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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上）
——数字时代对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的超-解读
文 / 蓝江
原文刊于《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
1990 年，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之间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访谈。这次访谈发生在德勒兹的亲密战友菲利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去世之后，也是德勒兹对自己一生思想进行梳理的关键性时刻。这次访谈后来被发表在《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杂志的1990 年的春季号上，访谈的标题叫作《控制与生成》。在奈格里和德勒兹的这篇访谈中，一方面是德勒兹厘清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例如德勒兹十分坚定地认为：“我相信菲利斯·加塔利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们两人方式不同，但我们俩都是。我不相信那种不去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政治哲学。我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恰恰在于，他对作为内在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停地超越其界限，并在更大范围内找到新界限，因为这个界限就是大写资本本身。”这段话的关键并不在于德勒兹宣布他和加塔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于他们所关注的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马克思，而不是抽离于现实的资本主义而空谈政治哲学的马克思。那么，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当下的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德勒兹迅速表达了对福柯研究的肯定，尤其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的研究，他认为，福柯成功地将19 世纪到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一个规训社会，这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不过，就在奈格里的追问下，德勒兹话锋一转，他谈道，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了，而是“我们肯定进入到一个控制社会，它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由此可见，德勒兹真正的想法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以区别于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这个概念就是控制社会：“对于规训社会，与之对应的是高能效的机器，而对于控制社会，与之对应的是控制论和电脑。”德勒兹认为，这是一种即将来临的“信息传播的普遍性”，而福柯并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来临。显然，德勒兹有一种雄心来专门撰写和分析作为控制社会的信息传播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只是在1990 年5月号《另类期刊》（L'Autre journal）杂志上以《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为题发表了一篇短篇的概述，而在此后，他没有再去讨论控制社会的主题。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德勒兹没有深入分析和讨论控制社会问题，就忽略这篇只有寥寥数千字的文本。试想一下，这篇撰写于1990 年的文本，实际上出现在数字社会诞生之前，甚至出现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著名的“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前，在当时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我们今天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控制的技术。但是，德勒兹用自己的独特视角看到了二三十年之后的社会样貌和控制技术对生命的侵入和管控的现实，我们为此不得不折服于德勒兹敏锐的眼光，因为，在没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 的时代，能够精准地预测到今天的社会样态，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头重新阅读这篇不朽的文本。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德勒兹在这篇《控制社会后记》中，只是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开启了一扇窗，他看到了巨大的数据库对我们的控制权力的增强，以及在控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显著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何种演变，我们则不能期望从德勒兹那里获得更多。相应地，这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主题，需要我们自己在结合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文本来进行深入的思考。所以，这就必须要引入超-解读（hyper-reading）的概念。超-解读并非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因为解构意味着彻底地摧毁之前的结构。然而，我们面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文本，实际上都不存在摧毁其原先的结构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超-解读，是因为福柯和德勒兹并未真正经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他们的文本并没有给出对今天我们在数字时代的处境解读，尤其是对控制社会和算法社会的理解。这就需要今天的读者从他们的文本出发，去演绎出属于数字时代的批判逻辑。这正是德里达的学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所主张的超-批判的含义：“ 这种超批判涉及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新解释，其出发点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所称的先验想象力来连接理解和直觉的图式论，是不同阶段的外显化的结果。”