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红霞 李宇明｜中国家庭结构与儿童语言发展
—— 贾红霞 李宇明 ——
贾红霞，博士，北京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语言习得、儿童语言家庭教育。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语言科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 学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法学、语言理论、儿童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
提 要 儿童语言发展受输入环境的深刻影响，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是输入环境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中国的祖辈深度介入育儿传统、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等，造就了中国儿童语言发展独有的家庭输入格局，是不可复得验证输入互动理论的“语言实验室”。祖辈深度介入，形成家庭语言输入内容和形式的隔代链接；独生子女专享4－2－1成人语言输入格局，同胞互动语言缺失；“非自然二孩”同胞年龄悬殊，同胞互动语言社会化程度更高，缺失同伴意识。重视中国儿童语料库建设，把握中国儿童发展的独有特征，对儿童语言发展和儿童语言教育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 中国儿童 语言发展 家庭结构 语言输入
儿童语言习得领域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输入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是理论争议的焦点问题。华生(Watson)、斯金纳(Skinner)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来到世界时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先天的知识，完全由环境塑造其行为。依照行为主义理论，儿童的大脑就是一个“白板”，通过不断的“刺激－反应”获得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输入(刺 激)，儿童就获得什么样的语言。理性主义主张天赋论，以乔姆斯基(Chomsky)、彼得斯 (Peters)、贝克(Baker)等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输入的刺激是贫乏的，语言输入与语言能力之间是非对称的，二者之间鸿沟的填补得益于儿童天生的语言机制，即普遍语法(UniversalGrammar)。 此后，以托马塞罗(Tomasello)、布鲁克斯(Brooks)、列文(Lieven)为代表又提出儿童语言发展的建构论，认为儿童语言习得基于成人与儿童的互动语言输入，特定语言项目的输入频率对其习得序列有重要影响。
输入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究竟有何作用，不仅是语言发展的普遍性问题，也仍是一个科学之谜。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77)提出生态系统发展论，认为人的发展受四个层次的环境系统影响：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微系统是指个体活动和交往最直接的环境，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微系统仅限于家庭。中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如家庭和学校的相互关系。外系统是指儿童并未直接参与，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宏系统是指存在于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基于生态系统发展论，我们认为，从儿童语言发展的角度而言，中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程度相当，可以合并为中系统。因此儿童语言发展的输入环境从影响的直接到间接，分为微观环境系统、中观环境系统和宏观环境系统。微观环境系统主要指家庭的规模、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和年龄等，中观环境系统主要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养育者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等，宏观环境系统主要指国家及全球发展、移民态势、语言政策等。微观环境系统要素是儿童语言发展最直接的输入和互动环境，家庭人口学特征影响并形成儿童语言发展的最显著面貌，并因此改变中观环境系统和宏观环境系统的影响程度，共同构建儿童语言发展的输入系统。中国幼儿语言能力发展，一方面是家庭所处的宏观教育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稀释分配和行动选择的结果(林进龙等2021)。家庭结构(familyconfiguration)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Zajonc(1976)认为，地区种族民族差异、双亲或单亲、同胞性别、同胞数量、同胞出生排行、同胞年龄差等因素共同形成家庭结构，影响儿童发展的认知、智力、性格和语言环境。针对家庭结构的这些构成要素，研究者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种族的家庭模式差异均与儿童发展相关。双亲或单亲家庭与儿童智力水平存在某种 关联。同性兄弟姐妹比异性兄弟姐妹的欺骗、攻击和支配行为更为严重；女性年长同胞更容表扬和教导年幼同胞，充当年幼同胞的照顾者和教育者，男性年长同胞更容易表现出中立和理 性的行为。出生间隔较近的多子女家庭儿童智商值明显偏低，同胞之间更容易具有攻击性，年龄差大的同胞则会改变甚至反转出生排序的负面效应，因为年长同胞更有可能夸赞和教育年幼同胞，具有更强的支配性，更容易成为教育角色，年幼同胞更倾向于观察、模仿和屈从年长同胞 。初生子女比次生子女发展更好，家庭中最年幼儿童由于缺乏给同胞“教学”的经验而具有 发展劣势。