一带就有浓厚的重视教育的风气，私学尤其盛行。
一、早期敦煌籍学者授业场所及其方式
目前，我们所见最早的生徒授业形象资料，出自东汉时期四川的画像砖。
图1 讲经图⑤
图2 生徒拜谒⑥
图3 痒序接童⑦
其中图2，从其场景和其他器物图像分析，应该也是生徒拜师。冯培红先生在其《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早期石窟的功能谈起》一文中谈到了十六国时期敦煌籍学者收徒讲学在石窟的事实。⑧认为五凉前期河西已有开凿石窟之举，且为儒学学者所居。河西石窟不全是宣扬佛教和给僧俗信众提供礼拜的空间场所，也是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时期硕学大儒收徒讲学的场所。在石窟内授课为我们探讨早期的师徒授课方式提供了一个线索。如当时敦煌籍著名文人郭瑀授课的地点就在“临松薤谷”，即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寺石窟内。郭瑀弟子前后500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以情理度之，即便平时面对面授课者十分之一，也应有数十人。虽无法判断究竟在哪个窟授课？但能容纳如许人同时听讲的石窟，应该不小。虽然，我们不能就此结论中古时期在石窟内授课方式来源于佛教石窟（如此，则如冯培红先生所言，佛教石窟至少在河西还有硕学大儒用来讲课授经场所的功能。），但郭瑀在此“凿石窟而居”说明其在石窟内居住、授课应该也受到了佛教石窟宣扬佛教、教化信众功能的影响。这样，就为我们探讨早期敦煌授课场景及方式提供了一个思路：或者当时敦煌人的课业方式与佛教 “说法图”大致相似。佛教说法图的空间构图方式大多数是佛在画面中心的高台上说法，做着手势，而听法者或跪、或立、或坐在建筑空间的两序专心听讲。如图4-图8：因此，以之为据，猜度当时敦煌的师徒课业空间位置及方式应该不致有大错。这就是，师一般处在中心位置，或坐在讲台（高台）之上，或跪在几案之后；而生徒或立、或跪、或坐在两序听讲，或解答提问，或认真读书。现在不明白的是，佛教的这种讲经说法形式（说法图）究竟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的影响，还是壁画当中的讲经说法形式影响到了当时敦煌乃至河西走廊的师徒授课方式？图4 说法图⑨
图5 说法图⑩
图6 说法图⑪
图7 说法图⑫
图8 说法图⑬
“薤谷石室，在县城西南一百一十里临松山下，今为马蹄寺佛龛……晋明贤郭瑀开辟隐居教学处。”⑭“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昞。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⑮郭瑀 “别设一席于坐前”者，是授课学生应在两序，或坐，或立；而在自己坐前又设一席，如同图4、图5跪在佛前的信众一般。这很可能也是生徒回答先生提问或向先生请教时的位置和方式。虽然我们无法知晓当时郭瑀授课的洞窟究竟是哪个？但以郭瑀徒众甚多度之，马蹄寺某个早期开凿的洞窟应该就充当了郭瑀的授课教室。无独有偶，敦煌人宋纤也在酒泉南山收徒授课。而我们知道，所谓“酒泉南山”者，即今肃南县文殊山，上有文殊山石窟。“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远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颙、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像于阁上，出入视之，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濑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⑯《晋书》言宋纤所处为“高楼重阁”，想来应该是窟前木构建筑，⑰但学生课业场所，应当也与石窟相关。可见，当时的私塾，多招徒在石窟内授业，这是当时私学的一个传统。刘昞也曾在酒泉招收弟子500余人授业。虽然不知刘昞授业是否也在文殊山上。二、唐代敦煌学院的建筑形式
有唐一代到五代至宋，按照上揭李正宇先生、高明士先生以及郑阿财、朱凤玉诸先生明示，则敦煌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还有画院（伎术院）。郑、朱二先生并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官学设置记载⑱：
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 ( 塑 ) 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 ( 塑 ) 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⑲