所以，超-解读的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阶段上让福柯和德勒兹以文本之外的方式复活，而不是固守所谓的文本。简言之，超-解读在于让作者将文本中未能言明的逻辑与当下的阶段重新结合，缔造出一个新的理论装置，这个理论装置一旦掌握了时代，便成为时代之中最具有批判性的力量。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主要对话对象就是福柯，在那个时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均已经出版，显然，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学的判断，主要立足于福柯的这两个文本。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最典型的其实并不是这两个文本，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法兰西学院1976—1978年的授课讲座中，后来分别以《必须保卫社会》（1997年）、《安全、领域与人口》（2004年）以及《生命政治的诞生》（2004年）为名出版。可惜的是，德勒兹在1996年就离我们远去，他并没有能等到这三个文本的法文版出版。由于德勒兹没有看到福柯在这三个学年里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的文本，所以，他并没有读到福柯对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主权社会和规训社会的区分的修正。这个修正就是，在福柯看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后，他提出在规训社会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的机制，即安全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统治的社会，当然就是安全社会。在后世的许多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直接将福柯的安全社会等同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显然，这种直接等同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一方面，福柯对于主权社会、规训社会和安全社会的划分的基准，与德勒兹思考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的标准完全不同，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福柯的安全社会不是面对“信息传播的普遍性”而提出的，而更像是一种面对“风险”的防御和治理，从总体上，让社会保持一种安全状态，这种安全状态是从国家治理层面上的管控，不同于德勒兹从下而上的思路，即将数据库和治理工具视为对所有的生命的控制和调制。由于德勒兹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并没有讨论福柯的安全社会，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在这里详细比较福柯的安全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而是回到德勒兹自己的思路，从他的文本开始理解他对福柯的主权社会和规训社会的评价。因此，我们根据德勒兹的文本，可以将德勒兹对福柯的评价以及德勒兹对控制社会的建构，从四个不同的向度来分析，也正是在这四个向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德勒兹解读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治理的思维线索，以及其对应的关联。这四个向度分别为：在《控制社会后记》一开始，德勒兹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福柯认为规训社会出现在18—19 世纪，并在20世纪达到巅峰。它开始形成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从这句表述，我们便可以理解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概念的一种挪用。在福柯那里，无论是主权的惩罚，还是现代社会的规训，体现的实际上是微观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了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福柯说得很清楚，这种权力可以是统治的权力，可以是话语的权力，甚至可以是一个眼神凝视的权力，当我们在大街上行走时，一个用目光盯住我们看的路人也能呈现出某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正是在这种规范性的凝视权力下，每一个人都如同全景敞视监狱里的囚徒一样，始终保持着规范的行为，接受看不见的看守目光的侵凌。也正由于我们身上处于目光之外的自由身体的丧失，导致了我们在目光和话语权力之下的规训身体的诞生。由此可见，福柯的命题实际上是权力性的，它来自不可见的全景敞视的光芒，在透明的穹顶下面，每一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一种规范的良善行为。但是，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转译，即将福柯的权力关系问题转化为他更熟悉的空间拓扑学问题。德勒兹首先看到的是，规训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空间”。德勒兹之所以有这种联想，当然与他和加塔利的逃逸和游牧思想有关。他与加塔利设想了一种“无器官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一种在空间拓扑学上的逃逸的身体，即“无器官的身体使得强度得以通过，它产生出强度并将它们分布在一个本身就是强度性的、非广延性的空间（spatium）之中。它既非空间，也不在空间之中，它是某种程度上占据着空间的物质”。这样，在德勒兹看来，福柯的规训社会的权力恰恰体现在将身体或生命封闭在一个广延性的质性空间中，从而束缚了生命的自我生成，扼杀了生命的活力和强度。所以，德勒兹首先将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看成了一个空间向度，即权力关系通过空间来实现对生命的管控和调节。与现代启蒙精神的主体不同，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他们对于主体关注，实际上都起源于空间向度的结果。即在规训社会中，所有的生命体在具体的空间向度中被规范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从而参与到现代规范性的社会政治空间当中，人们可以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的公共空间中的个体那样，可以用理性的、可预期的、语用学的方式来对谈，事实上就是空间上的规训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德勒兹之所以藐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原因，因为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福柯的规训社会的结果，不是因为人的启蒙产生了现代公民社会。