独生子女家庭的规模优势会被缺乏同胞互动的劣势抵消(Zajonc1976；Cicirelli1973、1974；Minnett等1983；Teti等1986；Gibbs等1987；Jones、Adamson1987；Downey1995、2001；Symeonides等2021；郑磊 2013；郑磊等2014；方超等2020)。儿童的发展和成长是其逐渐社会化的过程，语言作为儿童藉以融入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有三大作用：植入母语的认知框架；脐带般连通着母语社会，从中不断汲取心智营养；与父母、老师、玩伴等周围人保持信息互动(李宇明2021a)。 语言能力影响儿童的认知水平，关乎人的全面发展，是儿童成长为信息化社会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宇明2021b)。 因此，立足语言作为儿童认知框架、智慧通道、信息互动的功能，儿童语言发展的输入环境和互动，将影响儿童作为人的全系统发展。世界一体化、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性移民的多样化、英语在全球的快速传播等国际形势，中国国内的移民新态势、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和特殊二孩人口政策与语言政策，以及中国家庭传统的祖辈深度介入育儿习俗，共同构成中国儿童语言发展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输入环境，使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呈现难以复制的独有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语言实验室”，其研究具有 世界性的学术及教育价值(李宇明1995、2019；李宇明、陈前端1998)。 本文从祖辈深度介入育儿、独生子女、“非自然二孩”①形成的特殊中国家庭结构入手，尝试分析中国儿童语言发展的 独有特征。一 祖辈语言输入的隔代链接家庭规模(familysize)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是Zajonc(1976)提出的“汇合模式”(the Confluence Model)和Blake(1981)提出的“资源稀释理论”(the Resource Dilution Model)。前者是指家庭规模大小与家庭智力环境成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家庭中成人越多，儿童越少，家庭的智力环境就越好。后者是指家庭中儿童数量增加，每个儿童可获得的家庭资源和教育资源就会被稀释减少，儿童的发展随之受到影响。这两种理论主要关注家庭规模与儿童认知发展、学业成绩、心理适应性和教育资源分配等之间的关系，其中家庭规模一般考虑儿童数量，鲜有祖辈介入因素造成的家庭规模变化。中国祖辈深度介入儿童抚养是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更是中国人大家族的血缘责任感形成的独有社会现象。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处于退休状态的祖辈便自然而然地代替或半代替忙碌于工作的父母进行儿童抚养，这种隔代参与抚养的传统育儿方式，使得中国儿童大都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extendedfamily)中。与之不同的是，西方文化普遍不认同祖辈具有照顾孙辈的义务，因此西方儿童大多生活在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即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家庭语言输入环境主要来自父母和同胞。西方祖辈抚养的儿童通常是高危家庭，其主要特点是父母由于毒品滥用、酗酒、监禁、虐待儿童、死亡等原因导致其无法或不愿意照顾子女(Shakya等2012)，父母完全或部分放弃孩子的监护责任，由祖辈承担主要抚养责任。因此，中国家庭的育儿传统使祖辈成为家庭常驻人口，家庭语言交际关系和环境复杂，造成家庭规模和儿童语言输入格局的独特性。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1语言功能和形式转换的多向关系祖辈深度介入家庭，家庭成员角色的责任和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联系，所有成员均需进行调整和适应。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指出，倘若家庭是由父母双亲外加一个孩子构成的三口之家，家庭的语言管理就相对简单些，但如果家庭中有祖父母或其他年长的老人，家庭的语言管理往往就复杂化了。对于儿童来说，家庭语言交际增加了对象 、内容和语码转换的复杂度，儿童需要考虑家庭成员的角色和关系，调适语言的功能和形式类型，也需要考虑对话参与的人数去选择话题和语言形式，交际对象的角色和数量对儿童语言的选择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以外，儿童并不只从自己参与的对话中进行语言学习，无意中听到的对话对语言发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Oshima－Takane等1996)。因此，不仅儿童直接参与的“祖父母－儿童”“父母－儿童”“祖父母－父母－儿童”的交际格局，而且与儿童有非直接关联的“祖父母－父母”交际格局，甚至祖父母在场却并不直接参与的“父母－儿童”交际格局，也会影响儿童语言交际的内容和语码转换。1．2民族语言／方言的代际传递家庭是语言文化自然代际传承的重要场所，祖辈语言的民族、时代、地域特色，保存了祖辈时代和地域的事物和生活，能链接隔代的历史和现实，对家庭的语言代际传递有渗透性的影 响。祖父母的角色在语言传播、语言保持和语言转换上至关重要，祖父母往往在保持本族语 言、少数民族语言、家庭语言或继承语言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李嵬等2016)。Sandel等(2006)比较了在推行“国语”、保护方言的背景下，台湾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语言传承，发现父母是儿童语言选择的主要决定者，大家庭从闽南语到“国语”的转换过程更慢，儿童与祖父母倾向用闽南语交流，而与父母则用“国语”交流。Tollefson(1991) 指出，祖辈方言的代际传递取决于方言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国家的语言政策，地位较高和语言政策倡导的语 言更容易被传承。