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咏流传：刘禹锡《竹枝词》二首 | 道是无情却有情

文字由本人根据郦波老师讲座整理，转载请标明出处。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爱不关风与月。”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

上一讲我们讲了白居易的《浪淘沙》，讲了他以诗体为词所作的音乐创新。今天，我们同样来看一首更具有创新精神的一首千古情诗，那就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所作的《竹枝词》，词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真是一首绝妙的情词情歌，首句仿佛《诗经》，使用了起兴的传统手法。“杨柳青青江水平”是说杨柳青青青如水，江水平平平如镜。在这样清丽婉柔的春日里，江边的姑娘听到江上的情郎在船上的踏歌之声。接下来两句最为精彩，“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纯是生活的场景。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尤其暮春时节，或者是盛夏时节，真的会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但是这个精炼的生活场景的总结放在这首情词里头，显得太有韵味了。我们既可以把它理解成“闻郎江上”所唱的歌声，是小伙子在唱：“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江边的姑娘听了江上的情郎的歌声，心中宛转起伏，心潮难平，便有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感慨。

这里的“有晴”、“无晴”，当然不用解释，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听出，这不是晴朗的晴。这里的“有晴”、“无晴”，我相信不用解释，所有的人都能听得出来，这不指是晴朗的晴，而且是谐情感的情。少女听了情郎的歌声，心情固然起伏难平，但她却是一个聪明的女子，所以她辨得清她的情郎哥对她是有情的。所以“道是无晴却有晴”，重点当然是在“有情”了，所以她内心不禁喜悦起来。这时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平，这时的春日春景，在她的眼中、在她的心中一下子都无比地鲜活、有情起来。这样的《竹枝词》读来真是朗朗上口，让人诵之、歌之不禁心生欢喜，不禁对人生、对生活生出一种别样的热爱来。可是这样美丽的《竹枝词》刘禹锡做了不仅一首，像这首著名的“道是无晴却有晴”只是他《竹枝词》二首组诗中的第一首。

第二首诗则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这里的“纥那”是说踏曲的和声。这一首诗是说，巴山楚水之地不仅雨水多，而且巴人善歌，唱歌时就有踏曲的和声。所以刘禹锡另有《纥那曲》就说“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周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是说巴人的这种踏曲的和声，音乐太过优美，如果是三国妙解音律的周郎周公瑾听到了之后，也会为之频频回顾吧？这里的楚水巴山，不禁让我们想起他的名作“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来，为什么同样的“楚水巴山”、同样的“巴山楚水”却带给刘禹锡截然不同的感觉呢，并创作出这样风格大相径庭的诗作来？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疑问放下，接着来看。

其实，他的《竹枝词》还不止这两首，在这两首之前，更有一组有名的《竹枝词九首》之作，其中也有和“道是无晴却有晴”一样的、名动千古的情诗、情词之作，比如其二云：“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再比如写世情的名作，有其七云：“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瞿塘峡水刷刷流过十二滩，这里的道路自古以来很艰难。总是怨恨人心比不了这江水，无缘无故也会平地掀起波澜。）还有写民情与生活名作，比如说其九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山上一层一层开满了桃花李花，云雾缭绕炊烟升腾处住着人家。戴着银钏金钗的姑娘下山担水，佩着长刀短笠的汉子烧荒犁耙。）

这么多《竹枝词》的名作，经刘禹锡手集中创作而出，这一下在诗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接下来就是在刘禹锡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史上开始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出现了一种极其壮观的奇葩现象，那就是《竹枝词》的大量创作开始涌现。在刘禹锡的时代，与他同时就有很多诗人开始用《竹枝词》与刘禹锡唱和，比如他的好朋友白居易自己也曾作有四首《竹枝词》，而稍后于“刘白”的太子舍人李涉﹝李涉（约806年前后在世），唐代诗人。字不详，自号清溪子，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早岁客梁园，逢兵乱，避地南方，与弟李渤同隐庐山香炉峰下。后出山作幕僚。宪宗时，曾任太子通事舍人。不久，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司仓参军，在峡中蹭蹬十年，遇赦放还，复归洛阳，隐于少室。文宗大和（827-835）中，任国子博士，世称“李博士”。﹞也有《竹枝词》（“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少年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不劳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偏照婵娟色最浓。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聆滩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东风忆建溪。”）的创作。

在刘禹锡和白居易等人的示范之下，入宋之后，《竹枝词》的创作一下子兴盛起来。宋、元、明、清，尤其到明清之际，《竹枝词》的创作大量涌现，而宋代像黄庭坚、像杨万里都有《竹枝词》的创作，尤其是杨万里，刻意学习《竹枝词》的创作，比如他的名作“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这是写纤夫、舟子﹝船夫。《诗·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代词，表示第一人称，我:"招招舟子，人涉~否。"）否。”毛传：“舟子，舟人，主济渡者。”晋郭璞《江赋》：“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唐无可《行汉水晚次神滩阻风》诗：“惊风山半起，舟子忽停橈。”﹞的劳苦，但“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民歌中的名作：“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

