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 悲情表叔（上）(乡村人物系列之一)

我从自己熟识的词汇里反复寻找，最终选定了“悲情”二字。而他，就是在这二字的缠绕下，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年华 毕生……  ——题记

悲情表叔（上）

他叫青锋，我亲切地叫他表叔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可按村里宗族的近远来说，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亲戚。在我们村《杨氏族谱》上，他的姥爷与我的曾祖父，已是超过了十伏（世代）的同族兄弟。因为他母亲去世的早，他从小就在我们村姥娘门上住着，直到考上师范参加工作，才正式离开我们村一段时间。

我与青锋表叔熟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听大人们说，他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丢下后师（相当于大专）毕业分配的教师工作，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雄心大志回到我们村的。

当时，我父亲担任大队支书，得知他要辞公职当农民的情况后，先是规劝他别因为一时冲动选错了路后悔，他农村的工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以自己在村里干了多少年，也没干出名堂的经历，劝说他还是回工作单位上班有前途。他则以报刊上鼓励知识青年下乡的文章和先进典型事迹，向我父亲表白自己铁心务农的决心，并请求一定给他机会在村里干出个名堂。

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姐还少，我父亲一向是拿他当孩子看待，也深知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脾气，就只得答应了留下来的请求，并让他负责村里的青年团工作，言明什么时候干够了想回单位上班随时可走。后来，在批苏联修正主义、预防中国出赫鲁晓夫的大形势下，父亲又按照上级有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将他定为培养对象。

为这事还惹烦过一部分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他们纷纷埋怨不应该将村里未来的领导权，传承给这个不是正根正蔓的“外乡”人。后来，让表叔担任生产小队长、往大队领导班子里充实，都是父亲在争取公社领导和驻村干部支持的条件下进行的。到文革开始时，表叔己担任了大队副支书和大队长（村长）的职务。

担任团支书期间，表叔凭着他的一腔热情，组织团员青年通过义务劳动，在荒碱地建成了水稻方田，公社农技站帮着联系稻种和提供技术指导开始试种水稻。青年专业队员天天唱着《社员都是向阳花》《唱的幸福乐满坡》等歌曲，摇着水车从水塘里提水浇灌，使我们村多数视野不足方圆百里，处于被“全封闭”状态下的社员，第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了水稻的模样。

然而，我们村毕竟是属于水源缺乏的地域，加上当时也没有用动力机械提取地下水的条件，水稻种植最终还是因塘水不能满足稻田需要而停了下来。后来，他又带领青年突击队打机井、挖水库、搞方田建设，使一向单调沉寂的村庄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在夸奖表叔工作积极、表现出色的同时，还多次赞许我父亲敢于启用新人，不怕自己被取而代之的思想觉悟。

平时，他出入我们家很多。因为凡是村里召集群众大会，大小队搞护秋保卫，统计催促缺勤社员下地，管制牛犊猪羊啃青，夜间抽查小队仓库场院安全，以及一大堆繁杂跑腿的事儿，都是由他担当着主要的职责。有时早晨来请示了工作，饭间又急手忙脚地来反映急需解决的问题。即便是到了晚上，跑顺了腿的表叔除了有事没事的也来闲坐一会儿，还时常来唠叨些不顺心的琐碎事情，或建议对某些后进社员进行处罚。

时间一长，他除了管母亲依然称呼“表嫂”之外，对我父亲的称谓上，也从最初“××表哥”的四字中减掉了“表”字。由于他的热情实落和对我特别亲近，我叫他表叔的次数，也远远超过了所有沾亲带故表叔的总和。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与表叔的单独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他谈论文艺创作方面的事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给我讲过《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在火车上结识年轻妻子的故事；讲述过保儿·卡察金写《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崔八娃写作《高玉宝》的经历。还给我讲过《苦菜花》中，有关杏利母亲与长工王长锁、杏利与德强的恋情故事。

在我上中学时，他又将自己珍藏的一本名为《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的黄皮厚书送我，鼓励我将来在有条件时可从事文学创作。他还不止一次地向我述说，他自己也准备“先仕而后文”（先当干部体验生活再从事写作）的打算。应该说，我在学校偏爱写作文，走上工作岗位后又以大半辈子的时间，津津乐道地从事文字工作，都与早期受到表叔的影响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在二十来年的亲密接触中，我对表叔的评价很高，知道他是位公而忘私的好人。而他也一直是有助于我，可每当想到他因主观愿望与农村现实的脱节，致使他“大有作为”梦想破灭，以悲剧型人物而告终的结局，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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