Luo和Wiseman(2000)调查了美国华人移民家庭，发现儿童对祖辈的喜爱和尊重与母语的保持呈正相关，祖父母的性格及与儿童的良好凝聚力也是母语和方言传承的关键决定因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大力推广普及，使得普通话越来越具有较高的身份价值和资本价值，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主动放弃方言的文化传承，祖父母、父母都不惜付出语码频繁转换的代价，将普通话作为与儿童的专门交际语言，使普通话成为儿童的母言(俞玮奇2010；王玲2016；汪卫红、张晓兰2017)。 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一批新型的国家通用语单言人，他们往往由于家庭语言格局中还存在“祖父母－父母”“父－母”的方言交际环境，具有辨识和理解方言的能力，但输出语言却趋于一致，形成语言输入和输出的不对等，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形成普通话与方言的融合，出现方言传承新的特点。1．3语言互动频率和策略的丰富中国祖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儿童，积极参与儿童的抚养，而且由于情感和责任等原因，祖辈相比父辈对儿童更加宠爱，对儿童存在“过度关注”的现象。中国城市社区人口密集，祖辈抚养儿童的交际范围也以老人为主，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乡里乡亲随时随地都在交流沟通，儿童经常被包围在语言输入的“汪洋大海”中，祖辈、保姆、邻居、乡亲等各种不同的交际角色无时无刻都在围绕儿童进行语言输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儿童的人际语言互动频率，极大地促进了儿童早期语言的发展。据观察，中国儿童比欧美儿童的语言发展进程要快4—6个月，这与中国儿童接触大量的语言输入不无关系。中国祖辈在与各种社会群体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交际策略，如匹配策略(matching)、支持策略(supportive)、自我保护策略(self－protecting)、自我示弱策略(self－handicapping)等。 匹配策略是指听话者通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进行匹配，以使话题继续进行的策略；支持策略是指听话者通过不断赞同对方的观点，以鼓励对方将话题进行下去的策略； 自我保护策略是指听话者迁就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以保留自己并未脱离社会的自尊心；自我 示弱策略是指通过声明自己年老体弱无能，以降低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期望值，从而减轻对说话者不高明表现的责备，或者加大对说话者意外良好表现的赞赏(Coupland等1991)。 祖辈养育的深度介入，将加速儿童语言交际策略的发展与丰富，但同时自我保护和自我示弱等策略会削弱儿童正确认知自我、乐于接受挑战的信心。1．4语言内容和形式的“老年化”“祖父母－儿童”“父母－儿童”双边关系的交际内容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一般以家庭、朋友、健康、饮食、玩耍等生活类为主，后者则范围更广，除生活类外，更是以知识学习、儿童发展、社会现象等为主。祖辈的社会交际圈已缩小，加上中国大部分祖辈受教育程度有限，思想观念更 新变慢，与儿童的交际内容也相应受限，多以赞赏和初级认知为主，不利于儿童语言内容的多维度 、多层次发展，这也是祖辈抚育的儿童自我中心感更强的原因。DelBoca等(2018)发现由祖父母养育的儿童更擅长命名，但是在解决问题、建构能力、数学概念、基本概念发展方面要比父母养育的儿童更弱。同时，这个结论因祖辈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具有强烈的异质性。Pilkauskas(2014)的研究表明，三代同堂居住与儿童的入学准备(即早期阅读、数学能力、语言 表达、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种族、民族和出生地的异质性，比如西班牙裔儿童的语言 表达比其他白种人儿童、亚裔儿童、黑种人儿童的语言表达要更多。我们猜想，其中原因与国家教育的发达程度、种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祖辈的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祖辈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儿童的说话方式、语音的变化、词汇的选择和语法结构等方面(李嵬等2016)。 祖辈由于大脑组织结构性退化，会出现语言衰老现象，表现在语音 基频下降(Reubold等2010)，词汇提取困难，特别是低频词的提取更为困难，谈话通常缺乏重点或容易偏题，习语的表达经常会出现不完整或错误(Burke2002)，语法结构方面会出现冗余 性重复、填塞语、话语缺损、口误、后语抢先等非流利情况(刘楚群2020)。这些因素会影响儿 童语言要素的发展及表达精准度和连续性。二 独生子女语言输入的成人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到2016年终止，是世界独有的人口政策，产生了世界上独有的独生子女现象。风笑天(2020)综合不同来源统计数据表明，到2019年底，全国存在着0—44岁的独生子女人口约1.7亿左右，分为三类：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二十 年中出生的“父母非自愿选择”的独生子女，19—44岁之间，1.18亿左右；二是2016年“全面二 孩”政策后的“父母自愿选择”独生子女，0—3岁之间，0.1亿左右；三是介于二者之间出生的 “非自愿选择时期父母自愿选择”的独生子女，4—18岁之间，0.43亿左右。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中国家庭的4－2－1格局，即四位祖辈、两位父辈和一名子女，造成儿童专享成人语言输入而缺失同胞互动语言的发展特点。独生子女面对的语言环境与多子女(包括两孩)家庭的不同在于，独生子女的语言互动关系仅限于成人—儿童，包括父母—儿童、祖父母—儿童、祖父母—父母—儿童。多子女家庭经常处于丰富而复杂的互动状态，如父母—儿童、父母—儿童—同胞(或祖父母—父母—儿童—同胞)、同胞—同胞等。因此，独生子女比多子女家庭的语言输入互动关系更简单。2．