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听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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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关于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美国历史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发表于1997年，获得了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本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戴蒙德的代表作，本书于1997年出版，开创了戴蒙德标志性的以“气候、环境、物产、科技”等视角研究人类的历史的模式。出版后一炮走红，获得了1998年的美国普利策图书奖，后来又获得了英国科普图书奖等很多重要奖项，同时也被比尔·盖茨等重量级读者特别推荐。
核心内容
在各大洲文明的接触和碰撞中，获得胜利的，多数时候都是欧亚大陆的人类社会，欧亚大陆的人类社会一直在科技和文化方面碾压其他大陆，而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戴蒙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这本书的书名：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种因素，让欧亚大陆与其他大陆的对决中，占尽优势。而之所以这些优势，都会出现在欧亚大陆文明这一边，是因为只有欧亚大陆具备全面发展文明社会的自然资源库，其他大陆要么这缺一点，要么那缺一块，总之都先天不足，当地土著再聪明，也没法独自发展到能与欧亚大陆抗衡的科技和文化水准。
第一部分
我们就先回到戴蒙德浓墨重彩呈现的这段历史当中。
在古代，交通水平不行，各个大洲的文明很难大规模接触，这种差距还不太看得出来。但是当15、16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不同的大陆开始了直接的正面碰撞，这就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了。戴蒙德选取了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的故事来作为样本。
印加帝国在今天的南美洲安第斯山一带，包括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北部这些地方，在14到15世纪，是南美洲最强大的帝国，巅峰时期有至少300万的人口。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向新大陆殖民，很快，就和印加帝国有了接触。公元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的探险家皮萨罗率领168名士兵抵达秘鲁小镇卡哈马卡，在那里遇上了印加王阿塔瓦尔帕和他手下的8万大军。在双方会面的时候，西班牙人忽然翻脸动手，很快就俘虏了印加王，并且杀死了他手下大约7000人。
卡哈马卡的冲突，是历史上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也引起了戴蒙德格外的兴趣。这里插一句，他这本书原封面上用的图就是皮萨罗俘虏印加王的油画。并且他注意到，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成了一种样本，一种套路，总会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遭遇时上演。后来西班牙人又用几乎一样的方式抓了印加帝国元帅，并且数次用一两百人的兵力打败印加人的数万大军，直至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戴蒙德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西班牙人皮萨罗来到卡哈马卡，俘虏了阿塔瓦尔帕，而不是人数更多的印加人到西班牙去，俘虏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当事人皮萨罗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把这归结为“上帝保佑”。而戴蒙德的答案，就是本书的书名：枪炮、病菌与钢铁。
在卡哈马卡的冲突中，西班牙人没怎么使用枪炮，但他们装备钢铁制造的盔甲、钢剑，可以在一分钟内杀死十几个印加人。印加士兵装备的石斧、木棍和弓箭，根本不能穿透西班牙盔甲，因此西班牙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他们。后来的战役中他们使用火器，这优势就更大了。而印加军队对西班牙人的几次胜利，基本上都是在狭窄的山路上用大石块砸出来的。印加人以及其他的美洲土著更害怕的是西班牙战马，在空旷的战场上，面对西班牙重骑兵冲锋，他们总是不知所措。实战中，20名西班牙骑兵的集体冲锋足以打垮1万名印加士兵。
尽管西班牙人有巨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但是如果印加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依然可能通过学习这些军事技术来翻盘，就像革命歌曲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然而，西班牙人所到之处天花横行，早在与皮萨罗相遇之前，阿塔瓦尔帕的父亲和兄长就相继死于天花，因此他在内战中匆忙继位，根本来不及认真思考应该怎么对付西班牙人。在哥伦布登陆美洲后的一百多年内，95%的印第安人口死于天花、伤寒、流感等欧洲流行病。北美的一些印第安部落设法获得了战马和火枪，组织起远比印加人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到19世纪中后期，还有过打死美国名将的经典战例。但他们的人口因天花等欧洲流行病不断减少，最终还是被迫向欧洲入侵者屈服。
说到这，我们要先做一个阶段性总结，那就是第一个问题：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为什么有的强有的弱？作者解释说：“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正是这些，使得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征服无往不利。
