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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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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现已退休。
"真相"背后是无知
作者:顾土
网民最爱看什么?历史真相是其一。
打开手机看微信,什么点击率、转发率最高?也是历史真相。
真相、真相,哪里都在说历史真相。一见是真相,所有的眼睛都会刷地瞧过去,然后再莫名其妙地亢奋一番。
我很怀疑历史真相是否已经构成一种产业,写手也成了职业。只是,历史真相做到了这个规模,恐怕就无真相可言了,有的只是宣泄,是为自己某个铁打的观点站站台,打打对立面的脸。说好听了,是满足一批人的精神寄托;说难听了,可能就是为了虚晃一枪,掩盖真相。
看了很多的“真相”,我总结出来一条:因为无知,所以有了这些“真相”。无知的知,包括知识储备、逻辑思维、认知常识。
拆城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恰好手头有个现成的例子,是多位朋友从微信转发过来的,也称真相。一看,标题挺扎眼:北京城墙究竟是谁下令拆了?这篇东西,网上流传很广。
细细一读,素材来源于一家报纸几年前对孔庆普的采访。据他回忆说,下令的其实是刘。被微信转发时意思就是:责任在刘。
孔庆普,何许人也?
据介绍,他1928年出生,1945考入北京大学土木系,1952年初,到清华大学结构系插班三年级学习,1953年毕业,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在北京市政局工作了48年,69岁退休。他历任工程队队长、工区主任、市政工程处总工程师、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市政处顾问。从1950年7月,他担当起桥梁、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的管理与维修工作。
这样的学历、专业、经历,对拆除北京城墙的往事有没有回忆的资格?当然有!
从孔庆普对记者采访的回答看,我相信这位老人的记忆。但转发微信的朋友却一个劲地问:真的?不是真的?我只能回答,既是真的,也不都是真的!是真的,是他的亲身经历,不一定是真的,是他听说的。
想想看,1928年出生的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多大岁数?也就二十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子在那个年代能担任多大职务?不过就是做些具体工作而已。一个低级别的、干具体差事的人,能参与什么核心会议?能见到多高职务的人?
就算那时很平等,老孔同志又特能,见个领导挺容易,有资格参加各类会议,但在他的回忆里面,又是中央,又是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彭真,又是吴晗、梁思成,究竟哪个是亲眼,哪个是听说,哪个是转述,哪个是后来看了别人的回忆后储存进自己脑库的?
即使他说的都是真的,即使他有私人记录,也是孤证。在孤证之外,如果想探明真相,就要阅读其他人的回忆和专家的研究成果,相互比较。还有就是查询原始记录,不是私人的那种。原始记录会归档,这就是档案。没有这些档案作证,孔庆普的回忆只是一说。
依据一个人的说法,就称真相,呵呵,不合适吧!
孔庆普的回忆,也是现在很多老人回忆的典型特征。因为别人都走了,剩下的人就成了懒得阅读、但又特想知道的人追寻的目标。而一个老人,非让他言之有据,话必有出处,也是强人所难。他只能一勺烩,将自己的所知所闻,都作为记忆讲了出来。对孔庆普而言,不能苛求,但对记者,对编者,或对观众、读者来说,就不能照单全收。这是常识!
话说回来,孔庆普的记忆,说是刘下的令。有没有依据和道理?我的回答是,确实有。刘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很多事都是他出头、他负责。
但别忘了,下令或是让,与决策、决定,并不见得是同一人。
打个简单比方。副乡长出面下令拆我家房子,因为他在政府里主管建设,带人来拆的是村长,而拆房子又是乡党委、乡政府的决定。你说主要责任在谁?
遗憾的是,老孔同志可能读过毛著又忘了,编创这种真相的人大概根本没读过毛著。而我读过,还记住了。那可是个举国学毛著的年代哦!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这样一篇。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毛主席讲话,时间在8月12日,收入毛选时叫《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讲话牵涉到一些人和事,所以印象深刻。里面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是怎么来的。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
就这么简单!