“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 ( 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 ) 堂，堂内有素 ( 塑 ) 先圣及先师 ( 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 ”⑳
“囗〔施〕主沙州土（工）匠都勾当画院使归义军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竺保一心供养。”同壁男供养人像第四身题记为：
“节度押衙知画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武保琳一心供养。”㉑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当时的敦煌，设有不少教育机构，因此，敦煌壁画中所保存的课业场面应该是以现实为依据而绘。谭蝉雪先生在其《敦煌石窟全集·民俗画卷》图册中，引用了两幅图像，标为“学堂”。图9 学堂㉒
“学堂自成一座院落，一间单檐庑殿建筑是正房，供老师所用。房前坐者是老师，侧坐者是维摩诘居士，一仆人正恭敬地上茶侍候。两侧厢房里学郎正在读书。”（同上）图九图像内容是以当时先生授课的场景来表现维摩诘经变善权方便的说法图。“一博士端坐屋内，院里助教正在对一名学郎进行体罚，厢房中的学郎愤愤不平地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助教右手执鞭，强令学郎赤脚，卷起袖子、裤腿，狠狠地抽打他，学郎痛得侧过身来面向着助教，脸上显得既痛苦又无奈。”㉓图10 学堂㉔
这是两幅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敦煌地区教育建筑和课业场景、课业方式的图画，显然，并非画家随心所欲，乃是当时敦煌教育场景的写实性作品，是我们可一睹那个时期教学场面的非常难得的形象资料。莫高窟第12窟，是晚唐时期的洞窟，这幅图在主室东壁，内容为维摩诘经变的“善权方便说法”。作者以现实中的师徒课业方式为蓝本，来表达维摩诘说法，说明寺学中高僧解经与其他教育课业形式没有多少不同。从图中看，正如谭蝉雪先生所言，在一个独立的有大门、有一座单檐庑殿建筑、两边有厢房（只能看见一边，根据当时的建筑样式，应该在两边均有）的空间内。一边有生徒坐在类似 “炕”的建筑物上；一边画面省略，很可能表示为塑有孔子等先师尊像的空间。师着圆领襕袍，头戴软脚幞头帽，高坐在主室门前，左手握卷，右手持笔作批改状，旁边是维摩诘，有一向师弓腰进茶者，谭先生谓之“仆人”，但从其衣着与下图手持竹板或木棍抽打学生屁股者相同看，应该是学校的助教、典学或庙干。“助教掌佐博士，分经以教授焉；典学掌抄录课业；庙干掌洒扫学庙。”㉕阴兴、索敞就曾给刘昞做过助教。㉖画面中显示是在学堂，正堂坐者应该为郡、州或县学的博士，因此，为其执礼者应该为以上三人中的某位。
“太学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之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之业，每经各百人。其束修之礼，督课，试举，如国子博士之法。助教已下并掌同国子。”㉗
这样的建筑格局，很可能是当时敦煌学校的一个剪影。尽管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格局究竟是州学还是县学？如同无法判定坐在正堂门前的师是哪一级的“博士”一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敦煌当时的学校为一独立的院落，院子当中单檐庑殿建筑处于整个建筑中心，两序建有厢房，师处于庑殿中，生在厢房内学习（似在类似 “炕”的建筑物上盘坐，高于地平面），而助教等负责监督、考核学生的课业，并负责对完不成课业或犯规学生的科罚。图10是中唐莫高窟第468窟北壁“药师经变”内容（五代重绘）的“十二大愿”之一，其建筑样式和图9相似，只是师（谭蝉雪先生称为“博士”）所戴帽未画完整（软脚幞头？），不明所以，身着黑色通肩圆领襕袍，左右手所执物不清楚，盘坐在庑殿内。而庑殿前，一生徒自己将交领袍服提起，战战兢兢地注视着身旁一坐在束腰座上的男子，两腿稍弯曲，怯疼地准备接受惩罚。那男子着红色的襕袍，左手握拳，双眼圆睁，右手持一木棍或竹板，正在高高扬起，表示要惩罚生徒（从该生提袍动作臆度，应该就是打屁股）。在学堂的厢房内，有三名生徒中，两位虽然书放在膝盖上，但却偷眼觑着生徒挨打的场面。其中最右边的生徒手持书卷，双手合拢作作揖状表达怜悯。显然，这是一幅学堂内惩罚生徒的画面，惩罚者应该就是助教。这是一幅生动的7世纪敦煌官学教育的一个场景。如果从画家以典型场景来表现某件事的特点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在中国，对生的体罚产生并持续的时间很可能非常长。画家正是以之为典型画面来表达那个时期的课业状况。其实，这样的建筑空间和课业场景，在其他一些画面中亦可看得到。如图11：图11 长者大宅庭院建筑图㉘
