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 | “六稳”“六保”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Original 财经问题研究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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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习近平

《财经问题研究》“中国道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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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纸质版为准

[引用格式]:裴长洪.“六稳”“六保”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2020.

“六稳”“六保”对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100836）

作者简介：

裴长洪(1954 -)，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peichhcass739@163. com

摘要：“六稳”“六保”集中概括了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取向，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都存在辩证逻辑关系。“六稳”“六保”还赋予了高质量发展五方面的新认识：稳就业、保民生将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脱贫扶贫将一直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行进，坚持扩大内需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战略，适度的需求刺激政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措施，草根经济的融入是高质量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当前，保障食品安全与民生、抗疫密切相连，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新契机。

关键词：

“六稳”“六保”；高质量发展；脱贫扶贫；扩大内需；草根经济；地摊经济；疫情常态化防控

“六稳”“六保”是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取向最简明、最集中的概括，赋予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新的含义和内容。“六稳”“六保”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及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然而，中国不能仅仅把“六稳”“六保”看作是2020年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之策，而应当更多地理解和领会“六稳”“六保”所蕴含的经济发展辩证逻辑。“六稳”“六保”蕴含着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认识。

一、“六稳”“六保”与发展思路的辩证关系

“六稳”是2018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工作目标，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1]。随后，“六稳”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2020年，全球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随着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入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新阶段的工作部署即将展开。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初见实效之年，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要求，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制订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不仅企业关心、各级政府关心、社会关心、全国人民翘首以盼，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万众瞩目。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达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新要求、新目标和新任务。

乍看起来，似乎“六稳”“六保”仅仅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情况下，对经济工作采取的被动、暂时的应对之策，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确实，“六稳”“六保”具有当前经济工作所要求的阶段性目标属性，但“六稳”“六保”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长期经济实践经验和新发展理念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一）“六稳”“六保”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延续和延伸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分析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了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实践和新经验^[2]。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本方针，要求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并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3]。自2016年起，中国已经践行这个方针4年，实践证明，这一方针符合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妥善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客观需要。

中国经济工作的“六稳”“六保”目标是针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更接近底线的要求，坚决做到“六保”，是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基本保证。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抓“六保”、促“六稳”是坚持稳中求进、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主要着力点^[4]。从长远看，中国既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发展机遇不容错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需要稳的节奏，又需要进的态势，稳和进要有机结合、协调配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来看，当前中国发展面临诸多难题：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民生建设短板急需补齐，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要想如期完成发展的艰巨任务，既要有“六稳”的要求和努力，又要有“六保”目标的落实，这正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求。这样才能筑牢基础、稳扎稳打，又抢抓历史机遇，重点突破、锐意进取，确保中国各项发展任务圆满完成^[5]。

“六稳”“六保”的工作方针是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的基本依据。面对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困难和挑战，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不跟风、不慌乱，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分清主次、排好先后、统筹安排，使各项工作按计划协调推进。“六稳”“六保”也是中国坚持问题导向的依据。稳中求进是一个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有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才能确保各项工作稳中有进、以进促稳^[6]。“六稳”“六保”更是稳住经济大局的关键领域。在经济工作淡化GDP目标后，企业、政府和经济学研究界都苦于寻找能够反映新发展阶段衡量经济工作主要成效的目标和政策取向，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有新的考核指标^[7]，“六稳”“六保”的提出，虽然不能说是对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替代，但至少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为中国制订和完善更合理、科学的衡量指标提供了最实际、最可能的新方案。