1客观认知语言的充裕性Jakobson(1960)根据语言交流中话语的焦点注意，认为语言功能包括指称功能(referential)、社会调节功能(socialregulative)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指称功能是话语指称背景中特定的物体或事件，如引起对物体或事件的注意(“那是一辆大卡车。”)，唤起对物 体属性的注意(“小鸭的嘴巴扁扁的，小鸡的嘴巴尖尖的。”)，或者唤起与已有知识的关联(“这 个玩具像不像之前弄坏的那个？”)。社会调节功能是用话语来交流感情，连接双方对话通道，如说话者希望得到对方的注意(“你好，宝贝。”)，说话者表达情感(“我很喜欢这个。”)，或者说话者表达请求(“来，让我看看。”)。 元语言功能是说话者明确关注语言本身，直接对语言本身进行评论，如特指问句(“这叫什么？”)，祈使句(“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说‘您好。’”)，选择问(“这是小鸡还是小鸭呀？”)，或者针对对方的话进行模仿和评论(“对了，这就是小猪佩奇。”)。 因此，指称功能和元语言功能语言更偏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社会调节功能语言更偏重人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基于此种语言功能分类，Jones和Adamson(1987)发现，母亲与单个孩子的双边交流更多地使用指称功能和元语言功能语言，而同时与两个孩子的三边交流则更多使用社会调节功能语言 。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与单个孩子的双边交流中，母亲更倾向通过指称功能的语言扩展儿童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通过元语言功能的语言发起和延续话题，推动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在同时与两个孩子的三边交流中，母亲更倾向于充当调节同胞之间友善关系的角色，决定了她会更多地选择社会调节功能语言。因此，母亲语言的选择会根据子女的排行和数量有所不同，头生子女或独生子女的成人输入语言与客观世界的链接更多，而次生子女的成人输入语言选择更多的人际调节内容和形式，这会对儿童语言的习得模式有显著的影响，也是独生子女或家中长子性格更为耿直、而次子性格更为圆通的语言输入方面的原因。2．2语言要素的超前和精密独生子女家庭4－2－1结构，成人与儿童的数量比例悬殊，按照Zajonc(1976)的“汇合模式”，儿童成长的智力环境相对更有优势，在语言方面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相较，独生子女语言要素的发展超前且精密，语音要素发展阶段提前，词汇量更丰富、认知高级阶段的词汇更多、书面语词汇介入更早更多，句法结构更复杂。针对“母亲－儿童”和“母亲－儿童－同胞”语言互动的研究表明(Dunn＆Kendrick1982；Wilkinson等1981；Jones＆Adamson1987；Vandell＆Wilson1987等)，成人会努力创造交流背景去构建语言互动环境，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和促进与儿童的多类型语言互动，并尽力适应儿童以使他们理解，包括引起儿童对共同观察物的关注，对表意不清的语言进行解释和说明，根据儿童语言发展阶段的相应水平精心提供输入语言的难易程度。他们同时指出，相比同龄人或同胞，母亲给予儿童的语言刺激更多，能建立更多持续性的、关联紧密的、反应敏捷的交流互动；母亲的话语更复杂，包含更多刺激儿童口语回复的问题、礼貌的指示和详尽的回答，而同胞的话语则包含更多的注意、指示和禁止；儿童与母亲的互动比与同胞的互动有更多的交流发声和手势。Jones和Adamson(1987)的研究表明，母亲与独生子女和与两个子女的交流是不同的，当母亲同时与两个子女交流时，母亲指向次子的话语减少，而且母亲几乎没有问题，回答也变少，语言支持明显少于头生子，而且次子反应的语句数量也会减少。在长子和次子的词汇数量评估中，长子的词汇量比次子要大很多，并且词汇类型也更丰富。Berglund和Eriksson (1994)也指出，无同胞儿童的产出词汇量显著高于有同胞儿童。因此，独生子女或初生子女面对的成人语言输入更频繁更周详更具有调适性，对其语言发展的超前性、精密性具有决定性意义。2．3同胞语言互动的缺失与滞后独生子女由于缺失同胞，语言发展过程中缺乏同胞语言互动，这意味着独生子女的语言互动缺乏“儿童模式”“同胞模式”“互动模式”(李英姿2021)，因而造成特定语言功能及形式要素的缺乏与滞后。具体表现在：缺失同胞冲突和竞争，缺失语言的调适性；同胞互动内容的词汇和句法习得滞后；非语言交流形式滞后。独生子女的语言环境不仅成人输入较少使用社会调节功能语言，而且缺乏同胞语言合作和竞争的内容与形式，缺乏语言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方式也缺乏适应他人的语言调适性。Perlman等(2009)认为，尽管同胞冲突发生频繁且关系紧张，但冲突有利于提高儿童语言点采择能力。Sachs和Devin(1976)、Shatz和Gelman(1973)的研究表明，儿童也会像母亲一样调整自己与更小婴儿对话的方式，当对2岁儿童说话时，4岁的儿童也会提高他们的音调，缩短他们的话语，使用更少的复杂结构，使用更多的祈使语气，自我重复和注意语词，如“嘿”和“看”。因此，缺乏同胞互动环境的独生子女也缺乏语言调适的机会。独生子女缺失与成人和同胞的三边关系，表示人际关系的词汇习得相比多子女家庭滞后。如词汇方面缺少非统称形式的亲属称谓，如姑姑、舅舅(李嵬等2016)。即使统称形式的亲属称谓，也由于只有社区语境的同伴互动，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小哥哥、小姐姐”用来指称非同胞的同龄人，并且脱离了哥哥姐姐的年龄限制，还带上了表示亲密关系的附加色彩。Oshima－Takane等(1996)认为儿童无意中听到的对话对语言发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无意中听到的话语是第一、二人称习得的输入重要来源，如果只有针对儿童的话语，很容易将你＝儿童自己，我＝另一个人，在无意中听到的话语中就有机会观察到第二人称不仅仅指自己，第一、二人称可以随着话语角色进行系统转换。 因此，儿童能从无意话语中更容易发现代词和话语角色的关系，更可能对代词意义做出正确的归纳和泛化。独生子女缺失同胞互动中更经常使用的非语言交流形式。Dunn和Kendrick(1982)指出同胞之间的沟通经常是非口语的，只使用很小比例的语，次子经常观察和模仿初生子。Tomasello＆Mannle(1985)也认为同胞互动中，长子女并不会像母亲那样惯于使用会话维持技术，而是会使用更多的指令性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形式，他们不认可幼儿的语言，对幼儿的对话很短或根本不与幼儿交流，而年幼儿童也经常在对话中无语言反应，直接以动作进行回应。因此，缺乏同胞互动，特定语言要素与非言语交流形式的习得和巩固均存在缺失和滞后的现象。三 “非自然二孩”语言输入的高度社会化
