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 | 孟涛《法治评估与法治大数据》推介（周五赠书福利）

法治评估与法治大数据

孟涛 著 

法律出版社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很多国家都开展了法治促进运动。评估研究融合了价值与事实、定量与定性，既可以精确描述法治、又可以直接提升法治。法治评估诞生于1990年代、燎原于2000年代、兴盛于2010年代，正在迎来“从1到N”的大发展。

本书一方面记录了国内外法治评估“从0到1”的生长过程，完整梳理了各种源流和支脉，揭示了隐藏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技术，奠定了法治评估的理论体系和分类逻辑，特别强调了再评估的应用；另一方面展示了各种法治大数据，用数据描述世界法治、中国法治、地方法治和营商环境法治的实际状况，分析了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和解决之道。本书将评估研究全面引入到法学领域，以促进实证法学和法治治理的发展。

孟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兼任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食品安全项目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专家等。著有《中国非常法律研究》、译有《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等，并于《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曾获第七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论文一等奖等奖项。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纠纷解决、非常法律等。

本书改变了传统的法治研究范式，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化抽象为具体，对法治属性进行精细界定，对国内外法治状况进行清晰展示，对一些流行的法治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提出了系统的法治评估方法论和别具一格的地方法治理论，有很强的创新性，研究分量非同一般。

作者自2012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来就研究法治评估和法治大数据，本书是作者在这一领域长期研究的结晶，“干货满满”。本书的出版，对读者了解法治的实际面貌有很大帮助，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明确指引。对未来的法治研究而言，本书将是必不可少的参照。

特此推荐！

——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早就想自己动手写这样一本总结法治评估的著作，然而总是忙来忙去，抽不出时间。读到孟涛写的这本书真有点喜出望外。认识孟涛是在一次博士论文开题会上，当时对他的印象较为深刻，他常若有所思，不像一般的博士生那样夸夸奇谈。后来听说他毕业后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再后来在不同的会议上见到他，知晓他在做实证分析和量化研究，江山代有人才出。这本书是孟涛关于实证研究的专著，重点谈了法治评估的内容和方法，既放眼世界，也回望中国。这是一本法治量化研究方法论的专著，对此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读。

法治评估从无到有，在中国呈现了大发展的局面，除了专门从事此类评估学者的不懈努力，还有赖于法治评估最终进入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这也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话语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话语体系是一个紧迫问题

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一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中国学者到国外交流，总是夸夸其谈中国的特殊治理能力和治理手段，往往游离于对话体系之外，以至于交流不畅通，观点也难以得到认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话语权阙如，不仅在国外，在国内也是如此的。由于前提问题，一些人用有色眼镜看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道路千万条，发展第一条，但发展的推进需要制度规范，发展的目标需要评估，发展的矛盾需要解决，发展的成效需要共享。制度建设、纠纷化解、成果共享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有特色的法治和普适的法治常常被作为对立的事物相比较，二者其实并不存在对立关系。普适是指一些基本的原则具有共同性，如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廉洁政府，构建美好社会等。西方的一些法治评估蕴含了这样一些普适的原理，但如果我们关注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会发现这些普适的东西也贯穿其中，虽然表现得比较含蓄，不具备形式意义上的普适性。回望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和”，在《辞源》里“和”有“调”、“顺”、“谐”、“合”等多种含义，和贯穿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之中，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虽然在发展进程中，“不和”的情况也时常出现，“不和”与“和”交织在一起，构成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和”代表一种理想，如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和谐社会等等。“和”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支撑和发展的目标。

法治是现代社会运行的秩序支撑，这一点中西方无出左右，分歧在法治的具体解释和运行方式上，在这种意义上并不存在康德的“二律背反”。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热衷于“耕西方田，荒中国地”，有伟大的实践，无中国的理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沟通成果，中国法治应当借鉴西方的经验，但不应亦步亦趋，奉行照搬拿来主义，而应坚持以我为主，合理吸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令世人瞩目，无论是立法、执政、司法和社会法治建设，成就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法治疲软，两手都要抓，法治无抓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焦点放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的成效更容易发现和更容易感知。法治虽然是实实在在地通过各种制度各个机构推进的，但它与人的感知关系密切，法治的感知和感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制度建设尚可期许，鲜活的经验难以描述。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毕竟改变人，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级政府实行行政审批改革、推进“放管服”，司法改革如火如荼，普法运动全面推进，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的行为不得而知。由于法治经验总结更多局限于定性，缺乏深入细致量化的研究，缺少数据支撑，大多数人是用西方法治理论描述中国法治实践，缺乏解读中国实践的法治理论和方法，缺少与国际社会沟通和能接受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无法与国际社会甚至国内社会沟通，丧失话语权是必然的。可喜的是，确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在这条崎岖小路上蜿蜒前行，从学术上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提供言之有据的定论，为构建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努力，孟涛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这本书可以使我们管窥法治量化研究的现状、世界局势、作用，毕竟，理论需要实践的验证，话语体系的构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量化评估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法学研究总是说自己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实证量化研究方法。一些实证量化研究是案例分析，不是评估意义上的研究。案例分析非常必要，能够以小见大，从一滴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但缺乏从宏观上分析发展走势的视角，常囿于具体情境而不能自拔。上述几种方法都是案头分析方法，定性是这些研究的共征，“数”在其中没有什么位置。案头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法学是一门应用实践学科，需要走出去到基层到一线，案头分析显然不能完全掌握世界的真实面貌。