第二部分
那下面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础上来探讨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优势，都出现在欧亚大陆的社会这一边？
要说清这个问题，那就需要追溯到更久远，从人类文明的诞生之初说起。创造文明，最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搞到足够的粮食，吃饱肚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种群数量的持续增加，形成复杂社会，一切技术、文化、行政管理方面的创新，才可能出现。
人类最早靠什么吃饭？渔猎采集，打猎，打到什么吃什么，摘果子，摘到什么吃什么，食物来源比较不可控。真正解决了食物稳定供应问题的，是“驯化植物”。当人类开始掌握野生作物的生长周期，并且培育它们，让它们尽可能按照人的需求来生长，这个过程，就称为“驯化植物”。通过驯化植物，我们就发展出了农业。通过定期的种植、收割、加工，来获取粮食。这样就从在自然界里“收集”粮食，变成了自主“生产”粮食，食物来源就稳定多了，文明什么的，才能得以发展。
那是不是每种植物都能通过驯化，变成我们的粮食来源呢？当然并不是。书中作者列举了五大类古代世界的主要作物，分别是第一，谷类和其他禾本植物，包括大麦小麦稻米粟米玉米高粱等等；第二，豆类，包括豌豆大豆绿豆鹰嘴豆等等；第三，根块茎类，主要是各种薯类，马铃薯红薯等等；第四，瓜类，包括甜瓜南瓜西瓜等等。此外还有纤维类，比如亚麻棉花等等，也很重要，但不是吃的，我们就不讨论了。来看作为食物的这四类作物，其中最适宜作为粮食的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大麦，都是产在西亚的新月地带。
戴蒙德又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这些作物出现在新月地带，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冬季多雨，夏季漫长而干燥。这种环境里的禾本植物，只能生长一年，所以这些植物，大部分养分都用在了种子上，适于食用，又方便储存。可以说，这种气候条件，先天有助于这种适合驯化种植的植物。这种气候，就被称为地中海式气候。除了地中海周边，在南非、智利、澳大利亚东部、美国的加州，也是这种气候，但这些地方都没能独立发展出农业。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新月地带，面积比其他那几处要大得多，季节也更分明，另外这个地区的地形更多变，这些都决定了新月地带有更丰富的作物种类。此外，这里有更丰富的动物资源，可供驯化。关于驯化动物，我们后面再详细讲。所以，新月地带就成了农业的发祥地。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新月地带的居民就开始粮食生产。很快，多种作物以及牲畜的组合，既保证了食物来源，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所以，人口增加，技术和社会组织形式不断进步，也就发展出了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而我们再来对照一下美洲的情况，美洲原住民在驯化植物方面，其实做得并不差，他们驯化了玉米、土豆、红薯、辣椒、向日葵等等，几乎都是我们今天离不开的东西。但问题是美洲原产的作物太少了，只有玉米、南瓜，以及一些豆类，选择面少。这个作物体系也很脆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进展缓慢。以气候条件适合农业的美国东部来说，直到公元1100年前后，才从墨西哥引进了豆类，集齐了玉米南瓜和豆类的组合，发展出了集约化的农业和人口稠密的部落。而这个时候，距离欧洲人到来，已经只剩三百多年——留给美洲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欧亚大陆，特别是新月地带的气候条件、物产种类，使当地早早出现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满足了文明萌发的条件。所以欧亚大陆的文明起步早、发展快，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对其他大陆的文明，累积了足够的优势。
说完了农作物，我们再来说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动物。
驯化动物带来的好处，就更多了。牛马能耕种，提高农业的产能，有了马，又可以发展出骑兵，增强战斗力，同时也加强交通能力。还有，所有的家畜都能食用，提供人体必须的蛋白质。另外，养殖牲畜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提高人的免疫力。
就以病菌为例，同为黄种人，对印第安人来说天花就是绝症，得上必死。而我们东亚人，就有一定的抵抗力，像康熙皇帝就得过天花，但还是活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本书告诉我们，这些疾病的产生，与养殖业密切相关：麻疹、肺结核、天花来自牛；流感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狗……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养殖牲畜和家禽的种类越多，规模越大，就越可能感染流行病。但是反过来看，时间长了，也能产生相应的抗体。
狗、羊、猪、牛、马、骆驼、鸡、鸭等畜禽全都是在欧亚大陆上被首先饲养的。非洲人最先饲养了驴、猫和珍珠鸡，美洲人最先饲养了羊驼、火鸡和豚鼠。其结果是，欧亚大陆的居民体内抗体最多，免疫力最强，非洲人次之，美洲人体内抗体最少，免疫力最差。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印第安人祖辈就会养牛的话，那么他们也必定像欧亚大陆的人一样，对天花产生抗体，就很有希望击退西班牙侵略者了——可惜他们没有。
印第安人缺乏牲畜，还导致他们在运输和军事方面缺乏竞争力。所有美洲文化都没有车辆，所以经济生产水平一直比较低。但考古发现表明，古代墨西哥，有的印第安人会造轮子。有轮子为啥不造车呢？因为印第安人缺乏用于拉车的牲畜。他们饲养的羊驼只能提供毛皮和肉，不能干农活，豚鼠只能用来吃，狗也没有拉车的力气。结果，古代印第安各国都既没有战车，也没有骑兵，而所有的欧亚大陆民族都有过战车和骑兵。