（二）“六稳”“六保”蕴含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

“六稳”“六保”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来考虑、统筹谋划抗疫与发展。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抗疫的科技创新要与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结合，新经济活动中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要适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需要。从协调发展的意义上，“六稳”“六保”更是明确提出了对公共卫生、健康等新产业发展和新供给的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新需求的产业发展和供给方式的新问题。对于绿色发展来说，除了关注生态环境之外，“六稳”“六保”还提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绿色发展问题，如空气质量、食品生产、流通及其供应链的绿色健康问题。“六稳”“六保”中开放的理念不仅提出了抗疫的国际合作问题，而且对于公共卫生产品、健康产品的贸易投资，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路径。“六稳”“六保”中共享的理念不仅提出了病毒无国界和抗疫无国界的共享理念，而且中国率先提出了在中国疫苗研制成功后，疫苗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在“六稳”“六保”的具体内容中，就业和民生被作为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最大、也是最实惠的共享经济产品。

（三）“六稳”“六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紧密相连

为了实现“六保”，许多措施的着力点都放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例如，在加大“六稳”力度所采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放开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消除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投资的限制，拓宽民企投资渠道。同时，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理顺政府、企业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在保市场主体和经济基本盘中，将重点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积极推进家电、汽车等更新置换和回收处理，顺势而为，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加快发展、完善提升。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撬动牵引作用，加快推进短板领域的建设。抓好援企、稳企的政策落实，重点落实减税降费等各项政策，降低政府性融资担保费率，扩大担保的覆盖面，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引导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

（四）“六稳”“六保”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分明确的是，“六稳”“六保”的最大动力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六稳”“六保”中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筹办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中西部增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8]。

具体来说，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工作内容包括：要求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工作内容包括：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的工作内容包括：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聚焦主营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工作内容包括：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限期完成清偿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款项的任务。

在扩大开放方面，最重大的举措就是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这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二、“六稳”“六保”赋予高质量发展的新认识

从“六稳”“六保”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中，可以得到关于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新认识。

（一）稳就业、保民生将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六稳”“六保”的目标任务和政策导向中，稳就业、保民生不仅是当前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矛盾，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最重要取向。从指导思想上看，就业和民生关乎是否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中国当前的实际生活中看，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2020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满足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的就业要求，不仅将拉动消费和投资，保住市场主体和经济基本盘，而且能够稳定基本民生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长远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居民可支配年均收入是30 733元（包括城乡居民户），折成月收入是2 561元。城乡居民户收入水按五等分，收入最低的20%人群，家庭人均月收入只有615元；收入次低的20%，平均也只有1 315元。两者相加占到全国居民家庭数的40%。这些家庭的成员一般偏多，意味着这40%的家庭总人口超过40%，约有6亿人。在全国仍然有6亿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 000元左右，这些人群无法承受失业、就业不足或长期没有工作收入的压力。而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将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艰巨任务，必将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具体指标，更加突显就业和民生问题在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一方面是防止出现有GDP增长速度，但没有或较少就业的现象，如价格上涨、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循环的泡沫，也能带来增加值和GDP，但却不能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家在引导将注意力放在就业目标和民生问题上。当然，不提经济增长速度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增长速度。从经济学逻辑上推导，增长速度可以包含在就业指标中。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1%，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 352万，调查失业率为5.3%以下。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6%左右、登记失业率5.5%，按照投入产出法及GDP的就业弹性推算，如果实现900万人以上的新增就业目标，经济增速就可达到4.1%以上，如果要达到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新增就业就将达到970万左右，经济增速就可能达到4.4%以上。

（二）脱贫扶贫将一直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行进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薄弱的短板，是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最突出的环节，抓住脱贫攻坚战的牛鼻子，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指标的需要，而且与改善就业民生、振兴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民收入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目标都有密切联系。这既是纲举目张的重要举措，也是将来长久不懈的努力方向。202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目标是按照现行人均年收入4 000元来衡量的，从动态发展来看，这个指标必然被不断刷新。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 733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21元，比上年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 380元。按照脱贫标准4 000元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21元对比，收入比是1：4；按照脱贫标准4 000元与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7 380元对比，收入比是1：1.8。如果“十四五”期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都保持年均递增5%（扣除价格因素），那么这两个收入指标将增长为20 447元和9 890元，即便只保持原有的收入比不变，中国的脱贫标准也将提高到5 112元和 5 494元。否则，原有的脱贫成果就将丧失或打了折扣，因而脱贫标准只能提高，而且最好是高于原有的收入比，才能证明中国的扶贫和脱贫在继续进步。可见，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伴随扶贫脱贫事业的同步进行。