中国从2013年底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初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并于2021年全面施行三孩政策。一系列人口政策的实施，带来中国家庭结构的不断变迁。一批中国家庭独有的由政策而生的“非自然二孩”扩大了家庭规模，改变了家庭结构，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多样化。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与父母的年龄差大，与同胞的年龄差大，完全不同于自然二孩的同胞年龄差。 同胞年龄差是影响同胞互动的重要家庭结构要素，给同胞彼此的语言发展带来与西方儿童迥异的独特性，是值得记录和研究的宝贵语言资源。3．1同胞语言互动的互惠互利中国“非自然二孩”与父母的年龄差大，很多家庭几乎达到了祖孙辈的年龄差，由于父母的年龄、体力等多方面因素，二孩与父母的互动减少，而与年龄差大的同胞互动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长子女的语言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他们之间的语言互动成熟程度，可以弥补年幼儿童与成人互动频率的不足，发挥类似父母的作用。年长同胞在互动内容和形式方面能给儿童提供更丰富的刺激环境，如推动语言理解和词汇丰富的图画书阅读、空间感知、社交游戏、问题解决等。年幼儿童对年长同胞的游戏、事物和语言更感兴趣、更加关注，反应也更多、更灵敏，会更多向长子女寻求帮助和指导，且会表现出更多愉快和自嘲行为。这将给年幼儿童更多更丰富的认知和语言刺激，有更多机会来体验语言的社会化内容，感知和练习书面化语言及复杂的句法结构等语言理解和表达的技能，对年幼同胞的语言发展有加速和催化的作用(Teti等1986)。西方儿童同胞之间的年龄差一般不超过6岁，Blake(1981)的“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同胞数量与儿童认知发展和学业表现成绩呈反比例关系，因此出生顺序是智力发展的重要变量，年龄差小的同胞中初生儿童和长子女要优于年幼儿童。但是如果增加同胞之间的年龄差，则可以 调节“资源稀释理论”效应，使年长年幼同胞同享双边互动优势效应(Zajonc1976；Breland1974)。Symeonide等(2021)的调查表明，当年龄差大于10岁，年长同胞的语言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年幼同胞的语言表达发展尽享父母和年长同胞的输入福利，比年龄差小的年幼同胞发展更快，符合“汇合模式”，即所有的家庭成员均对儿童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对长子女而言，悬殊的年龄差使同胞之间竞争关系不明显，更容易显现出积极的行为和情感，长子女更倾向使用赞美和教导的语言方式，并努力尝试选择适应年幼儿童的语言态度和语言形式，自觉转换各种沟通策略。Spolsky(2007)认为在多子女家庭中，年龄较长的兄弟姐妹在年幼同胞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年龄差大的同胞之间有更多的社会行为，互动更多，持续也更长，长子女给予年幼儿童的声音、语言和手势输入更多，同胞之间的社会行为高度关联，而与父母的语言或智力水平没有必然的关系；与之相对年龄差小的长子女在语言内容上则会有更多的注意、指示、禁止，会使用更多非言语的发声和手势(Cicirelli1973、1974；Pepler等1981；Stewart1983) 。因此，中国“非自然二孩”家庭的同胞之间虽然具有非自然选择的悬殊年龄差，但使双方的语言沟通互惠互利。作为独生子女成长多年的长子女拥有了迟到的“同胞意识”，逐渐习得适应同胞进行语言和交际的自我调节，掌握“教育”同胞的语言技能，习得“同一屋檐下”冲突和矛盾的语言解决方式等，年幼儿童尽享家庭成员成熟语言与同胞语言的优势，加速和扩充了其语言和认知的发展。3．2缺失同伴意识的同胞互动语言年龄差是影响同胞互动的重要因素，年龄差小的同胞之间一般呈现“相爱相杀”的同伴互动模式。中国“非自然二孩”同胞间年龄差悬殊，同胞关系面临着新的变动与适应，是一种介于同伴关系与亲子关系的纵横斜向交叉关系(刘庆2019)。年龄差造成的生活内容、兴趣和能力差异使同胞之间的同伴意识并不强烈，取而代之的是长子女“半个父母”的角色。不管是否有主观意愿，强制性的同胞关系使之需对年幼同胞承担一定程度的教育陪伴责任，年幼同胞则因为同胞角色和与父母年龄差过大等原因，更倾向从年长同胞那里获取指导和支持，他们之间作为同伴的合作、竞争和冲突的沟通减少，存在年幼同胞“一头热”的状况。Abramovitch等(1979、1980)观察了年龄差为2.5—4岁和1—2岁的同性和异性同胞，发现4岁之内的年龄差对他们之间互动模式影响不大。我们认为原因是年龄差小的同胞具有大致相同的兴趣和能力，更可以共享年龄相当的朋友，彼此的同胞陪伴意识会更强烈，更容易产生亲密的情感。与之相辅相成的是，他们之间也更容易产生竞争和冲突甚至敌意，语言表达会更直接，而且年龄差距越小，引发的外显行为问题越大，更容易产生言语和肢体冲突的“热战”行为。Buist等(2013)发现同胞之间的年龄差距越大，引发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越隐性。这种隐性的竞争意识更多地来自于年长同胞，因为稳固的独生子女福利被剥夺，我行我素的言语和行为 被限制，需要重新培育家庭谦让协作的品性。这对于已习惯了父母全部关注的长子女而言是一项压力生活事件，对长子女与父母原本的亲密关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给长子女带来心理压 力和行为变化(陆杰华、韦晓丹2017)。 如果父母精力集中于年幼子女的照顾，对此缺乏引导的艺术，很容易造成年长同胞对年幼同胞产生怨恨和嫉妒心理，诱发心理问题和家庭矛盾甚至反社会行为。四 结 语中国家庭的祖辈深度介入育儿、独生子女、“非自然二孩”形成的独特家庭结构，使中国儿童的家庭语言输入环境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特征，也形成了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对国际儿童语言研究的独特意义。