在福柯那里，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从主权社会过渡到规训社会，君主的直接的暴力权力不再起作用，这样，现代规训社会直接将人们生产成为规范的人，从而可以用通用的语言、话语、理性、交往来讨论问题，继而在规范的话语行为上达成所谓的政治哲学式的共识。这种共识无非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骗局，他们用一个本身的结果倒推出他们所需要的前提，这样，福柯的规训社会恰恰指出了其中的奥秘，即规训产生了现代主体，而现代主体是整个近代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不过，德勒兹在简单介绍了福柯的结论之后，他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即对于即将到来的控制社会来说，其中的主体上会否与规训社会一致，在数据库和信息传播技术的作用下，我们是否还是近代启蒙以来的那个主体？因此，主体向度成了比较福柯的规训社会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第二个向度。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治理？在福柯和德勒兹看来，两种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正如福柯察觉到在规训社会下，规训“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态、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德勒兹对此的解读是，通过规训技术，所有的这类规训和规范的法官，让所有的个体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类似于监狱的单人牢房。这样的空间塑造了一种有着共同行为和语言原则的个体的集合，从而让绝大多数个体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之下，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掌控。控制社会则没有这样的禁闭空间，整个社会不是基于规范和规训，而是基于传播的信息和巨大的数据库而实现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再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而只是通过有效的监控和调节，来保持控制社会的整体稳定。这是一种控制技术的变革，也是治理技术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更加自由，更富有人性，恰恰相反，由于数据库和监控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体内部，并将所有人还原为一系列的定位和数据，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控制。这就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治理技术的维度，它是确保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良序运行的技术保障。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向度。即通过规训或控制，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在福柯看来，规训社会出现于18-19 世纪，即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对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在古典思想中，乌托邦更确切地起着一种起源的梦想的作用：这是因为世界的清新必须确保一张图表的展开，每一个事物都将在这张图表中各就其位，具有其邻近关系，特有的差异，直接的等值”。而德勒兹所谈论的控制社会，正如他所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 在开放环境中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美妙而亲切的回忆”。换言之，福柯笔下的那些规范和规训，在控制社会下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象，而这种新生的信息与数字控制技术生产的不再是封闭的空间领域，而是即便开放所有领域，作为生命的主体也无法突破真正的界限，甚至他们看不到任何抵抗的界限，因为权力已经弥散在主体内部，生命本身就是这种控制的产物。一种赛博朋克式的未来似乎正透过德勒兹的文字向我们呈现出来。对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的福柯来说，他首要关注的主题是从传统的主权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看到了君主虽然具有至高的权威，但这种权威只能在君主权力面对威胁时才会发生效用，这就是后来福柯所说的“ 使人死”（faire mort）的权力。在严格意义上，只要普通百姓没有构成对君主权威和权力的足够挑战，则权力无法真正干预到一般人身上，而一般人仍保持着一种非法活动的状态。用福柯本人的话来说：“在旧制度下，非法活动根深蒂固，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具有了自己的系统性和结构。”福柯试图向我们表明，在现代社会之前的治理技术是十分低下的，因为尽管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国王和执政者具有了无上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一种被封锁在高墙之内的权威，国王治理的法令并不能有效地穿透皇宫大院的高墙，直接抵达每一个民众身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保持了相对于法律的非法性，而国王的法律只能在特定的情形下（即处死的情形）才能发挥其相对的效力。这种“让人死”的权力，实际上借助的是恐怖的暴力，让所有治下的百姓和子民感到畏惧，从而达到统治者和当权者所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福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主权社会虽然具有最恐怖的权力实施手段，但是其治理并不够有效，因为这种“让人死”的权力虽然足以达到治理的目的，但是也产生了恐惧效应。所以，需要将国王的权力与日常生活的百姓隔开，而百姓并非历史史籍中描绘的良善的百姓，他们总是具有非法和不规范的行为，总是在法律和非法的间隙中游走，这样的社会最终会让位于更具有秩序的治理类型。而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惩罚的社会”的诞生。在1972—1973 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福柯以“惩罚的社会”为题讲授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在课程中，福柯指出：“监狱变成了普遍的惩罚形式，替代了酷刑。