既然养牲畜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印第安人为什么不养呢？戴蒙德经过多年苦心研究，提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有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作者借用这个句式说：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他罗列出14种有经济价值的大型驯化动物，都是食草哺乳动物，除了原产北非的驴和原产美洲的羊驼以外，全部原产于欧亚大陆。这14种有经济价值的大型驯化动物都满足一些苛刻的要求：一、食草，养殖成本低；二、体型大，这样有力量、产肉多；三、习惯在有等级制度的群体内生活，便于饲养员管理；四、脾气温顺，不易伤人，也不易受惊；五、能够在圈养状态下交配繁殖；六、生长速度快，饲养起来有利可图。
这样看来，能驯养的动物其实不多，戴蒙德考证，最后一种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是阿拉伯单峰驼，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从那时到今天的近4500年来，人类从未再成功驯化过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所以作者说，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驯化，要是那样的话，非洲人早就骑着犀牛征服罗马帝国了。但这种事并没发生，因为，地球上总共就这么多可以驯化的动物，我们的祖先早已都尝试过了，还没有被驯化的动物，都不适合被驯化了。
印第安人的祖先在1万多年前从东北亚进入美洲时，他们携带的唯一一种被驯化的动物是狗。美洲大陆上有野马、野牛和野羊，但美洲野马早已绝种，美洲野牛和美洲野羊都不适合驯化。印第安人花了一万多年，除了从亚洲带来的狗以外，也只驯化了羊驼、火鸡和豚鼠这几种不会干农活的动物。
总之，只有欧亚大陆才具备一个适宜全面发展农牧业文明的野生动植物组合，其他大陆的居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注定了其社会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
到这，我们终于论述明白了，为什么病菌能成为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帮手？是因为欧亚大陆的人对病菌有更强的抵抗力。抵抗力哪来的？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驯养动植物的经验，而我们之所以能驯养这些动植物，也是因为欧亚大陆的气候和物产条件使然。
第三部分
如果说粮食和牲畜这些物产优势是取决于先天的条件，那么另外两个要素：枪炮和钢铁，这是技术成果，更多的是取决于后天的研究。那为什么这些技术创新，也往往首先出现在欧亚大陆？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现存的文字与科技中心有两个主要的发源地，一是地中海东部，包括新月地带、埃及，以及吸收了他们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希腊、罗马。二是东亚，主要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地区要么只作出次要贡献，要么在这两个发源地的创造基础上进行改进。打开地图看，地中海东部和东亚正好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纬度相近，都属于温带和亚热带气候。这里的气候和自然资源都便于人类繁衍生息，人口基数一直比较大，交通也比较便利，各种创意点子因此层出不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交流也很方便。通过对原始部落的大量统计研究，戴蒙德指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也会迅速失去大部分科技文化成果，倒退回石器时代。人口越多，社会流动性越强，各个社会之间交往越频繁，取得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
历史上，地中海东部和东亚这两个创造中心之间不断交流（例如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而带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以枪炮为例，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早期的火器，经阿拉伯人改进后传入欧洲，并在欧洲各国的战争中被不断改良，最后又以“佛郎机炮”的形式被葡萄牙人重新输入中国，这么一个过程总共才花了五百年。
这就是交流的好处，但这个好处，是只有欧亚大陆的人意识到了吗？其实也不是，这背后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欧亚大陆的地形。
欧亚大陆的形状东西长，南北窄，各地气候相似，便于物产和技术上的互通有无，在新月地带驯化的小麦，往东传到中国，也能种，往西传到欧洲，也没问题。同样，原产自欧洲的苹果，到了中国，经过中国人的嫁接改良，再传回欧洲，也比原来的野生苹果更好吃。这就是欧亚大陆一处的物产，在另一处也总是能落地生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智慧，往往也能造福大陆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欧亚大陆是各个民族相互提携相互启发，共同发展的，当然速度就比其他大陆要快，而这背后，就是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的。
而非洲和南北美洲大陆的地形都是南北长，东西窄，各地气候差异大，人类交往少。作者举了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的黑人其实也分成几大族群，其中最大的是说班图语系的班图人。班图人比南非的原住民科伊桑人强大得多，但就是始终无法扩张到南非，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面说的，南非是地中海式气候，冬天雨多，而班图人来自热带地区，夏天雨多，他们种植的农作物也更适应这种气候，在南非没法生长。南非本地的科伊桑人是游牧和狩猎的，不种庄稼，不受这个影响，而从事农业的班图人，在南非就难以立足。还有非洲中部的赤道地区，有一种苍蝇叫采采蝇，能传播锥虫病，对牛马来说非常致命。所以西非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帝国，有很强的骑兵，但他们无法穿越采采蝇出没的地带向南发展。