祖辈深度介入育儿形成的祖、父辈两代成人同时与儿童的互动，是西方国家罕有的现象，需要关注和记录互动语料，研究其对儿童语言发展和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儿童教育基本上是通过成人与儿童的语言交际实现的，儿童的语言习惯基本上是成人语言习惯的“镜像”。研究“成人－儿童”语言交际的特点，就是探讨儿童教育问题，探讨儿童语言习惯形成之本；改善 “成人－儿童”语言交际的状况，就是改善儿童教育、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这在某种 意义上牵涉到“国民素质”，在这方面必须加强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发挥学术的社会功能。中国的儿童语料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整体数量不多。实现全公开的CHILDES语料库中关于汉语儿童口语的语料库主要有LeeWongLeung、HKU、Chang、Beijing、TCCM、Zhou等 。这些语料库年龄范围和语料情境方面有局限。也有其他一些已经建成运用并取得研究成果的汉语儿童口语语料库，但都没有公开，没有实现与社会的开放共享，对诸如医学、教育等领域起不到学术辐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语料以儿童的表达性语言为主要记录内容， 互动方式单一，以母子对话为主，缺乏自言自语、同伴对话、师幼对话、祖孙对话等互动语料。随着2021年中国全面三孩政策的施行，独生子女时代即将结束，“非自然二孩”也即将长大。这两种儿童在世界范围内将不会再大规模出现，有意识、有计划地全面记录、整理、考察这两类儿童的语言发展于人类学术和中国社会有重要价值。除了重视尚在现实中的独生子女和“非自然二孩”的语料，也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力量，采取众包方式搜罗整理家庭中保存的影像语料，以便缀合成具有年龄连续性的独生子女和“非自然二孩”语料，为这类特定历史时代的儿童发展集成相对完整的发展印记。参考文献：
博纳德 · 斯波斯基 2016 《语言管理》，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 超 、曾迪洋 、黄 斌 2020 《家庭规模 、同胞结构与学龄儿童教育获得——— 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
风笑天 2020 《“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浙江学刊》第 5 期 。
李 嵬 、张天伟 、李艳红 2016 《语言与人 口：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变化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启示》，《语言战略研究》第 5 期 。
李英姿 2021 《同胞互动促进儿童语言发展》，《光明日报》8月15日第 5 版 。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宇明2019 《人生初年—— 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2021a《语言与人类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9日 。
李宇明2021b《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
李宇明 、陈前瑞 1998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儿童问句系统的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林进龙 、刘天俐 、陈 功 2021 《家庭人口学特征对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人口与发展》第4期 。
刘楚群 2020 《 口语非流利产出与衰老关联度研究》，《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刘 庆 2019 《亲密与隔阂：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及其调适》，《南方人口》第 5 期 。
陆杰华 、丰晓丹 2017 《“全面两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探究》，《河北学刊》第6 期 。
汪卫红 、张晓兰 2017 《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6 期 。
王 玲 2016 《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语言研究》第 1 期 。
俞玮奇 2010 《普通话的推广与苏州方言的保持——— 苏州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 。
郑 磊 2013 《同胞性别结构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郑 磊 、侯玉娜 、刘 叶 2014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教育研究》第 4 期 。
Abramovitch，Rona，Carl Corter＆Bella Lando 1979 Sibling interaction in the home．Child Development 50 (4)：997－1003．
Abramovitch，Rona，Carl Corter ＆ Debra J．Pepler 1980 Observations of mixed－sex sibling dyads．Child Development 51 (4)：1268－1271．
Berglund，Eva ＆ Mårten Eriksson 1994Family structure and early vocabulary acquisition．Gothenburg Papers in TheoreticalLinguistics (74)：64－74．
Blake，Judith 1981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Demography 18 (4)：421－442．
Breland，Hunter M．1974Birth order，family configuration，and verbal achievement．Child Development 45 (4)1011－1019．