这幅图虽然表现的是“长者大宅的庭院建筑”，㉙但从主室一人在有壸门的榻上正襟盘坐，厢房内维摩诘正对着三个生徒一样的信众讲经说法的画面看，无疑与前两幅画面一样，其实也表现的如同课业场景一般。其中院内一干人众列队东向抱拳礼拜，是否为画家表现向孔子和颜子行礼或祭拜仪式呢？著名的莫高窟第156窟当中，有一幅 “长者子”受教育的画面，其建筑样式同于以上图9-图11，其中还特意突出了“长者子”学习的两个不同阶段。其中也有数人东向抱拳礼拜的场面，有一人甚至跪着，或者也是表达对孔子、颜子的祭拜或行礼的旨意。图12 长者初开童子图与长者子教学图㉚
莫高窟第156窟的这幅“法华经变·方便品局部”中的“长者子初开童子时”和“长者子教学时”画面显示，童子初蒙时，先生（或助教）在学堂门口跪坐在有壸门的木榻上，接受弟子的礼拜，四个弟子双手抱拳向先生行礼，榻上可能还放置有弟子所交的学费——束脩。而在学院内，先生正襟盘坐于庑殿的席上，左边厢房（西厢房。庑廊？）上，三个生徒或盘坐、或跪坐，正在学习，其中两人前似置有“几”一类的家具；院内有数人着不同颜色服装，其中两人作拜谒状。由以上所揭示可知，当时敦煌学校的基本构造是独立的院落中，至少有一庑殿，是先生授课时所在空间；西厢房（庑廊？）是生徒学习的空间，生徒在先生的视线内，以便监督；东厢房是安置孔子和颜子塑像的空间；生徒所在厢房（庑廊）有台类建筑高于地面，方便生徒学习；生徒前，似有“几”的家具，为其阅读书写提供方便。关于生徒所在空间，谭蝉雪先生谓之“厢房”。但根据宋代一则材料，生徒所在学习空间，或应该称之为“庑廊”。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宋高宗前往国子监视察听讲，听讲座时，学生所在位置就在“庑”：“乃命三公、宰辅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讲书及执经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于御坐左右。学生北面再拜，分立两庑北上。内侍进书案牙签，以经授执经官，赐三公、宰辅以下坐。讲毕，群臣皆起，降阶，东西相向立。执经官降，讲官进前致词，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赐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于位后。学生北面再拜，分两庑立，上下就坐。赐茶毕，三公以下降阶，学生自两庑降阶，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坐还次，乘辇还宫。时命礼部侍郎秦熺执经、司业高闳讲《易》之《泰》，遂幸养正、持志二斋，赐闳三品服，学官迁秩，诸生授官免举，赐帛有差。”㉛ “庑”应即庑廊。《说文解字》：庑，堂下周屋。之所以应是“庑廊”，是生徒在学习时，要在先生视线之内，受其监督。正如高明士先生所言，“在敦煌的私学中，最受注（瞩）目的还是寺学。”㉜敦煌文献中与教育相关的资料也以寺学为多。以上所述，从画面上看，应该是官学的表达，而私学的授课环境肯定不是整齐划一。如高明士先生所引S.5448《敦煌录一卷》：“郡城东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憖遗，民受其赐。”㉝说明敦煌著名文人张球晚年在此收徒授业。其中透露的场所是在一所大的寺院内，有一个小堡，堡内有“廊殿”。《玉篇》：廊，庑下也。《广韵》：殿下外屋也。这也使人怀疑图9、图10中生徒习业场所为“廊”而非厢房。从敦煌文献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中唐以后，敦煌寺学发达，寺学内不仅有内典教学，更有外典教学。许多我们熟知的当时的敦煌名人都曾在寺学学习，比如张议潮。其授课场所和方式应该与官学有一定的区别。这就不得不回顾早期郭瑀、宋纤、刘昞等人的教学场所和课业方式：按高明士先生的说法，寺学内授课者多为高僧，则寺学的外典教学方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内典教学的影响。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高僧讲经说法图：高僧高高在上，趺坐在一种木构的坐具之上，高谈阔论，僧徒在坐具之下认真听讲。其中的高坐具称为“高座”；登高座说法又称作升座。在史料中多载。