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嘉、蔡偉傑 | 关于《破譯邊疆‧破解帝國》的回应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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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六期请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马世嘉（Matthew W. Mosca）教授一同讨论他的新著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从边疆政策到对外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2019年，此著中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译者罗盛吉。

上一篇我们推送了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蔡伟杰博士为此著撰写的书评，请见：

本文为马世嘉教授对书评的回应，以及蔡伟杰博士的进一步讨论。本文原刊于《中国边政》第198期，此次刊发前，蔡伟杰博士又对其专门做了修订与增补，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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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譯邊疆‧破解帝國》的回应与讨论

馬世嘉   蔡偉傑

作者馬世嘉回應

清朝對抗準噶爾的戰爭與外交及其在征服準部後的初期所實行的政策，在清朝對外政策的發展上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由於近年來內亞政策已經在濮德培（Peter Perdu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米華健（James Millward）、艾宏展（Johan Elverskog）、勞拉·紐貝（Laura　Newby）、小沼孝博與野田仁等學者的著作中被詳加討論，我僅對清朝對抗準噶爾的政策如何制約後來清朝的戰略思考略陳己見。

首先許多在內亞的領土擴張顯現在構建聯盟上，其目的在於控制獨立的蒙古群體之軍事力量，而或許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隔絕他們對準噶爾的援助。為此，清朝將這些團體納入札薩克旗制，並且將他們置於中央控制之下。而這是透過以下方式而達成的：將貴族納入科層制使其成為札薩克旗的領主；透過北京理藩院監督其行動；將清朝官員派駐於草原上的戰略據點；並保留在必要時有權將蒙古與衛拉特旗的札薩克免職等等。我認為將原先的獨立盟友成功轉變為臣屬這點，說明了為何清朝統治者不願聯合未受其直接控制下之團體發動軍事行動的部分原因。此外，清朝視準噶爾為特別難以應付的敵人之原因在於準噶爾的存在很可能會使原先臣服於清朝的蒙古貴族叛變，無論是隨準噶爾入侵或是純粹期待準噶爾的援助。這威脅了清朝試圖創建之蒙古緩衝防護罩整體的完整性。即便俄國比準噶爾更加強大，清朝似乎直到晚期才意識到前者有摧毀這個蒙古防護網的可能性。無疑，如果清朝在1760年就已經決定對哈薩克人施加札薩克旗式的控制的話，清俄之間的戰略競爭很可能會大為增強。

幸運的是，近年來出版了許多有關清俄與清哈關係的研究，特別是日本學者，這些研究將被視為是清朝對外關係的一般讀物。我推薦以下的文章與書籍：

- Yanagisawa Akira, “Some Remarks on the ‘Addendum to the Treaty of Kiakhta’ in 1768,” The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63 (2005):65-88.

- 小沼孝博、“清朝とカザフ遊牧勢力との政治的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エジェンーアルバト’関係敷衍と展開”、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72  (2006): 39-63.

- 小沼孝博、“1770年代における清―カザフ関係 － 閉じゆく清朝の西北辺疆”、東洋史研究  69/2 (2010):1-34.

- 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ハン国　(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當中最後一本野田仁的作品對於任何關注清初與土爾扈特與哈薩克的關係的人來說特別重要。

談到清朝與過去中國歷代對於軍事聯盟的態度，這本身就是一個可以單獨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有趣問題。當清朝必須採取軍事行動介入時，它清楚地察覺到尋求盟友的好處，但卻傾向認為其潛在的複雜性弊大於利。就我看來，在這個盤算中，他們被實用主義所影響的程度遠超過意識形態的作用。很難說從這個觀點去找尋傳統∕儒家或是內亞影響是否有用。魏源在他的《聖武記》對中國歷史中尋找前朝出於軍事目的而主動尋求聯盟的例子做了詳盡的考察，以便證明其計畫在歷史上已有許多前例。換言之，魏源試圖證明他主張聯盟的戰略思想與康熙與乾隆皇帝一致，並且清朝這種戰略思考也與過去的朝代相符。我自己的發現讓我主張，事實上乾隆與其他清朝統治者比魏源更加小心謹慎，因為他們針對仰賴盟友的效益上所提出的問題更令人信服：假若潛在的盟友所擁有的資源比清朝更少，那麼他們實際上提供給清朝的協助能有多重要呢？就現實條件而言，清朝能否信任這些盟友會效忠清朝而作戰？即便前者成立，策劃一場聯合作戰是否可行？在作戰成功之後，這些盟友是否為變成主要的區域強權，並失去對清朝的畏懼，而造成後患？我想知道在前朝歷史中（包括漢、唐、宋等在網路討論中所提到的例子）有多少是被乾隆認為是運用聯盟成功的案例，而在這些案例中盟友既能夠對作戰提供實質貢獻，又沒有造成後續的問題。