（三）坚持扩大内需将继续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战略

由于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全球贸易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当前的“六稳”“六保”工作必须在立足内需的基础上稳外需。而从长远考虑，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是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战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坚持扩大内需的策略具有经验事实依据。2013年以来，按照需求支出法计算，中国商品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有些年份处于负贡献状态；而按照收入法计算，2018年，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折算的增加值也仅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10%左右，也就是说，外贸出口最多只能影响中国工业增长的1/10。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经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对进出口贸易显著依赖的状态，早已经丢掉了西方经济学家给中国戴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帽子。因此，中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有现实的经验可循，也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消费需求的回旋空间。

1.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扩大内需的一个现实途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由于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的缘故，以及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等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就已出现调整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一问题更加突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国对美国芯片的需求具有较强刚性，凸显中国生产、研发与消费需求的高度不一致。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中国半导体行业产业链的安全指数为0.60左右。2019年初，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中国半导体行业产业链安全水平快速下降至0.28的历史低点，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半导体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再次受到较大冲击。此外，在不少行业中，中国都面临上游产业、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瓶颈和供应链问题。因此，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容回避的问题。为此，要编制关键技术产业发展路线图，聚焦核心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卡脖子”环节，实施前沿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创新产学研政的合作新机制，建立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合作新体系。同时，要在落实安排项目中切实解决投融资问题，加快推进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

2.“两新一重”是扩大内需的题中之义

在为稳投资、保经济基本盘所推出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及重大交通水利工程建设（即“两新一重”）是扩大内需的题中之义。以推进“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建设为目标的新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投资拉动作用，而且对于拓展就业新空间，促进就业和延揽人才，加大重点区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更具有明显意义。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抓住“新基建”机遇，推动5G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城市消费。

交通工程建设不仅要注重“建设”，更要注重“营运”。应加快剩余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实现通客车，巩固已通客车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通客车目标，优化旅客换乘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联程运输服务水平，切实改善旅客出行体验。鼓励地方加强创新，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信息开放共享、管理协同、安检流程优化、票务服务一体化，提升票务服务水平。推进交通运输跨业融合，培育新消费。发挥交通运输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和特点，推动交通运输“上下游、左右向”产业融合联动，提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行业应用和发展水平，为新消费提供支撑。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体育产业融合，推进交通运输与信息产业融合，推进交通运输绿色消费发展。

3.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将成为新兴产业

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防疫物资、远程办公用品及与公共医疗卫生有关产品是中国新的内需，同时也是新外需，这将成为新兴产业，也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新路径，更是扩大内需的新趋势。一方面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产业的投资，使有关供给能够满足需求；另一方面要解决公共场所，包括生产、流通领域等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要在公共场所阻断病毒的传播，最好的办法就是保障公共场合的“阳光、空气、水”，即公共场合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水源清洁。因此，各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采取“清洁生产”方式，这将产生大规模的生产设施改造和提升的需求。

4.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基础条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2020年一季度，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561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下降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691元，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 641元，实际下降4.7%。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更没有增长。扩大内需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解决居民收入和消费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问题。增加居民收入需要一个过程，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因而要创新解决消费问题的渠道。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救助民众并刺激消费。例如，美国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5 600亿美元以现金的方式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 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2020年4月中旬，日本决定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补贴。6月中旬，香港也开始给18岁以上居民每人派发1万元港币。这些措施值得中国借鉴。在中国，可以重点考虑以消费券并结合少量现金补贴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补贴，进一步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有效发挥保民生与稳消费的双重作用。