想一想,确实是,拆城墙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在首都,刘敢擅自做主?为什么有人不同意、有人激烈反对,都不管用?我看,毛主席讲得很明白。
历史的底色,千万不能忘记
还有,很多人如今讨论拆城墙,用的都是当今的审视眼光,只会从民族、文化、文物这些层面考虑,其实,越说越远离时代的大背景,忘记了那是一个什么时代。
阶级的思想贯穿一切,是那个时代的底色;砸烂万恶的旧世界、迎接崭新的新世界,是那个时代的底蕴;阶级斗争、阶级革命、阶级政权、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有一篇文章说,拆城墙那是时势使然,我同意这个说法。不仅有城市建设的原因,更有政治意识的导向。拆城墙、拆牌楼,民国就有,是交通需要。而五十年代以及之后的拆除都有政治因素,可谓势不可挡。
在一个狂飙突进的革命时代,在一个不断掀起革命和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在一个急于荡涤旧时代污泥浊水的时代。旧城墙算得了什么?
政治因素,有时候不一定非表现在文字里,而更多的是在意识里,全社会都不缺。
拆城墙这种事,今天所有人都在嚷嚷可惜、不应该,可在五十年代,人们正经受阶级思想的洗礼,人人正迫不及待地洗心革面,可谓高歌猛进,多数人与少数具有专业知识和文化情怀的人看问题未必一致。五十年代不拆,估计六十年代也逃不过去,否则,怎么叫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刘的“罪状”已是“擢发难数”,小到在延安日吃一只鸡,其中有没有拆城墙这一项?没有!揭发都没见过。因为这连错也算不上!
老孔同志那个年代胆敢提这事,我想,罪名肯定是“妄图掩盖什么什么”,再过几年,碰上批孔,凭他的姓,“孝子贤孙”是少不了的。
人们一说过去的年代,已经不记得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记忆渠道:新闻电影纪录片。在没有电视之前,扛着摄像机的,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不管露天还是电影院,放电影之前,新闻纪录片是必放节目。我国的新闻纪录片,如实记录了各类新闻事件,几乎无一遗漏。
我看过拆牌楼的纪录片,有的牌楼就在我家附近。拆的时候,还没我呢,可纪录片我看了,场面很壮观,也很自豪。画外音是纪录片的思想宗旨,我记得非常清楚,慷慨激昂,说的可不是为了什么城市生活,是别的。谓予不信,不妨再找出当年颐和园、十三陵、故宫里高音喇叭播放的那些解说辞,听听就懂了,不是旅游、文化、传统、文物,那时也没有旅游,传统更多的还是负面内容。按照时代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叫阶级斗争的形象教材更确切!称控诉更恰当!
找点旧书,加几个标题,就是真相?
把当事人的回忆,依照自己的某种观点,打扮一番,说是历史真相,还算靠点谱,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另有一种“真相”,就完全属于无知了。可这样的“真相”,阅读量往往还高得吓人,“在看”数量也很可观。看来,“无知”已经普及到一定程度了。
有一篇东西,叫:“七大真相”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上山下乡”。网上一查,转载不少!
我看微信的时候,阅读量是“十万+”,“在看”是1500多。我当时就挺纳闷,怎么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不是抗战、知识青年也不是慰安妇,大多数人都活着呢,中外研究也已多年,著述不少,居然也需要说明“真相”了。读过之后,不得不为当今的无知与遗忘所震撼。
这篇借以说明“七大真相”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原来是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姑且不说别的,一部早已公开出版的书,其间耗费了如此久的日子,才被熬成“真相”,这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上山下乡至今都没有真相,都不真实,一直到这篇网络文章重新归纳,弄几段摘编,再攒几个标题,就叫“真相”了?才是“真实”的?
你这是打人家原著作者的脸啊,写了书没人看?或者人家看不懂?
你这也是在嘲笑网民啊,书就放在那里,都不知道去了解?是不是从来都不关心?
想想看,这言外嘲讽之意也不能说错。既然平日里连相关的著述都不读,就说明你并不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貌,既然不关心,何必看了篇网文,就如获至宝,好像终于才被告知“真实”,才明白了“真相”!