在討論中也提到札薩克─旗與土司行政制度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對清史而言必需比較這兩者進行延伸討論。一方面，這兩者有著基本的相似之處，清朝在這兩個案例中，有效地將權力委任給地方的世襲當權者，在這個條件下，後者遵守北京所頒發的行政與法律規定。另一方面，這兩者也有重要的差異之處，例如土司傾向於居住在漢地直省中，而札薩克─旗則多半在漢地之外。土司傾向控制定居人口，而札薩克─旗則控制游牧人口。清朝皇帝是否將科層化的郡縣行政系統視為正常典型，而強力在土司領地中推行之，僅因為這些土司比蒙古貴族容易應付？抑或清朝皇帝相信對蒙古與其他群體而言，在原則上更希望被一個不同於漢地的系統所治理，即便郡縣準則可能被強加於他們身上？即便在龔自珍等漢人理論家明確地呼籲之前，這些逐步強加於札薩克─旗之行政與法律系統上的行政變革是否是郡縣制的邏輯在內亞秘密施行的跡象？回答上述問題也許能夠為清朝政策的長遠目標提供具有啟迪性的洞見。

「新清史」與1912年以後的歷史的關係則是另一個重大問題。我推薦從Uradyn E. Bulag的下列文章入手：“Going Imperial: Tibeto-Mongolian Buddhism and Nationalisms in China and Inner Asia,” in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260-295。確實所有希冀統治清朝過往領土的政府都必須小心思考一個問題，即如何盡全力應付內部的多元性；並且在這個意義上更加明確地比較清朝、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進行研究，將會對這個領域作出重大貢獻。

蔡偉傑對作者回應的回覆

1傳統中國與清朝對於結盟的態度問題

關於結盟的問題，我的回覆其實並沒有討論是以何種形式的。我的重點是與其他中國王朝相比，清朝似乎對於涉入干涉外國事務更為被動，無論是結盟（alliance，不是oath）或是借兵。無論唐朝用徵兵與命令出兵，向外國借兵總是事實。之後聯回紇制吐蕃更是如此。結盟不一定只會發生在同等國家之間。明朝出兵援助朝鮮，但明朝並不視朝鮮為對等國家。回到宋朝的例子，當初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都確實有爭議，但畢竟最終還是聯合了女真與蒙古。明朝對後金的薩爾滸之戰其實也徵用了朝鮮的軍隊。我覺得清朝對尼泊爾、緬甸與俄國的態度來看，似乎更不願意主動插手國外事務，而且就算插手也儘量仰賴自己的軍隊。如 Mosca所言，對外關係的決策和清朝對於國外資訊的收集與理解有關係，而這應該也適用於前朝。而這種決策的傾向與文化傳統的關聯又有多高？這是我所好奇的地方。

另外清朝其實也不是完全不結盟，例如曾經試圖荷蘭人結盟攻打臺灣的鄭氏政權，但為何清朝選擇信賴某些特定盟友，則是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例如蒙古可以是清朝的盟友，但不代表所有的蒙古都是清朝的盟友。康熙年間，清朝介入喀爾喀與準噶爾蒙古的爭端是直到喀爾喀要求清朝介入才發生的。而等到晚一點的乾隆朝，清朝也沒有向哈薩克請求援助。為何清朝選擇相信部分蒙古人（如科爾沁），而不相信哈薩克與廓爾喀？其中的緣故是出自現實政治考量還是其他心態？就算是有現實政治考量，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納入到對邊疆或對外政策的考察，稍微留意國際關係研究的建構主義路徑，就能明白，認同會形塑人們對利益的理解，從而影響決策。因此，將現實利益和文化/認同/意識形態簡單二分需要謹慎。

2本書與新帝國史的關係

本書除了可以從新清史的角度來探討以外，其實也受到近三十年來大英帝國史研究中的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影響。根據阿西娜‧賽利亞圖（Athena Syriatou）的概括，舊帝國史研究大英帝國的治理網絡、統治方式與意識形態；而新帝國史則更關注帝國內部的種族、性別與階級網絡，或是不同文化和藝術的相遇與混雜認同的擴散等等。^[1]如貝利（C. A. Bayly）對於大英帝國的印度情報網研究，分析了眾多的印度情報與資訊在翻譯中失落的原因，同時他還考察了這些提供情報的報導人的社會與知識背景，以及殖民者對他們的認知。^[2]而本書的主題其實也就是清朝邊疆資訊的流通、翻譯和中央政府的決策過程，作者也採用了貝利的資訊秩序（information order）概念來概括這些資訊的形成與流通。另外其分析滿蒙漢官員，以及傳教士與商人等報導人在資訊網路上的等級關係等等，都可以看出受到新帝國史的啟發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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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西娜‧賽利亞圖著，徐波譯，〈民族的、帝國的、殖民的和政治的：英帝國史及其流裔〉，《全球史評論》第10輯（2016）：第44頁。

[2]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lk to the Author” 下期书评征集：

CCSA“Talk to the Author“活动第17期将阅读和讨论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蔡骏治（Philip Thai）教授的新著《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现征集书评人，具体信息请见：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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