肉体上不再留下标记，而是需要被安排和矫正，时间被充分利用，力量被持续地投入到工作中。刑罚的监狱-形式对应着劳动的工资-形式。”福柯的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他对惩罚的社会的研究，或者说，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现代监狱诞生的研究，实质上的目的并不是研究近代以来的刑罚和监狱的历史，而是借此来影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即监狱构成了一个基本模型，而这种模型的目的已经与中世纪的牢狱有着霄壤之别。在中世纪和传统的主权社会中，监狱的设计主要是酷刑与惩罚，最极端的就是取人性命的死刑，这种牢狱的目的更多的是制造恐惧，从而在恐惧和酷刑的威胁之下来实施主权治理。而现代监狱的目的已经转向了对囚犯行为的矫正和规范，福柯说：“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为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不过，尽管福柯强调规训权力的主要空间在于监狱，但是，福柯已经将之与工厂的工资-形式关联起来。也就是说，福柯虽然主要讨论的规训空间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但真正的空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性运行的学校教育、工厂、医院等机构。这就不难理解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当德勒兹指向福柯规训社会的空间向度的时候，他谈到的并不是监狱，而是工厂，并引述了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的电影《欧洲51年》中女主角在看到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的状态时，她惊呼：“我想我看到了一些囚犯。”在这里，德勒兹在空间向度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演化，即他认为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空间划分成一个个封闭的亚空间，如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这些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封闭，例如在工厂里，工人不能随意走动，上班时间不能离开工厂；而在家庭里，家长常常做的也是以安全的名义将孩子禁闭在家里。在德勒兹那里，最典型的规训社会的生产空间就是工厂，德勒兹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工厂：工厂是一个保持内部力量平衡的机构，在尽可能给出最低工资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可能的生产。”工厂让每一个工人成了规范的独立的身体，这意味着在工厂里，除了巨大的机器之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工人。这些工人与前现代的传统百姓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经过规训的规范主体，而传统社会中的百姓，在权力光芒照耀的地方，他们会表现出温顺的一面，一旦权力之光离开了他们，他们会再一次恢复成非法的行为主体。但在监狱和工厂中不一样，由于全景敞视监狱的设计，已经没有不被权力的监控所覆盖的区域了，那么在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照耀下，所有的囚徒，所有的工人，包括学校里所有的学生，医院里的所有的病人，都必须将自己在封闭的空间里生产成为合乎规范的理性主体——即现代个体。所以，对于规训社会来说，主体向度面对的具有不可分的身体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被规训和理性制造成合乎规范的个体，因此，在整个监狱、学校、工厂、医院的治理中，他们都表现为有秩序而有效率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社会的“使人死”的权力，这是一种作用于我们生物性身体的权力，即“ 使人活”（faire vivre）。使人活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活下去，而是唯有在我们成为规训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个体。因此，一旦权力作用于我们的生物性身体，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学的诞生，换言之，一旦以规训的方式生产出规范的个体身体，这就是一种个体的生命政治学。那么，在技术向度上，规训社会使用的就是规训技术，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这就是规训。”规训的技术已经不同于惩罚的酷刑技术，后者在于用恐怖的手段实施恐吓，最终在恐惧的氛围下实现社会表面上的平稳，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生产出在身体上符合规范的个体。例如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传染病与细菌或病毒有关之后，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政府进行合作，促成法国公民卫生习惯的养成，这些习惯包括“ 不要随地吐痰，每周至少洗一次澡，保持睡眠环境的通风，经常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等等”。不过，我们不能将巴斯德派医生的行为理解为一次简单的卫生防疫行为，因为“这种现代主体既不是出自理性启蒙的内在力量的启迪，也不是源于功利算计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很简单的理由：规避微生物，不染疾病。对疾病的害怕和担忧成了规范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最原初的生存本能发挥了作用，如果希望在这个社会中更长久地活下去，就得保持卫生的环境，养成卫生的习惯，将自己生产为卫生的主体”。那么，对于福柯来说，规训社会实现的是一种安全有序的社会，这也是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试图达到的文明社会。福柯看到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任性是复杂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对象。”在个体被规训为规范的个体的同时，社会也实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效的治理，从那时起，个体被统计称为人口，而对人的治理不再是从具体的特殊个体层面来理解，治理变成了人口学和风险防范的问题。未来社会成了千篇一律的、没有本质差别的理性和规范的人组成的社会，所有的政策都能在统一的指令下实施，反抗变成了街头上的表演和形式。这是20 世纪末的景象，这既是个体的悲歌，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