从长远看，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基本途径当然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充分就业，但收入分配问题也不可忽略。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但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平均只有30 733元人民币，约占前者的43%左右，也就是说，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收入占据57%左右，三者收入分配比例是否很恰当，需要研究和思考。当然，改善这个比例关系的重点是做大居民收入增量，特别是6亿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 000元左右这个群体的收入增量，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做减法上。但是，恰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援助和补贴措施，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生产制造企业让利等措施也是改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的有益补充，需要长期坚持并总结完善。

（四）适度的需求刺激政策将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必要措施

在2020年应对疫情冲击中，中国出台了财政、货币等刺激政策。但是，对比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刺激政策力度来看，中国的需求侧扩大措施相当克制并留有较大的余地，这为应对新的挑战预留了回旋空间。各级政府和企业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但在坚持以改革开放激发内生动力为主要着力点的取向中，中国从来都不排除适度扩大需求的政策选项。

扩大需求的政策要适度，不能片面地以房地产刺激经济，要严控过剩产能、继续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坚持以补短板为导向、以促新动能发展为重点、以有发展潜力的具体项目为抓手，与中期结构性调整相契合，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相一致。以加大“六稳”“六保”为总目标，就完全可以使需求扩张性政策趋利避害，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需要总结需求侧管理常态化的有效经验和应用场景，以适应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需求管理的基本操作经验概括起来说主要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的组合及其效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依赖其精准性、协调性，而精准性、协调性则来源于信息是否对称；投资政策的效率则来源于能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项目投资更多获得权益性投资，而非财务性融资。因此，在扩大内需中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增加创业担保贷款，既是当前“六稳”“六保”的需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长期需要。

（五）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高、大、上的产业，也需要草根经济广泛融入

毫无疑问，国家将继续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大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投资布局，提高制造环节的投资力度，解决国内代工产能不足、晶圆制造技术落后和存储器生产工艺落后等问题。中国可以通过推进半导体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的跨境投资和并购，提高资源获取效率，通过人才吸引和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提高核心部件及原材料的国产化率，进而补齐国内产业链短板。同时，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应当有更多的人参与。不应当仅仅是大企业、大资本经营的事情，应当也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小本经营的事情。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天新增注册企业1万多个，这些企业不完全包括个体工商户。在新增市场主体之外，新增个体工商户当不在少数。尽管新增企业数并非都是生存下来的净增量，但不断创造的市场主体就意味着能够不断创造就业。增量很重要，不断创造新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会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六保”中的“保市场主体”，以及李克强总理所说的“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指的就是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城市中的地摊经济及各类个体工商户，都具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特点，对于恢复就业十分有效，特别是对恢复就业困难人员的生计，提高经济活跃度不容忽视。易于失业的人群也是承受不起失业后果的人群，同时也是比较难以找到维持生计工作的人群，需要依靠进入门槛较低的市场活动来帮助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李克强总理强调“地摊经济”和就业的相关性，强调高质量发展也要食“人间烟火”。由此看出，当前“六稳”“六保”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长期需要。高质量发展不仅要重视高、大、上的产业和企业，也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新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更大激发社会创造力。怎样让草根经济融入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认识到，草根经济未必就是落后经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先进经济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先进与否取决于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人。在疫情期间，由于居家隔离，大中小学全面采用远程教学的方式上课，中老年人也学会并适应网上购物，在职员工普遍接入在线办公，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被新冠肺炎疫情所迫，快速适应了数字化的工作和生活。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数字科技成果，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国民基础得到全面提升。这就提供了让草根经济融入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经济技术条件。要善于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在网络信息技术普及运用的条件下，利用企业形态和就业形态的改变，进一步探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路径、新形式，为高质量发展打造最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9]。