“元氏甚聪悟，常升髙座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帏以听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㉞“子达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敎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令达拏升高座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喜，擢奏为司徒中郎。”㉟“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㊱“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髙座讲之，及奴虏冦逼京畿，方罢讲。”㊲“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以旃檀为二髙座，赐安国寺僧彻，逢八饭万僧。蔚上疏谏曰……”㊴“赐物有差，皆赐紫袈裟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㊵“鱼朝恩执易升高座，讲‘鼎覆餗’以讥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㊶“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座，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㊷“《本际经》曰：元始上尊在长乐舍宝髙座，虽有座形，不障于物，人所往来亦无隔碍，复有小琉璃座，行列两边，悉髙五尺。”㊸“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即召觉，令对御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髙座！帝为降辇，令有司张帟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帝甚悦，特赐帛百疋。”㊹
这是一条有趣的资料。宋太宗的视察国子监后，出西门，看到有一人在讲座，是学官李觉方。遂命令对他讲。李觉方面对皇辇，不敢升座，太宗只好命令给他单另设座。说明当时官学讲座时，也要升座。“升座”不单是为了尊师，主要是利用讲座者和听讲者的空间落差，使生徒都能看得见讲座者，达到更好的听讲效果。此次场景，应该是太宗下辇坐某种坐具，给李觉设了一个专门的座，群臣则列坐在讲座者左右下手，这当然是个特例。“何敢辄升髙座”一句，说明平时李觉讲座时，都在高座上，正和敦煌壁画中的高僧讲经说法场景相似。也说明，不惟寺学，官学授课讲座时，也有升高座的现象。而壁画中高僧大德在高座上讲经说法和硕学大儒在高座上讲学的画面更是不少。图13 高僧升座讲经图㊺
图14 高僧升座讲经图㊻
图15 维摩诘升高座说法图㊼
图16 高僧升座讲说《金刚经》图㊽
“仿自释尊成道时所坐之金刚宝座，而于说法、讲经、说戒、修法时，设置一个较通常席位为高之床座。其形状依律之规定，大小各异。大多为一、二公尺平方，三十至五十公分高。我国讲经法师，依古式，必登高座讲经或说法，称开大座。（善见律毗婆沙卷一、类聚名物考卷二十七）”㊾
从以上所引文献可知，升座讲座，不限于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其他道教、儒学者，均用这种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和为弟子讲学。因此，莫高窟壁画中，升高座讲学者，也可能有那些非佛教高僧大德，如州学博士、县学博士，甚至就可能是那些私学的先生。如莫高窟156窟的一幅画面：图17 常不菩萨问法和常不菩萨说法图㊿
这也是一幅有趣的画面，虽然所反映的是常不轻菩萨说法和问法，其实应当是以当时先生讲座和提问的场景作为蓝本所绘，差可反映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当然，先生讲座，应不限于“高座”一种，“高座”应该是一种正式、隆重的讲课方式，也是讨论辩难的方式之一，其他的讲座方式应该更多。（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图像采集时得到了王惠民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来源：北朝考古
编辑：周 榜 审核：康晋昕 监制：王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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