从文人的《竹枝词》创作到民间的民歌俚曲（通俗的歌曲。也叫俗曲），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它们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来。后来，就像刚才所说，到了明清之际，《竹枝词》的创作可谓十分兴盛，可谓大行其道，连曹雪芹的好朋友爱新觉罗敦诚﹝爱新觉罗·敦诚（1734——1791），字敬亭，号松堂，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之五世孙，爱新觉罗·敦敏之弟。清朝宗室、诗人。﹞，作为清室宗亲，也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东皋竹枝词》八首的创作。所以有学者统计，自刘禹锡《竹枝词》的开创之功算起，由中唐而下，宋、元、明、清文人《竹枝词》的创作，其总量、规模加起来的话，甚至会在数量上超过全唐诗的总量，这在诗史上可谓是蔚然大观。

说到《竹枝词》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现象，说到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上的开创之功，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从诗史上来看，有很明确的证据表现，《竹枝词》的创作最早并不是刘禹锡开始创作的，但为什么诗史上都言之凿凿地说《竹枝词》的创作，开创之功、开辟之功就是刘禹锡呢？像宋代郭茂倩的著名的《乐府诗集》记载《竹枝词》的源流就说，“《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这几乎是一种纯客观的记述了，但毫无疑问却在字里行间明确了刘禹锡的开创之功。《新唐书》则云：“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旧唐书》也说刘禹锡“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云云，而历代文人诗话也大多以为，刘禹锡刘梦得因黎庶之曲、依骚人之作、以七绝之体而作《竹枝词》，成为后世纷纷师法、效仿的楷模。

但这样说来，我们不免要疑问，与刘禹锡同时的像白居易、元稹，我们前面说都作有《竹枝词》，为什么《竹枝词》的开创之功要偏偏算在刘禹锡身上呢？而且就算不提元白，那么在刘禹锡、白居易他们之前的一位大诗人叫顾况，他其实要早于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很多年。我们知道，白居易年轻时入京，曾经去拜见当时已经非常有名望的顾况，顾况听说他的名字叫白居易，就给他开玩笑说：“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但等到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乃惊叹道，说：“道得个语（这样的诗句），居即易矣。”（出自唐张固撰《幽闲鼓吹》，“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就是说有如此诗情文采，那么对你来说，居易也不难了。

因为有顾况的鼓吹，所以少年白居易才名声大振。而白居易与刘禹锡同年，说明顾况也是刘禹锡的前辈诗人。而顾况早就作有《竹枝词》一首，顾况的《竹枝词》云：“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断肠晓猿声渐稀。”既然顾况早就有明确的《竹枝词》创作，而且题目也是明确的，就是“竹枝词”三字（而且题目也是明确的“竹枝词”三字），那么为什么诗史上一般来说要把《竹枝词》这种首创之功，不给“元白”、顾况等人，却偏偏要归之于诗豪刘禹锡呢？这个问题呀，还是要回到诗本身。

刘禹锡先是有《竹枝词九首》的创作，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这首“杨柳青青江水平”的《竹枝词》二首的组诗创作，在原《竹枝词》九首的创作中，它的诗题原写作《竹枝词九首》并引，也就是说有一个诗引，其实就是一个诗序，是刘禹锡自己交代了这套组诗的创作缘由。他在诗序里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湘、沅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各地的歌曲，曲调有别而同属音乐。长庆二年正月，我来到建平，听到里巷中儿童联唱《竹枝》，吹短笛，击鼓来合节拍。唱歌的人扬起衣袖尽情起舞，以唱得多的为最好。听他们的歌曲，符合黄钟宫的羽调，结尾激切如同吴地的民歌。虽然这些方言俚语听不惯、分不清，但情思含蓄婉转，却像卫国民歌一样优美。从前屈原谪居沅湘之间，那里百姓迎神，唱的歌词大多鄙俗粗陋，于是为他们创作了《九歌》，到现在荆楚一带的人还唱着《九歌》击鼓跳舞。因此我也创作《竹枝词》九首，让善歌的人来传播它。它就附在这小序之后。以后听巴中民歌的人们，可以知道巴中民歌的变风的来由了。）

这段话按理说很清楚地交代了刘禹锡他自己的创作缘由，但是，大概刘禹锡自己也始料不及，却为后人留下了纷争不断的话题。其实这种纷争我们在讲杜牧的《清明》里有关杏花村的纷争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对于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诞生地，各地学者多有争议。有主张这个建平就是夔州，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主流说法，是说刘禹锡的《竹枝词》的创作，主要的原创地就是在夔州，但有学者认为建平在历史上也称过朗州，尤其是刘禹锡在贬夔州之前先贬的是朗州，而且在朗州长达十年之久，那么他向民歌学习的这段历程应该是在朗州开始的。