Bronfenbrenner，Urie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7)：513－531．
Buist， Kirsten L．， Maja Dekovic! ＆ Peter Prinzie 2013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A meta－analysis．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7－106．
Burke， Deborah M．2002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aging． In Susan，Kemper ＆ Reinhold Kliegl ( eds．)， Constraintson Language：Aging，Grammar，and Memory，3－27．New York ： Springer．
Cicirelli，Victor G．1973 Effects of sibling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on children's categorization style．DevelopmentalPsychology 9 (1)：132－139．
Cicirelli，Victor G．1974 Relationship of sibling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to younger sib's conceptual tyle．The Journalof Genetic Psychology 125 (1)：37－49．
Coupland， Nikolas，Justine Coupland ＆ Howard Giles 1991 Language，Society and the Elderly：Discourse，Identity and Ageing．London：Basil Blackwell．
Del Boca，Daniela， Piazzalunga Daniela ＆ Pronzato Chiara．2018 The role of grand parenting in early childcare andchild outcomes．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6 (2)：477－512．
Downey，Douglas B．1995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Family size，parental resources，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American Sociol ogical Review 60 (5)：746－761．
Downey，Douglas B．2001 Number of siblings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The resource dilution explana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6－7)：497－504．
Dunn，Judy ＆ Carol Kendrick 1982 The speech of two－and three－year－olds to infant siblings： ‘Baby talk’and thecontext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9 (3)： 579－595．
Gibbs，Elizabeth D．，Douglas M． Teti ＆ Lynne A．Bond 1987 Infant－sibling communication：Relationships to birth－spacing and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development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10 (3)：307 －323．
Jakobson，Roman 1960 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Sebeok，Thomas A． (ed．) ，Style in Language 85－122 ． 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Jones， Celeste P．＆ Lauren B． Adamson 1987 Language use in mo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sibling interactions． Child Development 58 (2)：356－366．
Luo，Shiow－Huey ＆ Richard L．Wiseman 2000 Ethnic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3)：307－324．
Minnett，Ann M．，Deborah L．Vandell ＆ John W．Santrock 1983 The effects of sibling status on sibling interaction： Influence of birth order，age spacing， sex of child， and sex of sibling．Child Development 54 (4)：1064－1072．
Oshima－Takane， Yuriko， Elizabeth Goodz ＆Jeffrey L．Derevensky 1996Birth order effects on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Do second born children learn from overheard speech？ Child Development 67 (2)：621 －634．
Pepler，Debra J．，Rona Abramovitch ＆ Carl Corter 1981 Sibling interaction in he home：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52 (4)：1344－1347．