三、在保障食品安全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就是基本民生，也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关键。武汉、北京两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源头的场所都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关。这暴露了中国城市农副产品流通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亟须改造提升。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本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根据流行病学专家分析，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的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如何把食品供应链可追溯体系做得更完善，是批发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农副产品市场的卫生工作不只是表面的场地清洁，更关键的是要实现供应链层面的全程可追溯。批发市场必须体现品质担保、品质可追溯、安全监管等中间商责任，而不是简单的场地服务。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的商品需要能够追溯到销售方及进口渠道，包括到岸船舶与港口、离岸国港口与货代、原产地渔场捕捞与加工者，以及直接与间接货运关系等。目前中国不少批发市场仍停留在原始摊商阶段，市场监管还是以收摊位费管理为主，与零售管理相比反而落后。随着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零售业态的现代化管理发展较快，而批发市场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高。更有相当一部分批发市场与传统集市差别不大，商品包装简陋，货物杂乱堆放，摊位细小零散，交易起点很低，缺乏现代批发市场应有的规范与效率。

与发达国家的农渔产品批发市场相比，中国有明显差距。日本、韩国的批发市场实行批发零售分离、商流物流分离、二次批发商代理等运行体制，减少了批发市场的大量人流，节省了资源和空间，避免了道路拥堵。日本还明确禁止在批发市场内的零售行为，日本本土生产的绝大多数农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过程都实行精细化管理。农协将生产者、贩运商组织在一起，形成产销一体化。农渔产品运到批发市场后，不同产品有不同的交易方式，之后将农渔产品出售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将农渔产品分散到销售网点出售给消费者。整个产供销链条信息完整、踪迹可循，有利于查找漏洞和预防防控风险^[10]。

为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提升，方向是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内容是保障供给、食品安全、稳定价格、环境清洁、绿色物流。保障供给指的是批发市场的集散能力，特别是要具备稳定的供货渠道和高效的组织协调，要形成上下游相衔接的完整链条，做到有场有市。食品安全包括建立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推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建立健全质量检测体系等。稳定价格就是要有市场调控措施，保障“菜篮子”价格相对稳定。环境清洁、绿色物流包括推进净菜进城、垃圾无害化处理、使用新能源运输工具等措施。应在大城市中改造或新建一些标杆性的大型批发市场，新建市场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标杆市场应在推进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标准化、产品溯源、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同时还要起到大城市应急保障作用。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不仅涉及市场本身，还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要求提升制作和管理水平。净菜上市就需要从产地做起，从农民的田间做起，这样才能确保进城的蔬菜干净。运输过程要有冷链保鲜，车辆到了批发市场有冷库，交易大厅使用冷气设备，调控温度，从而确保蔬菜不腐烂。形成一批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科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化市场。

依靠网络信息技术达到批发市场“智能化”是重要的技术基础和管理手段。目前，阿里、京东等信息化平台已经开始了对商户的赋能，如何使这些平台企业更有效地对广大个体商贩进行赋能，提高与商户的对接效率，是影响批发市场未来智能化发展的关键。个地方政府要重视以信息化平台为纽带聚集各类摊商的市场交易形式，支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各类市场通过数字化改造使流通新技术赋能传统流通组织，不断创新批发交易监管方式，推动“互联网+流通”全面升级。在此基础上，发展电子支付，应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和存储市场内的交易数据、销售数据、客流数据、菜价数据、商户数据、活动数据等，达到食品安全追溯和商户交易体验的目的，为生产部门和政府管理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020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生鲜农产品流通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破解生鲜农产品流通行业突出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即坚持生鲜农产品流通收加储运销一体化建设的目标，加快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着力强化流通链条薄弱环节，特别是“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确保整个链条环环相扣、节节过硬。例如，在产区流通初始环节，重点加强对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等设施建设用地支持；在销区流通末端环节，重点解决社区菜店、生鲜电商前置仓等零售配送终端网点用房问题。切实解决生鲜农产品流通领域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生鲜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改造提升，不仅可以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资计划，而且也可以成为吸引民间投资的地产经营项目，采取国有资本引导，民间投资为主体的股权投资项目，从而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行动中促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