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固收刘郁团队】重提“闸门”,如何影响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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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6年以来“闸门”提法,对应杠杆率
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10月21日,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金融街论坛讲话中,提及“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如何理解“闸门”的表述?我们试图从历史回顾中找出线索。
2016年以来,“闸门”表述对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宏观杠杆率,与在此之前的“闸门”表述存在一些含义差别。宏观杠杆率政策的演进可大致分为以下两大阶段:
第一,去杠杆阶段。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明确去杠杆。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企业尤其是国企去杠杆提上日程。
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去杠杆扩展到地方政府债务,明确“推动经济去杠杆,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去杠杆阶段:“调节好/管住闸门”,紧货币、紧信用。货币政策措辞相应进行调整,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调节好货币闸门”,表现为2017年M2同比增速趋于放缓,且流动性整体偏紧。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措辞调整为“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调节好货币“闸门”,管住货币“闸门”,均对应通过控制货币供应,以实现去杠杆的目的。一方面对应金融市场流动性偏紧(流动性表述为“基本稳定”),另一方则对应M2等货币指标同比增速放缓,也就是2016年底到2018年一季度属于紧货币、紧信用阶段。货币政策调整的同时,监管政策也在收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的出台,也是在金融端控制加杠杆的融资途径。
第二,结构性去杠杆阶段。
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降杠杆,其中措辞包含“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稳定宏观杠杆率的相关措辞开始出现。
2018年7月,为应对外部贸易风险,以及国内经济边际放缓,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以稳投资、扩内需。
2018年7月底,政治局会议给出清晰信号,提出六稳,相应将货币政策措辞修改为“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同时仍然强调“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相应地,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文件于2018下半年出台。
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强化逆周期调节”,同时“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
稳杠杆阶段:“把好闸门”,宽货币+稳信用。货币政策措辞方面,“把好货币闸门”对应的是结构性去杠杆、稳定宏观杠杆率,对应的是稳信用;相关的措辞还有较为形象的“不搞大水漫灌”、以及清晰的指标“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而这期间重要会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往往提及“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应的是宽货币。也就是2018年三季度开始,进入了宽货币、稳信用状态。
疫情后的加杠杆:“闸门”消失,宽信用。而自2019年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闸门”的措辞伴随经济趋弱而弱化,不再提“把好闸门”。直至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5月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保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转向力度较大的宽信用,表现为M2和新增社融高增长。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再提“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如何理解?
直观理解视角,把好闸门意味着宽信用转向稳信用。2020年5月下旬开始,宽货币开始逐渐转向收敛,银行间隔夜和7天利率从不足1%快速回升至7天逆回购利率2.2%左右。宽信用助力国内经济从疫情中快速恢复,9月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加权同比已经接近疫情前水平。进入10月,易纲行长重提“闸门”,可能意味着后续逐渐从宽信用转向稳信用,也就要求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宏观杠杆率维持相对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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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对利率的影响:关键在于是否宽货币
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MLF超量续作,背后是超储率降至2017年水平“闸门”措辞对债市的影响,参考历史经验。结合2016年以来闸门措辞和债市走势,可以发现,2018年7月开始的“把好闸门”对应利率下行,背后的原因在于“把好闸门”对应的情景是稳信用+宽货币,流动性措辞表述为“合理充裕”。因而驱动利率下行的力量并非“闸门”,而是货币政策宽松。而2016年底至2018年一季度的“调节好/管住闸门”,对应的则是利率上行,其对应的情景是紧信用+紧货币。流动性措辞表述为“基本稳定”。驱动利率上行的力量是“调节好/管住闸门”背后对应的货币政策收紧。整体而言,“闸门”对应的货币供应,与宽货币或紧货币中的货币存在差距,而是较为接近信用的含义,也就是对应M2。
易纲行长重提“把好闸门”,对利率的影响,一方面,从宽信用向稳信用过渡,信用扩张放缓,对基本面上行的支持力度边际弱化,对利率上行的拉动效应也相应弱化;另一方面,还需结合流动性判断,当前的措辞仍为“合理充裕”,措辞上可以类比2018年5月至2019年底的状态。但当前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可参考的阶段可能主要局限于2019年上半年,长端利率和短端利率均呈先上后下。
站在中长期视角,稳定宏观杠杆率可能是常态。易纲行长讲话中“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所给出的含义,结合前文对2016年以来宏观杠杆率、货币政策的回顾,稳定宏观杠杆率对应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状态。遏制地方增量隐性债务、房住不炒两个实体经济方面的子政策,以及金融防风险,把好“货币闸门”,可能属于稳定宏观杠杆率框架的组成部分。而人民银行将ABS、贷款核销、政府债等纳入社融统计,可以通过融资视角全面跟踪宏观杠杆率的变化。
对应的利率前景:长端利率波动幅度可能较以往周期有所收窄。我们在借鉴以往周期的历史经验时,可能也需要关注政策框架层面的变化。稳定宏观杠杆率所对应的稳信用、房住不炒、遏制地方增量隐性债务,均表征着传统经济周期的弱化,经济增速偏离潜在增速的幅度较以往周期有所缩小。
基本面角度之外,央行对收益率曲线的关注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易纲行长讲话中提到“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看似与收益率曲线控制并无关系。但自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中价格型工具重要性有所上升,不仅通过逆回购利率和SLF利率建立的利率走廊,来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而且通过LPR改革,通过MLF利率调节贷款利率。MLF利率通过影响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会间接对债券利率产生影响。通过维持较低的超储率,以及MPA考核等影响银行负债端,人民银行对市场利率的掌控力明显上升,市场利率偏离央行所认为的合意利率幅度可能也在减小。
风险提示:
国内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
经济金融数据解读系列:
200907 《割裂的资金面:回购像2019,存单更像2017》
200904 《9月国债、地方债供给压力有多大?约1万亿元》
200818 《MLF超量续作超预期?超储率可能已低至1.1%》
200809 《同为货币政策收敛,本轮与2016有何差别》
201020 《投资“退”消费“进”,经济动力切换如何影响利率》
已外发报告标题:《重提“闸门”,如何影响利率》
刘 郁,SAC 执证号:S0260520010001,SFC CE No.BPM217,邮箱:shliuyu@gf.com.cn
肖金川,执业编号:S0260520030002,邮箱:xiaojinchuan@g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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