美洲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驯化了玉米，但这个技术对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来说毫无帮助。因为墨西哥的玉米三月发芽，而加拿大的三月还是冰天雪地，玉米根本没法生长。
综上，作者认为，欧亚大陆文明成果传播的速度快，非洲、南北美洲传播得慢，甚至根本没法传播，这背后的原因是这几块大陆的形状不同。
所以，在戴蒙德看来，欧亚大陆的技术优势，是不断交流的结果，而我们之所以能不断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亚大陆的地形和气候，适合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无论从物产还是交流、共享文明成果的便捷程度，欧亚大陆都是得天独厚，占尽优势，最终欧亚大陆的居民征服了地球上其他大陆的人类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戴蒙德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当然也是欧亚大陆这种地形和交通优势的受益者，所以很多先进的文明和物产，中国人都能很快把它移植过来。戴蒙德认为，这种地理上的四通八达，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让中国长时期保持先进地位。不过这种地理优势最后却也带来了了一个不利条件，那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有着强大中央政府的国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比如明代航海事业的夭折。而且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总结
说到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要观点，我们就基本说完了，在这我们先做一个总结。这本书试图回答，为什么当今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什么历史上欧亚大陆的文明与其他大陆的文明相比，有这么大的优势。作者戴蒙德的答案是，这是由于不同文明所在的环境造成的，只有欧亚大陆，拥有一个文明快速发展的全部自然资源，而且欧亚大陆的地形条件，适合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交流和促进。作者从农作物、牲畜养殖，以及技术交流这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观点。这种从地理环境入手来阐释历史的方法很有启发性，另人耳目一新。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戴蒙德的观点呢？
看得出来，作者把地理条件作为左右人类社会命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历史，打破了那些从所谓“人种”角度解释历史的偏见。戴蒙德在本书以及演讲中多次明确表明他的观点，造成不同民族发展的路径和程度不同的，是环境原因，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差异。
但这种把地理环境作为核心原理的观点，会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呢？事实上这种理论也并不是戴蒙德首创的，从地理角度来解释历史，这种思路往根源上说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种理论后来被概括命名为“地理决定论”，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问世的时候，这个理论又跟着火了一把，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本书当作是有力的论证。
然而戴蒙德本人，却是否定“地理决定论”的。他强调，地理因素导致了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差异，但并不能说地理因素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发展，要复杂得多，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种因素。而地理决定论，是从已然的事实出发来倒推，从地理和环境的角度，来寻找一个必然性的解释，可以说更是一种后见之明，而起不到历史研究的前瞻性作用，这也是这种理论的局限。
后来在访谈中戴蒙德也谈到过，有些国家超越了他们地理环境的限制。比如大部分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荷兰，资源匮乏的冰岛，甚至我们开篇说到的印加帝国，地处安第斯山脉，没有平整的土地，却利用梯田解决了耕种问题，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可见，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也并不能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最后，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历史学研究方法上。作者指出，传统的历史学通常不被当作一门科学，更接近文学和哲学，很少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而且大部分“历史理论”仅仅是政治宣传，完全无法像科学原理那样证伪。但是，未来的历史学不能再这样了，跟自然科学结合，是历史学必须要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想更准确地了解、领悟历史，那戴蒙德这种独特的、把自然因素纳入历史的研究方法，或许是有益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