我从没研究过知青问题,只是因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赶了个末尾,所以还读了几部书。书柜里随手一翻,除了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外,还有这些: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史》,全书分上下两卷“初澜”(1953—1968年)“大潮”(1966——1980年),此书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
东方出版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译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者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还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上下两卷《生命中的兵团》,详尽、生动记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来龙去脉。
这些著述,有的已经出版20来年了,写得都不弱,见解独到,从中都可以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假如有兴趣掌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这是基本阅读。
如果实在很懒,不想多阅读,不妨上网点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百度百科里就有相关文字,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分析也算合情合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也有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依据旧闻重新编创的网上“真相”,大多是对原有著述和素材的节选、摘录,无不是依照编者的意图再加工。如果真想要了解真相,就去读原著,不读原著,恐怕得到的“真相”多半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是扭转了原著作者本意的。
ABC一概不知,真相从何谈起?
“七大真相”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上山下乡,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真相”?
说多了嫌累,简单举两个。
一个 “真相”叫:“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
呵呵,这也叫真相?这是自己设了个假命题,自己再反驳。逻辑基础知识里就专门分析过这类手法。
设立这种假命题的人不知是不是当年就不读报,不学习?可就是再文盲,当年谁不知道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啊。他们早在文革前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了!都是些报纸的头版人物,还拍成电影,还有戏剧呢。怎么,你没读过郭沫若那首《赞邢燕子》?你不知道毛主席曾在自己生日时宴请十来位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邢燕子和董加耕就坐在他的两侧?连这都忘了,不会吧?
当然,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不会不清楚,文革中,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被彻底政治化的运动。
我们所接受的口号和思想已经是:
“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三大革命中锻炼”
“改造世界观”
“炼一颗红心”
“缩小三大差别”
“反修防修”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扎根一辈子”,
是“忠不忠的试金石”。
这些,无一不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而且已经不再是自愿,不去也要去,不去就没户口、没粮油副食供应了。
那个年代,谁要说是因为城里无法就业、经济困难,才不得不让你去上山下乡,批判你一通算是给你面子的!
有兴趣,各位不妨再去翻翻那时的报纸,找几个当时的“上山下乡”典型读读。看看那个年代的上山下乡,在公开宣传中是什么。
北京13中的陈勇,是当时的典型,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蔡立坚,我们那时耳熟能详。他们的那些事迹,文革前可是出不来的。
上海的金训华,你忘了吗?天津的张勇,你记得不?读读他们的日记,念念他们的豪言壮语,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主流意识,就一清二楚了。
《理想之歌》还能背诵不?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的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集体创作的作品。摘一小段读读:
离别北京的前一天夜晚,
我和战友们来到面对中南海的团城,
深情眺望着彻夜的灯光,
久久倾听着澎湃的涛声,
挥笔写下一行誓言:
“上山下乡彻底革命!”
一个字用八张纸,
从傍晚写到黎明。
有空闲,就请将这首“诗”找来,全文高声朗诵一遍,朗诵过后,你不能不明白,那时上山下乡的教育内容了!
还有一个“真相”叫:实际上山下乡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
哪来的传说?谁传说的?
原来有篇文字里说,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人数是3000万,于是这个“真相”就来一番反驳。
某一篇文字就能说明传说?网络文字千千万,自说自话的多了,能代表什么?凭着一篇文字就自认为没了真相?这样写“真相”,未免来得太容易了吧!
除非你根本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从来不阅读,不查证。
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著述,还有百度百科,只要想了解上山下乡的人数,一查就出来了,没有一处说是三千万。有的说是上千万,有的是两千万,有的是1700万,连《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也只说:1962—1968年,约有120万城市青年下乡,1968—1978年间,12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过去那些孜孜矻矻、埋首写作的人们。他们甘坐冷板凳,查阅大量档案,阅读无数史料,有的还要采访许多当事人,耗时多少个春秋,完成了一点成果,终于出了著述,可发行量不过几千,最多上万,还没什么影响,连个读者来信都看不到,读过的人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而现在,有那么一群人,酒足饭饱,叼着个牙签,顺着自己的意思,随便从书里翻点素材,加几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说成是“真相”,不费吹灰之力,转眼间十万以上的阅读量,还赚取一片叫好声,叫好的人连上网查证都懒得动。这叫什么?
哎,浮躁的年代,只有无知,哪来的什么真相!省省吧!
顾土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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