法治量化评估为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们意识到原来研究还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还挺有说服力。国际上早就风行法治量化评估，如国际知名的“全球治理指标”、“世界正义工程”、“世界自由度报告”等。国内量化评估研究自一开始就呈现种类多方法异的局面，以不同的形式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两个决定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量化评估和量化评估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法治评估模型和理论。但如孟涛在书里指出的那样，国际国内的量化评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指标欠科学、理论分析不足等。首先，很多法治指数欠缺概念化这一步，法治的内涵是什么？由于没有对“法治”进行界定，评估的“法治”内涵狭窄或过宽，导致评估的法治内容有争议。第二，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存在遗漏和不协调。如国际上的法治指数往往局限于司法，国内的法治指数容易遗漏权利保障，此外跟不上改革的步伐，缺少非常重要的“党内法规”和“监察监督”评估内容。第三，国内有些法治指数评估的不是“法治”，而是“法治建设”。第四，指数的具体量化存在争议，如指标之间权重分配不均。法治指数评估适用比较和排名，评估的地方越多，数据的利用价值也越高。孟涛的观察和分析确实有一定道理。

现今阶段，量化评估虽然呈燎原之势，但依然是初级阶段，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问题，评估的依据是什么，评估的主体是谁，评估的方法如何区分，评估的结果如何运用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但细想也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在法治领域，实践与理论本来就难舍难分。法治评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是法学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佳路径。法学研究不仅仅在书斋中还需要深入到现实中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日常工作中，有人常说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种把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割裂、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验证理论，而不是凭空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发明理论学说，构建空中楼阁。与传统研究范式不一样，法治评估对中国法学研究而言，是用理论分析世界的一种新视角，不仅要求分析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还需要研究者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思辨能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前者，研究有可能会闭门造车，沉湎于思辨的空间自我陶醉，没有后者，则会泥足于数字沼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单纯强调基础理论研究或强调现实问题研究都不可取，不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长期以来，这两种研究范式势同水火，互相贬低，是法学研究的通病，不打通之间的联系，研究大约也只会原地踏步，低水平重复，是不会进步的。实证经验研究可以赋予我们独特性和创新性，拓展我们研究的时空，理论研究则使我们在逻辑思维的海洋中徜徉，深化我们研究的知识内容。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共同证实或证伪各种“哥德巴赫猜想”。在这个意义上，法学研究的学者们真的需要携手共进，而不是互相鄙视，共同为创新法学研究方法，构建完善的法学学术体系做出努力。可以预见的是，如孟涛这样的新一代学者，他们具有完整的知识训练，辅之以肥沃的田野经验，势必为法学研究带来清新和沐之风。

三、法治评估是依法治国的新抓手

法治评估试图测量法治的状况，改变法治理论的抽象形态，使之变得生动、丰富和可感知。回到世俗层面，“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较为奇特，在日常生活中，“数”非常重要，人们对每一个涉及自己利益的东西都会锱铢必较，越是接近生活层面，越是如此，士大夫阶层表现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外，很难见到中国人在社会治理中有“数”的理念。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认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2020年法治建设五大阶段性目标，即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国家的各项工作法治化。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目标，提出了各种建设的时间表。对各级政府而言，这些要求是一种新的治理维度，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数”是一个特别边缘化的东西。在体系建设方面，中国人从来不甘人后，各种理论体系观点漫天狂舞，但其落地情况却无人问津。我们的干部习惯于定性思维，他们提出各种宏伟目标和体系，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和会议要求的实际效果如何无人关心，即便存在检查和监督，大多也流于形式。于是，在中国真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体系一经提出，目标似乎就已达到，这确实比较荒谬。

法治评估显然能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所裨益。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法规制度设定和安排，形成科学的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完善治理体系方面，可以通过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使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科学，体现人民的意志，避免与宪法相冲突的恶法、劣法出台。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体现的是执行力问题。长期以来，国家的各项建设总体推进较好，但国家治理能力不强、治理活动粗放，善于做大事，精细化不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干大事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现实中民众身边的小事关怀不够不仅与党的执政宗旨不相符合，也是政民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法治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如可以精确度量治理体系落实到位的程度，了解民众对法治建设的需求，发现法治建设中的短板，提出法治建设努力的方向，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法治评估可以使公权力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不再盲目乐观或妄自菲薄。

四、量化评估是年轻学者发挥才能的新天地

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基本要求。走出书斋，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不仅可以丰富法学工作者既定的知识内容，也可以调整固化的知识结构，在实践中，发现新的天地、新的内容、新的实践，得出新的结论。十年来，我们对此有深刻的感受，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学到了很多书本中无法获取的知识，认识了很多色彩各异的人群，工人、农民、法官、律师、公务员、教师……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大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认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单线思维的行列，以一种更全面、更宽容的视角看待这个不完善的世界。年轻学者充满朝气，知识新锐，更应该在实践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丰富自己的知识，淬炼自己的人格，应召国家的呼唤、服务人民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学者可以飞速成长。法治评估报告需要评估者具备很高的写作技能和专业技术，定量和定性都不可或缺。孟涛自己的亲身体会是，定量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数据的展示，文字围绕着数据而展开，判断法治的状况；定性报告的主体内容是文字，不能有太多的个人主观色彩，需要充分介绍评估的背景、资料收集和评估的过程，使得读者接受评估者的观察和结论，保障评估结果的真实性。这是参与过法治评估的人才能得出的直接感受。既要避免陷于定量研究的数字泥淖中难以自拔，也要注意在定性研究中不要无厘头自说自话。

我们的努力与党和国家的法治事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努力是会有回报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朝着这个方向砥砺前行，接力创新，参与对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创建，创新法学研究方法，投身依法治国的洪流，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中国法学界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需要确定新坐标，谋求新作为，年轻学子正逢其时，他们的努力如何，我们的国家法治建设就将如何。

是为序。

田禾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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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王婧 刘欣 陈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