Perlman，Michal， Hildy S．Ross ＆ Daniel A．Garfinkel 2009 Consistent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in youngchildren's conflicts with their siblin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3 (6)：504 －515．
Pilkauskas，Natasha V．2014 Living with a grandparent and parent in early childhood：Associations with school readiness and difference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 (12)：2587 －2599．
Reubold，Ulrich，Jonathan Harrington ＆ Felicitas Kleber 2010 Vocal aging effects on F0 and the first formant：A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 adult speakers．Speech Communication 52 (7－8)：638－651．
Sachs，Jacqueline ＆ Judith Devin 1976 Young children's use of age－appropriate speech styl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ole－playing．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 (1)：81－98．
Sandel，Todd L．，Wen－Yu Chao ＆ Chung－Hui Liang 2006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accommodation across family generations in Taiwan．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7 (2)：126 －147．
Shakya，Holly B．，Paula M．Usita，Christina Eisenberg， Joanna Weston ＆ Sandy Liles 2012Family well－being concerns of grandparents in skipped generation families．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5 (1)：39－54．
Shatz，Marilyn ＆ Rochel Gelman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kills：Modifications in the speech of young children as a unction of listener．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38 (5)：1－38．
Spolsky，Bernard 2007 Language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7 (2)：268－270．
Stewart，Robert B．1983 Sibling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Child－infant interaction in the strange situatio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 (2)：192－199．
Symeonides，Christos， Peter J．Vuillermin，Emma Sciberras，Elizabeth Senn，Sarah M．Thomson，Nicole Wardrop et al ＆ Anne－Louise Ponsonby 2021 Importance of accounting for sibling age when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between family size and early childhood cognition，language and emotional behaviour：A birth cohort study． BMJ Open 11 (3)：e041984－e041984．
Teti，Douglas M．， Lynne A． Bond ＆ Elizabeth D． Gibbs 1986Sibling－created experiences：Relationships to birth－spacing and infant cognitive development．Infant Behavio rand Development 9 (1)：27－42．
Tomasello，Michael ＆ Sara Mannle 1985Pragmatics of sibling speech to one－year－olds．Child Development 56 (4)：911－917．
Tollefson，James W．1991 Planning Language，Planning Inequality： Langage Polity in the Community . London： Longman．
Vandell，Deborah L．＆ Kathy S． Wilson 1987 Infants' interactions with mother，sibling，and peer：Contrasts and relations between interaction systems．Child Development 58 (1)：176－186．
Wilkinson，Louise C．，Elfrieda Hiebert ＆ Karen Rembold 1981 Parents' and peers' communication to toddlers．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and Hearing Research 24 (3)：383－388．
Zajonc， Robert B．1976 Family configuration and intelligence．Science 192 (4236)：227－236．
本文转载自“语言治理研究中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