事实上刘禹锡在朗州先贬了十年，后来又在连州贬了四年，然后才到夔州，而夔州和朗州其实在历史上都有称过建平。而夔州也就是奉节了，属重庆，而朗州呢，则是湖南的常德。所以两地学者对于，不光是两地学者，很多学者对于刘禹锡《竹枝词》的原产地，也就是它文化版权的的归属，到现在其实还是颇有纷争的，但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刘禹锡应该是在夔州创作了《竹枝词》的组诗。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这个组诗最重要的还不是他在哪里创作，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竹枝词》，而且为什么在后世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刘禹锡在诗引里明确说了，他是学习屈原向当地民歌学习而作《九歌》的这种创作精神，旗帜鲜明地主张向民歌学习，学习民歌的音乐形式和文辞的创作形式，然后用文人七绝创作的这种载体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刘禹锡的《竹枝词》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民歌特色，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他极用心地向民歌艺术学习的这种成果来。所以首先，从诗歌的格律和音乐音律上去看，这首最有名的“杨柳青青江水平”当然是很标准的七绝的形式，但是它的《竹枝词九首》里的很多作品，其实在平仄格律上都突破了，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七绝这种律诗的创作格式规范要求，而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民歌的表达艺术特色。

再次，从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来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和白居易、和元稹的、和顾况的《竹枝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元白、顾况等人啊，他们的《竹枝词》创作，其实只是形式上借用一下民间民歌的这种音乐形式，其本质和其他的诗歌创作没什么不同，都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依然是即景抒情、依然是借景抒怀，讲的都是个体人生、自己的人生际遇与仕路感慨。而刘禹锡的《竹枝词》系列就不一样了，他写女孩子的“闻郎江上踏歌声”，写“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欢喜，写得是纯粹的，活泼泼的民间的生动恋情。除了鲜活的民间恋情，他还用《竹枝词》写了风俗、写了祭祀，写了原生态的民间生活。其中的世俗与风情早就超越了一己之悲欢，是真正的文人俯下身来为生活、为民间的创作。这正是刘禹锡在《竹枝词》的创作上超越元白、超越顾况等人的地方，这也正是他作为诗豪倍为后世诗史推崇的地方。

我们前面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在《竹枝词》说：“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可同样的蜀水巴山，他在他的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却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为什么同样的楚水巴山、同样的巴山楚水，在同样是刘禹锡的笔下，两首诗中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呢？“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交代的是事实。我们反复多次说过，包括在和柳宗元的比较中，说到“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事件，在这场失败的改革中，受到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柳宗元、就是刘禹锡，尤其是刘禹锡，整整被贬了二十三年。所以他才说“二十三年弃置身”，连白居易都同情地说他“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可刘禹锡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啊！

我们讲过，他之所为诗豪，他的豪放比之李白、比之杜牧、比之苏轼、比之辛弃疾，那是一种人生本色的豪放。所以即便是说着“巴山楚水凄凉地”，他也会笔锋一转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他是一个极坚韧、百折不挠的一个人。所以他到了贬所之后啊，他不像柳宗元，在凄苦之境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而刘禹锡呢,却能到每一个贬谪之地都迅速地和当地的百姓打成一片。在别人看来，穷困不堪、逼仄不堪的困境里，重新觅得生活的生机与乐趣与不尽的快乐。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向民歌学习。所以他在贬谪的过程中，从朗州到连州、到夔州，每一个地方都交了很多平民的朋友、农民的朋友，他甚至模仿农民劳作之时的号子、山歌而作著名的《插秧歌》。所以有音乐史学者认为，现在这个川东包括渭南之地这些稻作地区的薅（hāo）秧歌﹝薅秧歌是一种传统民歌。渊远流长，历史悠久。隋唐时期流行的《竹枝歌》，源于四川东部（现重庆）一带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竹枝词》，使川东北民歌广为传唱。﹞，其实源头即是刘禹锡所作的《插秧歌》。所以因为这种坚韧、这种积极、这种快乐、这种永不屈服、永不低头的昂扬的精神，才让他积极地向民歌学习，产生了《竹枝词》的大量创作。

事实上，刘禹锡在长达数十年的贬谪历程中，有题为《竹枝词》的这样的组诗创作，也有没有题作《竹枝词》但其创作精神与《竹枝词》完全一致、完全匹配的创作，其实都是能体现出他积极主动向民歌学习，以一颗诗人的灵魂、文人的灵魂、士大夫的灵魂，向生活、向劳动、向人性回归的那种积极、昂扬与努力！有这种积极的心态、姿态，再加上他无与伦比的才情，所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一作而开百代之先，成为古今《竹枝词》创作的开创之先，从而超越元白、顾况便是千古而下的人心所向、诗坛定论。

所谓“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如今听来，这里的歌声便是刘郎的歌声啊！刘郎一唱竹枝词，道是无情却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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